Author: 虚弱橙
Date: 2026-06-08T07:59:34.459075+00:00

虚弱橙 著

回到肯尼亚

Back to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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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肯尼亚 Back to Kenya

作者：虚弱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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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写作完成于2018年。本电子版首次发布于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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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引用请注明：虚弱橙：《回到肯尼亚 Back to Kenya》，电子版，2026。

自序（2018）

“这就是非洲（This is Africa）”，或早或晚，你总会听到这句话。对现状不满但无能为力，你能做的只有降低期望，摊开手耸耸肩。

这是一本关于非洲的书，真实记录了我在肯尼亚几年间的所见所闻。然而，随着我对肯尼亚的了解越来越多，我越来越不敢使用“非洲”这样宏大的字眼——甚至连“肯尼亚”对我而言都显得太大，难以把握。

肯尼亚是非洲的一张名片，每年从世界各地，近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一出机场，在市区高档酒店休息一晚，直奔国家公园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罗毕只是这趟旅程中不可避免的中转站，没有更多旅游价值。内罗毕的机场里，总能看到推着行李车的游客与航站楼合影，作为在非洲的最后留念。这极可能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这片大陆留下的唯一一处“人文影像”。

但另一方面，我发现每个肯尼亚人与整个世界的交往之频繁、联系之密切、受到影响之深远超乎我的想象。

过去的20年里，中国到肯尼亚的游客井喷式增长，成为肯尼亚不可忽视的旅游收入来源。2002年，中国前往肯尼亚的游客仅为2000人。2016年，到达肯尼亚的中国游客已达7万。肯尼亚旅游局设立目标，在2017年吸引10万中国游客。肯尼亚对于中国人早已没有神秘可言。

肯尼亚是前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仍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冷战时期东非地区的前线，肯尼亚与美国也一度关系密切。同时，内罗毕有着联合国唯一设立在南半球的地区总部。西方对于中国在内罗毕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制造舆论，认定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现实中，来肯尼亚的中国人都只是过客，来这里的理由除了旅游，就是打工或者做生意。比起殖民者，他们更像是淘金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有官方媒体在关注非洲，在这一类叙述中，中国总是以国家形象出现，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造福非洲人民。

“新殖民主义”和“援助非洲”，两种叙述中间留出大片空白地带。故事在新闻稿的视线外发生，然后结束。这些未被讲述的故事正是我想达成的“第三种叙述”。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事件也全部真实发生过。虽然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公司都使用了化名，但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写下的他们？如果让他们来写这些故事，又会是怎样？

去肯尼亚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书。毕竟，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写成一本书的经历和想法。但后来我发现，这么多中国人在非洲，居然没有一部对得起他们的作品，这是一种遗憾。中国对于非洲从来是没有叙事权的，当今关于非洲所有好的作品和研究都用英语写成。中国游客、商人、工程队涌入非洲，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非洲普遍不感兴趣，大学里东非研究是冷门中的冷门。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肯尼亚，开始理解真实的非洲。

这不是一本关于在肯尼亚的中国人的书。在各种叙述中，真正被忽视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许多长年生活在肯尼亚的中国人对这个国家历史和政治缺乏基本了解，不断向新来者灌输各种偏见。在各类见解中，充满语言暴力的简单偏见最容易传播，这是人性中悲哀的一面。书中的中国人形象，我力求真实。从我的视角出发，形象有好有坏，一定会有片面之处，但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这本书以外，会有蓬勃向上的生活。写到我的肯尼亚朋友时，我却总怕自己写得太过轻浮。

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想起文森特。他几次央求我带他来中国。我给他分析了一个不会说中文的非洲黑人在中国的黯淡前景。况且我在广州那边也没有“路子”，不知道怎么把人带来中国。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三年前我走了，他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三年过去，他穿着一样的衣服，清扫一样的地面，没有积蓄，但项目就要完工，他很快就连这样的地都没得扫了。他苦笑道，还能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为了生存而挣扎，我从未体验过。我可以借给他一些钱，可那又有什么用呢？最后，我把我的旧手机送给了他，我把系统设成英文，在上面装好了学习中文的app，下载好了离线课程——数据流量包对他而言太贵了。我们绕着工地走了一圈，我给他讲解了手机的基本用法。这是他第一次用智能手机，欣喜溢于言表。我知道这对于他的生存状况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只是让我在良心上更好过一些。他也心知肚明，没有人用手机app学会中文。

我们用他的新手机自拍了一张合影——他拍照时笑得很开心。然后我看着他远去。我坐上飞机就可以离开这一切，而我的朋友们却仍需要在其中挣扎。我的善意和友好是真实的，但它们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害怕他们的故事经我叙说，变成异域，变成猎奇，变成消费。现实中它们太过沉重。那种毫无出路的绝望我未曾体验过，也无法形诸文字。回国半年后，我试图打电话给文森特。他的两个手机号都停机了。半个月后再打，仍然停机。我本来想去问其他朋友，但终究作罢，选择不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做一只生活的鸵鸟。

这本书，献给他。

致谢

感谢书中所有的人，

他们的生活铸造了这本书。

感谢我的父母，

没有他们的极力支持，就没有这本书。

希望有一天，我能学到他们身上所有的良善。

第一部：工地

1. 面具

我猜想下方已是非洲大陆。

陆地和海洋在黑夜中没有边界，一切关于非洲的想象都被蔓延无边的黑所取代。机舱内的气压虚拟出2600米的海拔高度，把乘客安放在昏沉的睡梦之中。同款的喷气式客机可以降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现代航空高效、可靠，它冷漠地昭告：地球上早已不存在留待探索的角落。

乘客在非洲之梦中醒来，停机坪上的指示灯像是星空的倒影。我随着人群走下舷梯，走进一个巨大的帐篷。灯光很亮，却没能穿透黑暗，帐篷布的本色不可确知。比起航站楼，这里更像一个好莱坞摄影棚，布景是19世纪洛杉矶国际轮船码头的海关。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深褐色的漆面剥落。边检官坐在桌子后，睡眼惺忪。一叠叠入境表四处堆放，作为营造氛围的道具。

边检官问我此行目的，我说旅游，签证有效，不应该有任何麻烦。他对着我护照上肯尼亚签证页端详许久，清晰可辨。他翻回个人信息页，又定格了十秒钟，接着便开始一页页翻看我护照上几十个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再开口问我问题。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逐页翻看我护照的边检官。虽然我还没搞清楚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但主动开口显得可疑。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二十美元钞票，对折两次，夹在手心，握手时不动声色，不会被旁人看见。沉默持续了两分钟。他翻回肯尼亚签证那一页，“咔嗒”一下盖了章，又拿起圆珠笔在入境章上签了字，笔迹千回百转。我松开口袋那张二十美元，伸出手接过护照。

进入帐篷这半边，就算正式进入肯尼亚。大大小小的托运行李围成几堆，每堆中间插着一块牌子，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航班号。三个海关检查员正在聊天，对我的行李没有展现出任何兴趣，却突然停止了对话，拦下我后面的人。走出帐篷，唯一的指示是人流的方向。机场的围墙上装着电网，我第一次看到机场的边界。行李箱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就是噩梦。走出大铁门，我脱离了机场的庇护。

国际机场是一个国家精心设计的面具，是对于效率和秩序的理解和想象。虽然昂贵的旅游纪念品不会透露出关于这个国家任何有用的信息，但它们却是外界对此地想象的化身。我此时并不知道，原本的航站楼半个月前毁于一场火灾，临时帐篷取而代之，不得已才显露出这个国家未加修饰、粗粝的一面——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人们想象中的非洲。

但现实中的非洲太大，任何单一的“非洲”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占世界陆地面积五分之一，在世界七大洲中仅次于亚洲；14亿人口，也仅在亚洲之后。这片大陆上有54个国家，2000多种语言。撒哈拉以北非洲诸国从古代就与欧洲往来密切，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也极大，经济也相对发达，只是近年来深陷动乱泥沼。同为非洲，撒哈拉以南部分却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传染病在这里肆虐，儿童死于饥饿，政治独裁，种族屠杀，武装力量相互厮杀。非洲总是以这样的样貌出现在新闻里，仿佛好事从不在非洲发生。如果不是为了看野生动物，没有人想来这里。

有人来接我，但我不知道来人姓甚名谁、怎么联系，也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叫什么、在哪里。在做准备时，我想要问清楚到达肯尼亚之后的联系人，公司告诉我不要担心，到了那里，自然会有人安排好来接我。他们一直都这样接人，肯定没问题。

如果我对“没问题”这三个字理解透彻，我就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安排充满了问题。我应该坚持要公司告诉我当地项目组的联系方式，或者至少把我的手机号转达给他们。一大群当地旅行社的导游举着名牌，堵在铁门口，被机场走出的人流像古代骑兵一样冲开了一个楔形的缺口——这是没有手机的年代人们接机的方式。我左顾右盼，希望看到一个中国面孔举着我的名字。

游客们上了旅行社包车，回乡的肯尼亚人和久违的亲朋拥抱。剩下无人认领的旅客已不多，出租车司机一窝蜂涌上来，僧多粥少。从来没有乘客能赚出租车司机的钱，但他们总要做出老练的样子讨价还价，心理上得到满足，钻进小车里，迅速地去往自己该去的地方。一个小时后，人群散尽。

没有抢到客人的出租车司机轮番过来问我去哪里，我均以“在等朋友接我”为由友善拒绝。一开始，他们视我作鱼肉，但发现我坚定地不坐出租，他们又暂时没有新的生意可做，便试图帮助我，当做等待下一班飞机前的消遣。

“你的朋友还没来接你吗？”一个大叔走过来，和我并排站着。

“没”，我保持警惕，这热心的姿态只是骗我上车的伎俩。

“你打了电话给他吗？”

“我没有他的电话。”

“那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一个建筑项目的工地。我只知道公司的名字，不知道项目叫什么、在哪里”，听上去像个拙劣的借口。

他转身过了马路，跟另外一个大叔交谈一番。黑夜之中辨不清表情，可能是在商量拉客的提成。

“你说你那个公司叫什么？”跟来的大叔问道。

“中国强基。”

“中国什么？”

“China Qiang Ji”

“China what？”

他们用斯瓦希里语细声讨论了一番，我分辨出几个中国公司名称的拼音。随即他们转向我，把刚才讨论的那几家中国公司给我复述，我一一否认。他们又去找来一个更为通晓内罗毕地理的大叔。新来的大叔是个明白人，一听我说起，就表示知道公司总部在市区的某个位置。但我却没办法确认那个地址，何况那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面对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中国人，三位大叔哭笑不得，既帮不上忙又骗不到钱，都回车里睡觉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决定打国际长途给国内的联系人，无法接通。我只好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想办法告诉公司，接我的人没来。不知经过多少中转，这个讯息终于抵达项目经理。他起床去接机同事的宿舍敲门，才发现应该来接机的人睡过头了，还没出发。这一重要情报按照原通路返达我这里时，我正躺在机场围墙外耸起的土包上欣赏我来非洲之后的第一次日出。赤道上，太阳并不显得更大，也没有更红。

大约又等了一个小时，新一波游客从机场门里涌出，又悉数搭上车离开。不断有新来的司机问我去哪里，得知我既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也没法联系接机人时，讪讪走开。日光驱散黑夜最后一丝寒凉，土包上我调整到了一个舒服的躺姿，靠在背包上正欲小憩片刻，突然听见有人用中文问道，喉音沙哑：“欸，是你吧？”

来人一米七的个子，体型瘦削，南方口音，说起话像喉咙里似乎卡了一口痰。“我叫舒翻译。”他领我穿过马路去停车场。他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来晚了。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为什么说自己“叫”翻译。他走到一辆丰田双排皮卡前，示意我到了。司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肯尼亚人，蓝色衬衫整整齐齐扎在西裤里。他走下车来，帮我把行李放进了货斗里。舒翻译和司机用英语交待了几句，加重了我心中的疑问：他的英语口语可以正常交流，但显然够不上翻译的水准。

“听说你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舒翻译问道。

我在国内上的大学，猜不透这问题从何而来。不过，如果我是加州伯克利毕业的，就更不需要派个翻译给我了吧？

“那，你是之后要去伯克利上学？”他难掩失望，但并不死心。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关系只存在于一封拒信上，不知他从何风闻？

我解释道，我之后的确是要去美国，不过是中部的一所大学。他没有听说过，“伯克利”话题到此时就到了头。“舒翻译”似乎没有任何打算解释一下为什么来晚了，或者介绍一下项目，在副驾驶座上闭目养神。

白天卸去了夜晚的神秘。公路两旁多是旷野，杂草丛生，少有田地。旷野上偶有孤零零的铁皮小屋，开一扇窗，挂着成串的香蕉和袋装零食，柜台里放着玻璃瓶汽水。路肩上的行人对飞驰而过的汽车置若罔闻。行路人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绕在手上，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或干脆两手空空，也不背包，没有什么非带不可的东西，却有非去不可的地方。

内罗毕，东非最繁华的城市，在我的认识中几乎是空白。我不知道机场在城市的哪个方位，我们又要去往城市的哪个部分。我的“翻译”仍一言不发——没有什么需要翻译的。比起在机场门外土包上漫无目的的等待，现状相当可靠。

毕业不到两个月，已是幻梦。我记得去公司交护照、办手续、见领导。然后在盛夏酷暑中，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西装去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打疫苗。排在我前面的几个男生要去美国留学读本科。他们穿着校服，谈论着高中生热衷的话题。接待台工作人员问我去哪里，我说肯尼亚，他指指角落的科室。医生左手拔出黄热病疫苗的针筒，丢弃在塑料垃圾桶里，右手拉开冷柜，拿出一盒霍乱胶囊，让我现场服下一粒。“剩下的两颗记得放冰箱，自己看说明书吃。”霍乱高发地区也通常缺少冰箱，这个世界充满反讽。

我想不起来最开始为什么想去肯尼亚。我没去过非洲，知道一些地名，但搞不清这里有多少国家，它们在我看来难以区分。如果有人问我赞比亚或者尼日利亚首都是什么城市，我答不上来。买机票时，我才知道肯尼亚的首都是内罗毕。除了一些不可靠且无用的碎片，我对非洲一无所知。

车一进内院，四面八方冲过来十几条狗，狂吠不止。我在脑海中勾勒我下车之后被失控的狗群践踏撕咬的景象。翻译甩下一句“这里的狗不咬中国人”，下了车，一转眼不知去向。我虽不相信狗能准确识别中国护照，但眼下别无他法只好下车。狗群狂欢起来，又蹦又跳，轮番往我身上爬，外围的狗则在呐喊助威。我怕错误的举动激怒狗群，只好站着不动，任由摆布。一筹莫展之际，我听到身后有人一声令下，狗群稍稍散开，给我让出一条通路。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四十岁，牛仔裤，板寸头。“到了啊。”似问非问。他点燃一支烟，没有再走过来，仍然保持二十步的距离。“你的房间我昨天叫他们准备好了，这边最后一间。”他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继续对话的意思，双手背在身后走开了。他就是项目经理，掌管这里的一切。中国员工叫他庄经理，肯尼亚员工叫他big boss。

房间里，水泥地面上放了两张单人床，别无他物。床架由木条和木板以最简单的方式组合起来，算是纯手工“钉制”。靠里的一张床上铺好了褥子，放了一床跟“赤道”这一概念不相匹配的厚被子。房门和主窗都开向西面的院子，东侧的墙上在南端也开了一扇气窗，下面是一个洗手池，洗手池左边通向一个毛坯卫生间，里面朝东也开了一扇气窗。

我在床上躺下来，木板微微回弹，漫长的旅途也到了终点。空间一旦有了边界，迟早会落入掌控之中。

单薄的铁皮围墙圈定了整个工地的边界，一眼望不到尽头。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但并非密不透风，像是肯尼亚和索马里的国境线。天黑后，所有的中国员工都必须回到生活区，直到第二天天亮。生活区是安保核心区，三米高的金属栏杆上面加装了一圈高压电网，视觉上比起外圈围墙更为通透，但从来没有人逾越这道防护潜入生活区。绕着生活区走一圈用不上两分钟，现在这里面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充满了新鲜感，但一个星期后，我后悔没有探索得慢一些，把新鲜感限量配给未来的一个个漫漫长夜。

探索越多，新鲜越少，曾经也困扰着两百年前登陆东非的欧洲探险家们。他们登陆东非海岸时，这里全是未知，但如今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画在地图上。他们进行的探索越多，可供探索的地方就越少。这里的一切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888年，英国在蒙巴萨成立不列颠东非公司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德国。两方签订协议，以租借的名义，从桑给巴尔苏丹手中，英国得到了现属于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沿海地区，德国获得了现属于坦桑尼亚的部分。但当时通往内陆没有道路，绝大部分属地有名无实，直到1890年，不列颠东非公司修通了从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布西亚的土路，供马车通行。

1895年，不列颠东非公司将行政权移交给英国外务部，英国正式以官方身份接过英属东非。

1896年，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兴建乌干达铁路，全长1700公里，将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连接起来。这条铁路战略意义非凡，英国进一步将实质领地扩展到维多利亚湖沿岸，掌控了尼罗河的源头。

此时的内罗毕只是乌干达铁路线上1899年设立的一处仓库，得名于附近的河流。这里位于乌干达铁路的中点，地处基库尤、坎巴和马赛部落领地的交汇处。自古以来，东非最繁盛的地区总是海港，蒙巴萨、桑给巴尔与阿拉伯世界商贸往来频繁，文化经济发达。内陆放牧部落散居各地，和外界几乎不存在交流。仅仅8年后，英国把首都从蒙巴萨迁至内罗毕，永远地改变了东非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后，内罗毕的人口爆炸式增长：1948年11万，1969年51万，1989年132万。2009年人口普查时，内罗毕的人口已达313万。2017年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内罗毕已有400万人口。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有着来自每一个部落的肯尼亚人。

办公室里空空如也，大家都去了工地。墙面、地面和天花板都是同样的白色工程塑料板，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最终被拆除的命运。同样用工程塑料板搭起来的还有餐厅。

午饭时分，圆桌中心的转盘上放着九个餐盒，里面都配好了三种菜。每个人进来后，从转盘上取下自己的餐盒，再从一旁柜子上的框里拿出自己的碗筷，在水龙头下冲一下，再从电饭煲里盛饭，坐回桌边。

桌子从来没有坐满过，人们来了闷头就吃，吃完就走。我还没有专属的餐盒。庄经理从桌上取下一盒菜给我，说那人今天去城里办事了。他随即又嘱咐旁边一个小伙子从库房里拿个新的餐盒，让厨房以后多备一份菜。庄经理只吃了几口菜就放下碗筷走了。陆续进来的人都知道我是新来的小橙，但他们都没有做自我介绍的意思。伴随着几句有去无回、出于礼貌的对话，他们风卷残云地吃完饭，迅速离开了。

五点下工，六点晚饭，所以一桌终于坐齐了人。我认不出自己的餐盒，也还没建立起专属碗筷。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大家似乎稍有了些闲聊的雅兴，但我仍旧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庄经理也没有做任何介绍的意思。初来乍到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有意为之，以此观察我的行为，判断我的性格。后来我注意到，几乎在所有场合下，只要有宾客在席，庄经理都会向他们一一介绍。如果年纪较长的员工到来，庄经理也会借吃饭大家都到齐的时候，向新来者简要介绍成员。唯独在年轻的新员工初来时，庄经理只是分配个饭盒。

庄经理带了一条叫“啦啦”的狗进来，其他狗都只能守在门口，没有权利进来。大家一边吃饭，一边把骨头丢在地上给啦啦吃，有人扔的骨头没有被它看上，便从餐盒里挑出一块肉，苦口婆心地劝它来吃。庄经理仍然没吃多少饭菜，把餐盒里的两大块肉夹出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

一瞬间，门外埋伏的狗群涌入，开始争抢地上散落的骨头。刚才还沉默寡语的一桌人，突然打开了话匣子，谈论每条狗的健康、食欲和智商。他们用筷子夹起骨头，抛向空中，这条狗接住了，那条狗没有接住。这样的关于狗群的狂欢在过去的每一天都曾重复，并将在未来每一天重复下去，多数时候，狗是大家聚在一起吃晚饭时唯一被谈论的话题。

生活区永远没有变化，昨日如是，今日如是，明日如是。发生在其中的生活也是这样日复一日。整个区域是个正方形，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排房子，围出内院，做出一大片草坪，边缘种了一些矮小的灌木，让这个区域显得不因其临时存在而全是敷衍。坐东朝西的院内唯一真正的房子，是项目组中国员工宿舍，项目完工之后，生活区里只有它会被保留，改作办公室。

这排砖房南端有三间在顶上加盖了一层，最南端一间是大会议室，另外两间是复式的“套房”。庄经理住其中一间，一楼办公起居，二楼卧室。另一间上房通常空着，有重要的访客就会安排在这一间。这两间上房简单装修过，铺了地砖，配了一些像样的家具。其余房间的格局和布置都和我的房间一模一样，水泥地。项目副经理柳经理单独一间，现场总工程师谭工单独一间，这两间里只用放一张床，空间上有所余裕，可以多摆一张简易的木桌。其余的房间都放了两张单人床，我因为正好是新来的还没有人拼房，可以暂时独享一间。还有一个极少说话、甚至对逗狗都没有展现出任何兴趣的女孩子，是另外一个条件更为艰苦的肯尼亚偏远地区项目组员工的家属，借住在我们这里。庄经理派一些简单的事情给她做，把在生活区工作的肯尼亚人给她管，但她不会说英语，沟通起来也颇费周章。项目上目前只有她一个女生，也独享一间。

北面那排工程塑料板房中央是厨房，以此为分界，往西是两间连通的食堂，摆着标准的长桌和条椅，塑料墙上挂着一个液晶电视，永远逃不出中央电视台那几个向全世界卫星转播的频道。这里是所有的中国工长吃饭的地方。厨房把当日的菜分装在一个个不锈钢大碗里，放在进门处墙边的长木头桌子上。厨房东侧是两个小包间，各放一张圆桌，里头那间要从外间的门进入。

外包间就是项目组员工和狗群每天吃饭的地方，内包间在节庆内部聚餐时偶尔会被启用，但它主要的功用是接待贵客来宾。两旁的柜子里放了闲置的碗筷，备好了各种颜色的酒，还有一个冰箱，平日用来存放水果。内间在角落里专门做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算是预见这里酒席之猛烈。厨师在这排塑料板房的东北角住一个单间，与内间餐厅一板之隔。如此设置的原因是激烈的酒席通常最后需要一碗清汤面之类温和养胃的食物来收尾，方便召唤厨师。

坐西朝东的塑料板房是中国工长宿舍。上下铺，六人一间，取决于人员流动情况，可多可少。临时的工作、临时的居所、临时的舍友，但工长们抱怨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钱。工长宿舍和对面项目组的宿舍隔开草坪和小半个篮球场，充足的距离避免紧张和焦虑。两边的人走向各自吃饭的地方路线不用交叉。工长的人数已足够形成江湖，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只要按时上工、按时完成进度，庄经理对工长之间的纠葛一概只闻不问。

南侧的一排塑料板房是办公室，门朝南开，但与其他三排房子并没有形成合围，而是在东头留开一个供人车出入的路口。最东面一间小办公室放了两张桌子，第二间就是大办公室，除了庄经理，项目组员工都在此间办公。这两间是相通的，一大一小，不知初衷为何。隔板上朝着大办公室这一面贴着项目主体建筑设计图，旁边一张巨幅的工程进度计划表上密密麻麻写着极小的字，都是我看不懂的工程术语。进度表上方挂了一面钟，指针一动不动。挂钟正下方放着一台商用打印一体机，大半个人那么高，是这个办公室里值钱的东西。

大办公室再往西的一间原本是空着的，后来项目组不断来新人，大办公室无法容纳，柳经理就搬过来，这里也就变成副经理室。再朝西一间是秘书室，供养着一个上班专注于烧热水、泡咖啡、看小说的本地秘书潘琪。没有人知道她的正经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秘书室的隔壁是小会议室，墙上挂着公司领导和肯尼亚总统的握手合影，每周一晚上项目组在这里开例会。会议室隔壁就是庄经理的办公室，以塑料板房的标准而言，堪称“豪华”，但只是简单放了一张实木办公桌、一排实木书架、一把真皮转椅和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之外，没有任何铺张之处。庄经理办公室隔壁是库房，堆放着所有生活和办公物资，多出来的桌椅。像所有的仓库一样，这里头还有各种匪夷所思、不知来由的闲置物品。

最西端是常年散发着尿骚味的厕所。厕所里贴满了A4纸，上面用中英文提醒人们便后冲水。其他三面的围墙和房子之间的间隔就只有两三米，串上几根塑料绳，用来晾衣服。工长宿舍后面靠近办公室的一端是狗笼子。庄经理的啦啦享有自由的特权，三条小狗不足以对人造成威胁，剩下的狗白天都要关在这里。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交朋友却出乎意料之难。舒翻译在得知我并非传言中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生之后，对我的兴趣锐减。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交流。晚上大把的时间，每个人都对着自己的电脑屏幕消磨时间。

第四天，庄经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想做什么。我对工地上的事情一无所知，一开始我听大家互相称呼“某工”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在说“某公”，想不透工地上何来古雅之风。我问庄经理，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做什么。

他点起一支香烟，缓缓吐出心里早就想好了两个选项：跟着舒翻译学工程采购，或者跟着黎尧学当地工人人事。这一下子工地上我不明白的事情又多了一项：为什么翻译兼做采购？但转念一想也算合理，翻译英语好，和当地的供应商沟通方便。

比起舒翻译，黎尧看起来容易相处一些。再来，我大学学了那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总希望多和人打交道。谈话简短，两分钟就结束了。从经理室出来，我还不知道这里将成为我的第一个“田野”，更没有想过未来，我会写一本关于肯尼亚的书。

办公室前竖了一根旗杆，每天早晚升降国旗，但不奏国歌，也无仪式。入夜，我蹲坐在旗杆的水泥底座上，仰靠着冷冰冰的不锈钢。夜空底色黑得深邃，工地的边界却比白天明晰，高耸的探照灯绕着围墙，像孤立的岛屿外围的灯塔。光亮之外，是沉默的礁石和低语的海浪。

2. 回到非洲

三堵泥墙围出方寸之地，屋顶厚厚的茅草遮风避雨，也挡住了光线。四张旧木桌在黑暗之中辨不清本色，桌腿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八张狭窄的长凳，吃饭的人与其说是坐在上面，更像是半蹲着。老板娘往灶里不断添加碎柴，深不可测的炖锅中发出咕咚咕咚的沸腾声。

泥屋里的食客舀起盘中稀稀啦啦的汤汁，用手掰碎乌噶里（ugali），一同送进嘴里。没有人说话，全都紧盯我的一举一动。工地开工之后，对面的村子兴起了十几家这样的简易饭馆，每天中午，工地上的肯尼亚工人就涌向这里填饱肚子。几个工人认出我，避开目光，低下头去窃窃私语。

老板娘给我端上来一盘同样的菜汤。我用勺子搅了搅，几种豆子、卷心菜、土豆以及只留下蜷曲外皮的番茄。“马嘟嘟（madudu）。强壮的食物，让你有力气干活”，文森特告诉我这种食物的斯瓦希里语名字。食材没有任何惊喜，世界任何一个超市里都能买到，没有一样原产自非洲。真正填饱肚子的是乌噶里，玉米面放进沸水里搅拌至凝结固化，用碗挖出来倒扣在盘中，寡淡无味，只是纯粹的能量。我习惯了靠肉菜填饱肚子，米饭只是作为点缀。这下子刚吃了半块乌噶里就已经耗尽了我的马嘟嘟，干渴难忍、口中无味，再也吃不下去。“你必须得吃完这些乌噶里。外面还有这么多人在挨饿。”文森特说的外面不是遥远的世界角落，而就在这泥屋外面的村子里。

他拿起桌上的塑料储水罐，倒了一杯水，把水罐推到我面前，但我不喝肯尼亚的生水。我问文森特“我已经吃饱了”的斯瓦希里语怎么说。“宁马息巴马嘟嘟。”其他桌的工人听到都笑了起来。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发音稍有偏差，在俚语中就是“我怀孕了豆子”的意思。这场误会不仅恢复了餐馆里大声谈笑的氛围，也让我顺利摆脱盘子里剩下的乌噶里。

回去的路上，我们穿过另一片村落。为了感谢我刚才付的80先令饭钱，文森特决定请我吃橙子。老板从铁皮屋子小窗里递出两个橙子和一把小刀。橙子很酸，纤维坚韧，我嚼不动，只能吮吸。我们把橙子皮扔在地上，引来一旁正在啃食垃圾的羊。老板收回小刀，在衣角上擦拭一番。

离下午开工还有半个钟头，土包上有工人正躺在树荫底下睡午觉。尽管这几个村子就在工地对面，这却是我第一次走出工地大围墙的探险——平日我都是坐公司的车进出。路边有个穿花衬衫的人蹲着，三四个人正围着他低语，然后穿衬衫的人转身走进身后一扇门里，取出一个黑色塑料袋。我问文森特那是什么，他没有回答。

“大麻。”走远之后他告诉我。在肯尼亚贩卖大麻属于犯罪，吸食大麻也违法，但和许多国家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肯尼亚政府对大麻采取放任态度，不需要地下交易。另一方面，尽管有一批中间商大批量采购和供应大麻原叶，但独立的种植户仍可以方便地就地生产销售，因此大麻的价格极为低廉，一支卷好的普通品质的大麻烟只需要10到20先令，低收入体力劳动者也可以通过吸食大麻来获得精神上临时的解脱。在肯尼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与烟草和酒精相比，大麻生理成瘾性较弱，造成的经济负担和对工作的影响都要小很多。“这是偶尔才玩的”，文森特补充道，不想让我产生误解。

我们穿过马路，回到工地的围墙之内。开工不到半年，主体建筑刚打完地基，地面以上只有几根光秃秃的水泥柱子，像工业时代的图腾。正对工地大门，临时仓库喧宾夺主，成为最宏伟的建筑。文森特在生活区上班，主要职责是刷地。工地上扬尘很大，每日周而复始蒙在地面上，像是西西弗斯的巨石碎成了万千尘埃。但对于文森特，这完全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恩赐。

五年前，他刚满十八岁，离开肯尼亚西部波迈特（Bomet）家乡的农田，来到内罗毕寻找机会。和其他涌入城市的农民一样，他每天都在不同的工地门口排队，肯尼亚人的工地，印度人的工地，日本人的工地。尽管文森特浑身肌肉结实有力，但他的体格在肯尼亚人不算强壮，又没有专业技能。他在不同的工地门口的队伍间徘徊了一个多月，仍没有找到事做。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种田。最后一天，他决定去一个刚开工的中国工地上碰碰运气。高个子中国人出来，跟他聊了几句。“他叫牟，喜欢跟我们说话，和你一样，真是个好人。他是个boss，但也是个好人，喜欢笑，不像现在我们的big boss总是这么严厉。当然，big boss也是好人。”

牟经理把文森特留下来打扫项目生活区的院子。文森特忠实可靠从无怨言，一直扫到项目完工。牟经理回国前把文森特介绍给了刚开始项目的庄经理。“牟把在中国的手机号留给了我。我经常打给他。他是个好人。你在中国见过牟吗？”我摇摇头。“我只有他这一个中国朋友。”文森特又重复了一遍，“他是个好人。真希望你能认识他。”

肯尼亚人大多对中国人抱有好感，认为中国给肯尼亚带来了许多帮助。除此之外，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绝大多数来自香港拍摄的功夫电影：中国人都会功夫，能一跃三丈飞檐走壁。但现实中的中国人瘦小寡言，不会讲英语，板着面孔，从不和人打招呼，永远叼着香烟，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遍布了这个国家的角落。

1414年，郑和的船队抵达东非海岸港口麻林地，距离今日肯尼亚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只有120公里。这支巨大的船队没有在当地留下太多印记，只带回几头长颈鹿作为“麒麟”献给永乐皇帝，寓意大国无疆。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正是在麻林地找到传奇领航员阿拉伯人伊本·马吉德，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路，改变了东方与西方的平衡。但中国再次寻回非洲，却要等到整整550年后。

1960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中国迫切地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新的盟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现了非洲。在《毛泽东传》中，特里尔记述道：

1960年以前，罕见他提到非洲。甚至当他开始对这个大陆感兴趣时——以及中国在那里取得一些成功时——他对非洲的了解仍很模糊。1964年在接见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以后，他不得不在谈话结束时要求他们写下他们总统本·贝拉的全名。

同一年，他跟一个桑给巴尔人进行了这样的交谈：“肯尼亚有多少人口？300万？”尴尬的到访者告诉毛泽东，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关于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的问题也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了解。“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毛泽东问道。“实际上是在赤道上。”这位非洲人回答说。“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

正是在同一时期，肯尼亚摆脱英国殖民，在1964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曾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师从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在1938年完成并出版博士论文《面向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一本关于基库尤（Kikuyu）部落的人类学民族志，作者署名“乔莫·肯雅塔”，也是肯尼亚开国总统第一次正式启用这个名字。“乔莫”在基库尤语中意为宝剑出鞘，“肯雅塔”则代表了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最初设想。这本博士论文发行后卖出517本，但对于肯雅塔本人、基库尤部落乃至整个肯尼亚的未来都意义非凡。肯雅塔多次往来英国，但对中国知之极少，他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写道：

可以说，（肯尼亚的）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之间的关系与现今欧洲和美洲各部落之间的关系无甚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诸如关税壁垒和财富分配之类经济战争，还是战场上真正的战争，都会导致大量民众受难。西班牙内战（一个部落内部争斗），或者日本和中国（一个强大的部落试图统治一个较弱的部落）都是例证。

（肯尼亚）部落战争中的袭击只会影响前线少数几个村庄，损失的几百头牲口总能在反击中寻回来。但总体而言，部落整体受到的影响极小。

这种部落主义世界观是一柄双刃剑，它让肯雅塔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也注定了这个基库尤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浅薄。肯尼亚在独立以后，肯雅塔选择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英国，在政治上也被英国左右，肯尼亚的权力最高层就此产生分歧。在肯尼亚正式独立前，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就对肯尼亚的未来有着不一样的蓝图。他不愿意继续做英国的傀儡，主张获得更彻底的独立。1960年，他先后造访了苏联、东德、南斯拉夫，企图在肯尼亚展开像邻国坦桑尼亚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在日本东京受邀访问中国，随即飞往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后又到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因为肯尼亚尚未正式独立，这场会面在中国没有留下公开的官方记录，具体谈话内容未可得知，但奥廷加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肯尼亚政治家，成为了现代肯尼亚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奥廷加回到肯尼亚后，在海关被英国当局当场没收护照。

奥廷加和肯雅塔这一对肯尼亚现代政治的双子星相识于1948年的“肯尼亚非洲联盟”（KAU，Kenya African Union），当时非洲所有殖民地上唯一由非洲人建立的政治组织。两人的命运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紧紧联系在一起。1958年，经过“毛毛起义”（Mau Mau Uprising），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肯尼亚的独立箭在弦上，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开始为和平交接做准备，寄希望于选择亲英的政治领袖，着眼于保障在肯尼亚独立后利益。此时，肯雅塔被怀疑参与“毛毛起义”的密谋，仍被英国人拘禁在偏远的监狱里，远离权力角逐的中心。

就在肯雅塔快要被外界彻底淡忘时，奥廷加多次公开向英国人要求释放肯雅塔。独立战线本来一盘散沙，各部落都在为独立后的利益勾心斗角。经过奥廷加的一再努力，肯雅塔在民众心中成了为独立受难的民族英雄。至1959年末，肯雅塔已是众望所归，将代表肯尼亚人民从英国人手里接管国家。

奥廷加的这一决定彻底改写了肯尼亚的现代史。英国人大势已去，便顺水推舟，开始将公务人员从高层开始本地化。他们本来害怕肯雅塔会因为未经审讯的多年羁押而记恨英国，但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肯雅塔在政治上相当保守，比起来自罗（Luo）部落奥廷加和穆博雅对英国的态度要温和许多。正如历史学家霍恩斯比概括的那样：

肯尼亚沿袭的政治和行政体系是基于英国议会式民主。不分党派的公务员为民选的政治家效力。这些政治家会通过多党参与的定期选举被他们的对手所取代。然而，这种模式近来被嫁接到威权主义的枝干上。肯尼亚的新领袖——就像这片大陆上其他的独立领袖一样——很快便得出这个模式行不通（正如英国人直到1960年前所想），国家利益最好通过在一个仁善的独裁者治下的统一而达成。

从此，奥廷加在与肯雅塔的政治角力中始终棋差一招，被牢牢压制。1962年，在第二次决定肯尼亚独立具体事务的兰卡斯特会议上，英国认为奥廷加正在暗中与中国和苏联共同谋划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新政府不能给奥廷加留下任何位置。这一次，本该轮到肯雅塔报答自己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肯雅塔大权在握，不断对英国人做出让步，以换取英国的支持。奥廷加担任党内副主席，仍然在追求他理想中彻底的独立。肯雅塔把奥廷加任命为副总统，看似离权力中心一步之遥，但根据新修订的宪法，这是一个由任命而非选举得来的位置，没有实权。

两人的政治见解已不可调和，但个人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他们仍然共同拥有一个秘密银行账户，用来接收共产主义阵营的资助。1964年肯尼亚共和国成立，中国成为第四个与之建交的国家，奥廷加以副总统的身份出访中国。这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外交接见了奥廷加，并留下合影。奥廷加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说，支持中国在非洲策划革命。中国则允诺1500万美元贷款，用于在塔纳河上建造水利项目。另外，奥廷加在肯尼亚共产党人皮欧·伽马·平托的安排下与周恩来密会，探讨了在肯尼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希望中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同样在平托的安排下，奥廷加造访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向肯尼亚提出九个援建项目，其中包括一所医院、一个技术大学和一个雷达站。

皮欧·伽马·平托是肯尼亚左翼阵营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印度裔记者出生在肯尼亚，曾在“毛毛起义”中策划和指挥行动，被英国政府拘押。1965年2月24日，平托在他内罗毕的家门外被刺杀，成为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个政治殉难者。警方的调查不了了之，但这足以让许多人意识到被尊称为“Mzee”的肯雅塔并不是“那一个仁善的独裁者”。

国内形势紧张，1965年4月4日，肯雅塔认为奥廷加在密谋军事政变，请求英国派遣军队和战舰增援。8日，警方在内罗毕多处搜查出武器。英国收到情报，苏联货船菲资克·勒贝德夫号满载军火，预计17日抵靠蒙巴萨港。14日，英国派出两个步兵营和战机，并同意恢复空中特勤团对肯雅塔的贴身保镖的特种训练，美国把战舰开进蒙巴萨港。15日，苏联代表团抵达内罗毕。17日，货船没有靠向蒙巴萨港口，而是朝南转向坦桑尼亚的港口达拉姆萨拉。一星期以后，货船才靠岸蒙巴萨，吃水极浅，显然已经在坦桑尼亚卸除了船上原本装载的货物。29日，肯雅塔公开声明不会接受老旧的俄式武器，明确站队在英美一边。

5月，肯尼亚海关又在蒙巴萨港口截获75吨中国军火，尽管乌干达总统奥博特立刻向肯雅塔道歉，承认这批秘密军火乌干达订购的，但肯雅塔却认为这批武器实际是送给奥廷加的支持者的。与此同时，南面的邻国坦桑尼亚采取了强硬的反西方战略，接受了中国的援助，着手修建坦赞铁路。

这一系列事件彻底让奥廷加丧失了肯雅塔的信任，也让苏联和中国彻底放弃了对肯尼亚的打算。奥廷加退出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KANU，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建立肯尼亚人民联盟（KPU，Kenya People’s Union），希望通过政治竞选来重振旗鼓，但肯雅塔并无意推行真正的竞选，西方也没有因为崇尚民主支持奥廷加。1967年，阿特伍德在《红色和黑色》一书中里列举了美国在压制奥廷加行动中的种种参与，此书立刻被封禁。

自此，奥廷加在与肯雅塔的角力中已彻底失势，和肯雅塔的私人关系也彻底崩盘，在政治上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奥廷加只能回到老家，但在罗部落内部，比奥廷加年轻15岁的亲美派穆博雅的权力和声望不断上升，成为肯雅塔最大的政治威胁。1969年7月5日，38岁的穆博雅在内罗毕街头被射杀，和四年前平托之死如出一辙。警方的调查不了了之。

肯雅塔和奥廷加的冲突谢幕于1969年10月25日。肯雅塔出访基苏木，正式剪彩苏联援建的医院。医院实际上从1967年就开始运营，但肯雅塔两次拒绝前往，因此还只能算是“试运营”。肯雅塔觉得大局已定，一反常态欣然前往。奥廷加没有被邀请，但他和支持者强行进入现场示威。肯雅塔不为所动继续演讲，现场发生骚乱，护卫队向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并且鸣枪示警。现场恢复秩序，肯雅塔继续演讲，称要“粉碎”奥廷加和他的党徒，此时站在一旁的奥廷加试图抢夺麦克风，予以回击。

动乱暴发。护卫队向人群开火，试图为肯雅塔开道，一时间血流成河，两名警察也被总统护卫队的子弹击中身亡。回到首都，肯雅塔愤怒地解除了政府内所有KPU有关人员的职务，彻底封禁了KPU。从此以后，肯雅塔和奥廷加都再不敢涉足对方部落的地盘，两个部落之间也埋下为之后几次总统大选的剧烈暴力冲突埋下了伏笔。

1978年，肯雅塔去世，当年接手奥廷加内务部长职位的莫伊成为肯尼亚第二任总统，他继而统治肯尼亚长达24年。莫伊在1980年访问了北京，1983年赵紫阳回访内罗毕，1988年莫伊再度出访中国，1996年李鹏回访，但这两回合访问只是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往来。作为西方在东非地区最坚定的盟友，莫伊治下的肯尼亚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是英国和美国影响的此消彼长。在1980年前后的一次采访中，奥廷加对外界表示，1958年他曾收到过同僚的警告：现实中的肯雅塔和他想象中的民族领袖完全不一样，但他仍然大力支持肯雅塔的复出。奥廷加建立起了现代肯尼亚和中国的第一座桥梁，但也正是他对肯雅塔的错误判断，不仅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使得今天涌入肯尼亚的中国人发现，我们对老朋友近乎一无所知。

除了刷地，文森特还要负责刷狗。他要从办公室后的笼子里把狗一条条拖到院子的东北角洗刷干净再关回笼子里去。无论对别人多么凶恶，每条狗都对文森特绝对服从。

生活区还雇了两名保姆来打扫室内卫生和洗衣服被子。年长的保姆叫简，和文森特一样是生活区的元老员工。简是个健硕的大妈，大桶饮用水左右手各提一桶健步如飞。小保姆是个瘦弱的女孩子，至多十六岁，她几乎从不开口说话，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项目上三辆丰田皮卡和一辆庄经理的越野车配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司机：彼得体型敦实，是土生土长的内罗毕人，有儿有女，沉稳持重，办事可靠，之前和舒翻译来机场接我的就是他；纳纳身材瘦长，眼睛里布满了常年酗酒刻下的血丝，他平日里也还算负责，但每逢周日必定醉得接不了手机。每天一早，二人都要穿好高筒套鞋，提好两桶水，仔细擦洗四辆车。不出车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院口的保安室里看报纸聊天。

保安室也是工程塑料板搭起来的方寸之地，朝向工地的三面都开了窗，用来检视进出人员。靠着大门的窗前放着一张木桌，上头放着登记册、报纸、收音机和电线裸露在外的插线板。几条长凳歪歪扭扭，凳腿接缝处都订了很多钉子，显然不止一次掉下来过，有人又找几根木条重新加固回去。角落里隔了一小间用来给保安交班的时候换衣服，地上放着一个不锈钢电热水壶。

保安分日夜两班，日班两个保安都人高马大，相比之下，姆望基壮实憨厚，约瑟夫则是十分英俊。他们都隶属于当地一家英国保安公司，但庄经理和这家公司达成协议，所以他们的工资都是项目上直接发放。除了核实进出人员身份外，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黎尧在办公室里说“你再不走我就叫保安请你离开”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把情绪激动的工人带出生活区。两人都很有技巧，不会过分使用蛮力，但总会隔在闹事者回头的路线上，像不容置疑的城墙。这类冲突毕竟不是每天发生，其他时候，两人坐在保安室里看报纸听广播和司机聊天。夜班保安有时是两人，有时是三人，人员更迭频繁。晚上我难得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不被打搅，也很少去保安室，所以和夜班保安始终不熟。

生活区后面有一大片菜园，种了各种各样当地不易买到的中国蔬菜，角上用水泥围了一个猪圈，养了好几头猪，每天的剩菜剩饭也有了用处。庄经理雇了一个园丁打理整片菜园和猪圈，还负责修剪院内的草坪和灌木，碰到有要客视察，还会去采购一些鲜花点缀一番。

我在工地上最早的朋友就是这些肯尼亚人。与沉闷不善于表达的中国人相比，他们喜欢聊天，哈哈大笑，充满好奇，只要我有兴趣，他们就会回答我的问题。我一有机会就和他们聊天，他们见到我也会开些玩笑。他们英语都说得很好，所以我的斯瓦希里语永远没有长进，仍然停留在文森特教我的“宁马息吧马嘟嘟”一句。但这句话用来“破冰”屡见奇效，我糟糕的发音让他们捧腹大笑。他们竞相拼读我的名字，把食物分享给我，送给我牛油果让我拌饭吃。他们告诉我，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们说过这么多话。

他们对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是：两个中国人在路上碰到，总是远远互相冷眼打量，靠又近了之后会故意把目光移开假装没看到彼此。在内罗毕的中国人算是个极小的部落，一回生二回熟，总该互相打个招呼吧？中国工长普遍不会英语，和当地工人之间完全依靠肢体语言交流，项目组员工多少会一些英语，但口语都缺乏锻炼，只愿意进行最简单的工作指示的交流。

黄野是个例外。他比我大一岁，胡子拉碴，眼睛永远眯成一条缝，头发天然卷曲，不爱洗头发也不爱剪头发，如果头发实在太长遮住了眼睛，他就干脆剃成光头。他也喜欢捣鼓各种电子产品，喜欢打电脑游戏，我们很快找到了很多共同话题。黄野是设计院派驻工地的设计代表，并不属于庄经理直接管辖，所以黄野挨了批评脾气也可以大一些。庄经理对他比对其他人都要宽松，派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给他做。因此，黄野自称“labor”，也就是工地上对没有技术只能打下手的小工的通称。

与“labor”相对，黄野逢人就称boss，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是他的“老板”。有的时候工地上的工人来了，他也会习惯性地称之为boss。这种谦卑虽然带有戏谑的色彩，但也带有质朴善良的一面。黄野在大学里学建筑专业，刚毕业就到了设计院工作，整天驼着背和图纸和CAD打交道。他刚被派来肯尼亚的时候，英语很差，讲起来辞不达意，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但黄野不怕开口，久而久之，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肯尼亚英语。

项目请了一个工程顾问，负责所有当地事务咨询。顾问公司是个英国老头开的，但常驻的顾问叫德士摩，是个肯尼亚胖子，坐在大办公室的东北角上。他从肯尼亚最好的内罗毕大学毕业，算是肯尼亚的精英阶层。我听黎尧说，德士摩其实很讨厌那些瞧不起黑人的中国人。他第一天来上班，感觉庄经理对他不够重视。然后他接下来的一周，每天换一辆车开来上班，停到院子里，算是某种示威。我不知道庄经理是否因此对德士摩刮目相看，但德士摩显然心满意足。

我到工地不久，德士摩就调离了，所以我和他只有几次简短的工作谈话。他走的那天晚上，黄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德士摩带黄野去城里喝酒，庄经理默许，但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规矩允许例外。德士摩平日里和大家有说有笑，但离开之际只请黄野，用意不言而喻：整个工地上真正把肯尼亚人当朋友看待的，只有黄野一人。

我很快也找到了出去喝酒的机会。工地对面有一个警察营地，大大小小几十个帐篷，用一圈栅栏围起来。庄经理和警察队长达成协定，把工地纳入他们的巡逻范围。作为回报，项目定期给队长一些好处费。肯尼亚警察都配半自动步枪，充满威慑力，但他们不会很仔细地巡逻，通常只是随便逛逛就到保安室里来休息。

肯尼亚警察的公共形象十分糟糕，警察借助职权寻租索贿已经形成刻板印象，但普通警员也是被盘剥的对象，队长拿到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巡逻队员的口袋里。周日，工地上加班的工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今天来巡逻的警员叫玛丽莲，是个开朗的女警员，她欣然答应带我去她的帐篷做客。

玛丽莲走在我前面，木质枪托的AK-47在她背上摆来摆去。致命的武器在周日下午慵懒的阳光里显得十分随和，任人摆布。我只在电影和电子游戏里听过枪声，暴力和杀戮对我而言如此陌生。“你开过枪吗？”我问玛丽莲。“当然开过，每个警察都要训练射击。”“什么感觉？”“管好自己的枪是警察的责任，正确地选择开枪的时机也是警察的责任。”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把枪转到胸前，“所以我没办法让你试试拿枪的感觉。”

如果不是营地里的人都穿着警服，完全看不出这里是个警察局。空地上有个巨大的储水罐，零零散散拉起绳子晾着衣服。帐篷被分成两半，玛丽莲的这一半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副桌椅，还有一个单人沙发，角落里堆着些瓶罐碗碟，还有两个脸盆，里面堆着些衣服和毛巾。她把枪歇在床尾，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杯奶茶。“这就是我的小屋， 没什么特别的。喝完茶，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我知道下面有个小镇，但来这里两个星期还从没去过。我无数遍地被告诫，在非洲无论哪里，不要步行出门。但我发现，工长们有时候下工天还没黑，会成群结队地走出大门去散步。今天有不少工长休息，我隔着马路看到他们拎着大大小小地塑料袋走进工地大门。我问玛丽莲，能不能带我去下面的镇子玩。她说很乐意带我去，但要等到她今天执勤任务结束才能去，她知道镇上有几个小酒吧，可以带我去喝一杯。我和她约定下工之后在保安室会面，她执意要把我送过马路，等我走进工地大门，她才回身走向营地。

我心想跟着警察出去总算安全有保障了，但我和玛丽莲毕竟刚认识不久，便到保安室打算叫上姆望基一起去。姆望基满口答应，但又怕担责任，便建议我先去请得庄经理的同意。庄经理把脚翘在办公桌上，吞云吐雾正在看一本英文书，标题我看不清。见我进来，他放下手里的书，脚放回地面。

我还没说到姆望基也会陪我一起去，他就说：“不行不行。你知道这里警察是什么样的吗？你别看他们现在这好那好，出了事情跑得比谁都快。”那你还要警察来巡逻做什么呢？——我本想顶嘴但又生生压了回去——“姆望基答应和我一起去，就到下面的镇子转转。”我不敢提喝酒的事情。“那也不行。”“那为什么工长可以走下去？”“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想去附近的大学校园，可以找几个中国人一起开车同去，也要在天黑之前回来。”我不想去大学，但又想不出更多理由说服庄经理。“没什么别的事情就这样吧。”他眯起眼睛，香烟叼在嘴角，重新端起书。“有空多看看书，英国人早就看透了非洲。”

3. 部落

刚下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中国工长跑进办公室，失魂落魄地讲了一大堆，口音极重，我完全没听懂。他更急了，语速加快，我更加听不懂。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出办公室。一分钟后，他拉进来一个肯尼亚工人。两人并排站在一起：瘦小的中国工长焦急不堪，健壮的肯尼亚工人镇定自若。

“我正准备把挖掘机开回来，刚爬到一半，他就比手画脚让我下来，意思是他想开回去。但他上来之后我发现他不太会开，想要上去阻止他，他不听，胡乱操作。我想他反正是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便跳下来准备回家了，才到大门口，他又跑来叫住我，拉我来这里”，工人用英语解释。

我总算听懂事情来龙去脉。矮个子工长看出我听懂了工人的英语，却没有听懂他的河南方言，急得涨红了脸。知道了事情梗概，再配合上他的肢体语言，我大致猜出了他的意思。他说，刚才回生活区路上，他路过正好看到这个工人在挖掘机上进行违规操作，急忙爬上去制止，结果没来得及。这台JCB挖掘机是工地上的贵重机械，搞坏了谁都赔不起。

工长见我仍在犹豫，急得又一跺脚跑出去，拦下正在回宿舍途中路过的崔师傅。

“你看到工人把挖掘机弄坏了？”我问崔师傅。他总管工地上所有的机械，是机械维修的权威。

“我看到他们两个刚才一起在驾驶舱里。”崔师傅的普通话比小个子工长标准得多，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也有别的工长看到。但我距离比较远，没看清的事情我不好说。”

我只好转换问题：“这机器白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吧？”

“白天正常用的，上午检查的时候也没发现问题。我每天下工之后都是让他把挖掘机开回来的，我自己去检查其他的机械然后走回来。”崔师傅一脸堆笑，好像犯错误的是他，“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橙工你这里要是没别的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哈。”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崔师傅像泥鳅一样溜出了办公室。黎尧被这番争执吸引，椅子转向这边，开始盘问小个子工长：“你一开始怎么不把那个工人带过来呢？他搞坏了挖掘机，你怎么把他放跑了呢？”“他、他要走，我拦不住。”黎尧笑笑，让工人先走。小个子工长一看形势急转直下，急忙辩解：“真的是那个黑子弄坏的。我当时不让他那样弄，他偏要弄。”他看看已经转回过去背对我们的黎尧，又看看我，恳求道：“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见他担惊受怕的可怜样子，便一口应允下来，让他先回宿舍去。

我难以决断。两方的说辞都缺乏第三方证据，我却毫无来由地更相信小个子工长的版本。黎尧笑眯眯地说：“这还不明显吗？”我不服气：“怎么就明显了？”

“这明显是这个师傅搞坏的。如果是那个工人操作失当，搞坏了这么贵的机器，你觉得按照这些工长平时对黑人的蛮横，会任由他大摇大摆地走掉吗？再有，这个师傅根本不懂挖掘机，平时只会修蹦蹦车。这个工人，你可能不认识，他是整个工地上工资最高的技工。我看过好几次他开挖掘机，行云流水，堪称艺术。他这样每天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挖掘机的工人，怎么会在简单的把挖掘机开回来的过程中，突然之间，犯下低级错误呢？”

“可我看那个师傅着急的样子，不像假话啊？”

黎尧笑眯眯的，意味深长：“小橙啊，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下工时，他看到挖掘机停在那里。这机器他平时又不能动，于是他抵不住好奇，爬上去就要把弄一番，折腾半天又开不起来。这个时候，工人看到了，连忙爬到驾驶座上阻止他，两人起了争执。这时，因为机修师傅的操作，损坏了挖掘机。工人因为自己并无责任，跳下来就走了。这个机修师傅虽然不懂怎么修挖掘机，但知道挖掘机非常贵重，忐忑不安，在回来的路上，匆忙想了个借口。”

我讲不出黎尧的推理有什么漏洞，大概是机修师傅最后那句“要为我做主”引起了我对于中国人的偏袒。他的说法疑点颇多，我却不愿意相信他搞坏了挖掘机还要诬陷别人。晚饭时，我把这件事情始末告诉了庄经理。他听罢，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中午崔师傅就把挖掘机修好了。工地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情，既然挖掘机没坏，这一番争执到最后也就无人继续追责。下午，我在工地上巡逻的时候，看到那个肯尼亚工人正在开挖掘机清理一个土包，机身进退自如，挖斗像手指一样灵活，我才知道黎尧所言非虚：这个拿普通小工四倍工资的顶级技工，怎么可能会突然误操作呢？

这是我学到的中肯关系的第一课。在肯尼亚的中国人恰如肯雅塔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部落——封闭，边界明确，民族中心主义，强烈的群体认同。我们在与当地人非常浅层地交往之后，便迅速躲回族人的庇护当中：“我并不是没有尝试过，黑人就是这样坏。”加上经济地位上的强势，偏见就会演变为歧视。

在工地上，黎尧对肯尼亚工人的辩护独一份，但他平日里对工人却并不友善。他总是喜欢把有事找他的工人晾在一旁，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即便是起身倒水或是跟别的中国员工说话都会视而不见地绕开工人。工人立在那里，像一座完全透明的雕像，对于这种漠视倒也毫不生气，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工人为了现实生计考量，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辞职不干，他们对付行动迟缓的肯尼亚官僚想必也是类似的办法。

双法会猝不及防地做一回合交流，达不成共识，归于僵持。有一次，黎尧把一个工人如此“晾晒”了一个多钟头，到了中午收工吃饭时间，工人仍执着地伫立在原地，黎尧也不和工人打招呼，走过来叫我一起去吃饭。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置可否地哼笑一声。

我心中万般不服，明明两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故意拖延？我们抱怨肯尼亚各种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黎尧讲了他的道理：如果工人们一来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自己的时间就被切碎了，手头的事情就永远做不完了。而且，如果他太积极解决工人的问题，工人碰到原本不成问题的杂事也要过来。适当地晾晒工人一下，会让他们在下一次来时，权衡一下是否值得来占用我的时间——要占用我的时间，他们首先必须自己付出更多的时间。令我气愤的是，黎尧平日里也抱怨官僚机构，但轮到他站在权力的这一端时，却也是令人厌恶的官僚作派。

黎尧是工地上仅有的文科生，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专业。在来工地之前，他在菲律宾当英语老师，但觉得吃语言饭不是长久之计，决定改行做人力资源。他凭着英语专业八级证书被招进了公司，派到了项目上，成了工地上决断英语语法的权威。黎尧是兰州人，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个西北汉子，但底下却是个温吞性子，说起话来永远慢慢悠悠，从不着急上火，遇上别人脾气上来的时候，总有办法避其锋芒，只是事后讲起来少不了笑着挖苦一番。

他的职务不是翻译，但也经常翻译一些文件。庄经理把我派给黎尧学人事，但翻译的事情最好上手，他便发给我几份肯尼亚劳动法的文件让我翻译。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为什么翻译的事情不让舒翻译来做？而又要让一个翻译去采购？”黎尧手没离开键盘，反问我：“你觉得他英语好吗？”我打开要翻译的文件：“但他总是个翻译啊……”

“谁告诉你他是翻译了？”

“第一次去机场接我他就说他是舒翻译……”

“他的名字就叫舒方毅。”

“……”

黎尧笑得乐不可支，工作原因，我们每天聊很多事情，可我们并没有就此成为更亲近的朋友。温吞与随和是他久经打磨的面具。关于过去，他只说起在菲律宾教书的日子，将来攒够了钱，他打算去北欧留学，进修人力资源，一切太过规整，都是面具的一部分。

除了黎尧和舒方毅，项目组上其他人基本上白天都往工地上跑，交流的机会就更少了。

老谭和小凌是一对老搭档，在中东几个国家一起做过项目。老谭是项目总工程师，五十多岁，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他是老派工程师作风，踏实，从无怨言。每周例会，项目的进展和困难都如实以报。面对再大的困难，谭工总是压紧高压锅的盖子，蒸汽一点儿也不会泄露出来。他从不开罪人，对谁都和和气气，但也许是和项目组的年轻人有代沟，和谁都不太亲近。凌工不到三十岁，东北人，活泼开朗，爱开玩笑，极好相处。他在大学里专业就是土木工程，会讲基本的英语，喜欢从黎尧或者我这里学一些新的单词，第二天就在工地上运用。有时候他也会从工人那里学来一两个斯瓦希里语单词。

姚工本来在沙特做工程监理，和老谭和小凌认识后，被引荐到了这里。老姚四十岁，总管工地上一切和电相关的事物。他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成龙，但他性格孤傲。项目早期，大兴土木，和电相关的多是些边角事情，要么是为施工调试设备，要么是装个灯泡之类的，也没有给他专门一个水电小分队。来了几个月，他就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虽然在项目办公室里有张桌子，和项目组的人一起吃饭，但心态崩坏，说是手下无人可管，连工长都不如。

老姚唯一的朋友是黄野。倒不是因为两人特别合得来，而是因为黄野是老好人，和每个人关系都很好。老姚的办公桌就在我边上，面朝我而坐。这样的地缘优势让我和他相熟起来。黄野是设计院派驻项目的代表，严格上来说不是项目组的人，平日不需要下工地。设计院给他的工作是澄清一切图纸中不清楚的地方，并把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更改的地方向国内设计院反馈。改图纸的事情毕竟不是每天都有，庄经理就把一大堆杂事交给了黄野。他每个礼拜要去菜市场拖几百公斤的菜回来，打混凝土加班的时候他要开着三轮带货斗（他戏称为“0.5T推背感十足”的）蹦蹦车去工地上送牛奶和面包。除此之外，他还要去采购烟、酒、手机充值卡——工长们的三大精神支柱。

工长是工地上的主力。老姚喜欢说，“什么工长，不就是民工嘛。”不论国内的资历辈分，他们到这里都封为“工长”。工长下飞机到工地，第一天休息，第二天适应，第三天就要带肯尼亚工人上工了。语言不通，环境生疏，新工长上手来难免出些差错，摸不着头脑。每个工长一开始都是配两三个当地技工，再配上五六个打下手的小工，但日子长了，就会显出工长之间的势力差距。“明星”工长一个人可以带三四十多个肯尼亚工人，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对每个工人的勤奋程度、技术能力一清二楚。糊涂的工长，手下的工人从十个减到八个，再减到五个，有时候连工人来没来上工都搞不清楚。

工长基本上来自两个劳务大省，形成了天然的帮派。强基公司总部所在的本省工长为一帮，人少但根基牢固，通常在公司其他项目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对工地上的事情驾轻就熟。另外一帮是相邻省份的劳务公司派遣而来，来来去去，形形色色，弄坏挖掘机的小个子工长就是这一帮的。

无论哪帮，大家来这里只为赚钱，平日里也没什么大冲突。非洲工地上收入与中国国内相比高出几倍，只是在异国他乡，工长们精神上也加倍寂寞。但他们也承认，这份寂寞对于存钱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内诱惑太多，赚的钱不知不觉就花掉了。在这里打工，工资不发现金，半年一次打到国内的银行账户。工地上包吃包住，又实施宵禁，工长们的开支只剩下烟、酒和手机充值卡。按规定，酒在上工的日子是不许喝的，就算偷喝也不能喝醉，所以开销也大不起来。香烟却是无底洞，一天抽两包烟在这里司空见惯。工长全是一根接一根的“chain smoker”，烟嘴像是锅炉的气阀，如果不经常释放蒸汽，里面的压力就要把整个人炸开。

肯尼亚常见的香烟有两个牌子，从名字就可以分得出好坏：一个叫“体育人”（Sportsman），另一个叫“大使”（Ambassador）。“体育人”是廉价的劣质无滤嘴卷烟，气味浓烈呛鼻，会在小卖部拆开包装按根来卖。“大使”反倒说不出什么特色，老烟枪们有的说它太淡，又有人说它味道不对，总之就是抽不惯。只有黄野有时候会抽这两种当地烟换换口味，工长们统统都抽中国烟。生活区的库房里也因此囤满了从中国进口的香烟，各种品牌任由挑选，统一记账，在工资里扣除。

手机充值卡是工长们除了香烟之外的一大开销。肯尼亚通讯基础设施多由中国公司建造，肯尼亚直拨中国也极为便宜，最便宜的资费每分钟国际长途只要3先令，但每天晚上都要给国内的家人打几个小时电话还是需要花不少钱的。

工长里有几个聪明人，总有门路搞来肯尼亚先令，下工后，三五成群结队步行到下面的小镇的超市里买这买那，赶在日落之前满载而归。我有一次从外面回来，正好在工地大门口撞见一个木工工长从工人手里接过两个黑色塑料袋，一袋满满的都是香蕉，另一袋我还没看清楚，工长就瞅见我从旁走来，收起瘪瘪的那个袋子，假作不经意地放在身后，打开装满香蕉的袋子，问我要不要拿一串去吃。工长掏出几张先令给工人，工人先是一愣，随即心领神会，拿钱就过回马路去了。工长嬉皮笑脸地说：“让他帮我买点水果。”

工长们在国内是底层体力劳动者，到了这里，手底下有几个肯尼亚人可以管了，这点权力看似微不足道，在这狭小的空隙中，各种寻租现象滋生开来。中国工长和肯尼亚工人串通，多计工时，虚报技能水平，额外收益分成，要求一些小的礼品甚至现金，都是这一丁点不受监控的权力带来的好处。

工长和项目组关系微妙。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两群人的生活状态大相径庭。工长们过的是一种完全集体式的生活，住宿是集体的，一间宿舍八张铺位，食堂是集体的，洗衣房、淋浴房和厕所都是共用的，出行散步也是三五成群的。项目组的员工则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每间宿舍只住一人或两人，独立的卫生间，关上门，拉上窗帘就是私人空间，在办公室每人都有一张桌子，隔板围出半封闭的空间。

下工以后，工长们只会活动在他们那半边院子，偶尔会到草坪上逗狗，或是去厨房里烧点夜宵开小灶。项目组员工吃完晚饭，会趁着天没黑气温尚可，先洗个澡。除了当天轮到去工地巡逻的人，其他人要么在办公室里玩电脑打发时间，要么干脆回到房里早早休息。

工地上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没有宽带网络，大家只好把几个移动硬盘传来传去，把自己电脑里电影拷贝进去，再从里面找一些想看的拷贝到自己电脑里。但这么些电影根本熬不过十天，新人来之前又不知道这里这么无聊，不可能装太多电影来，大家只好盼着有人休假回国装满一硬盘的新电影来。

其实办公室里有个无线网络，但慢得无以复加。而且，若不是近年肯尼亚的移动数据网络覆盖爆发式增长，恐怕这里仍像非洲大部分区域一样，处于互联网覆盖以外的黑暗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报告，2000年肯尼亚的互联网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为总人口的0.3%，2005年上升到3.1%，2010年仍不到10%，随后的十年里，得益于手机移动网络的铺开，在2023年肯尼亚互联网人口比率飙升至40%。

然而，能上网是并不意味着就能买得起上网流量。办公室的Wi-Fi实际上是一个网桥，插进一张Orange公司的SIM卡，相当于一个强劲的路由器做移动热点，供整个办公室上网。这里在内罗毕郊区，崭新的信号基站，没有人挤占带宽，3G网络就已经像是天堂。更美好的是Orange公司为了推广新开放的3G网络，推出了990先令的7天无限量数据套餐。但是细则中规定了“公平使用”的数据限量：只有最开始的1GB数据是3G高速，而后就限速为128kbps。办公室里几十台电脑和手机就要抢占这小的可怜的带宽资源，好像高速公路上突然四根车道都封路，要并道走上路肩。众人勾心斗角地开起迅雷藏在后台，用小于10KB每秒的速度竞相愚公移山。

每周二下午是固定的充值时间。黄野会拿出一张崭新的充值卡刮开密码，然后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入到充值网页里。充值过后短暂的几分钟，网速快得就像打了兴奋剂，每个人都疯狂地打开这一星期来没能打开的网页、下载没能下完的东西。某个屏幕黑着的电脑发出一声“叮”的迅雷提示音，网络又恢复到了瘫痪态。黄野已经在路由器给每个人设置了限速，但充值后三分钟就触发了限速，久而久之大家对充值的那个下午再无期待。

我没有移动硬盘，文件都存在云盘里，叫苦不迭。要下文件的时候总要用手机开热点，于是我开始苦苦寻觅适合下载的数据流量套餐。我发现Safaricom有一个按时间计费的套餐，每分钟2先令，大概是对网吧计费方式的一种沿袭。这放在路由器里每天就要2880先令，一个月86400先令，可谓天价。2013年，双卡双待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因此这卡也不可能放在手机里。但我正好有一个带移动数据功能的平板，本来利用率并不高，这下子成为了高速下载的秘密武器。下载速度至少有2MB/s，快的时候可以到4MB/s，这样下载完一部电影只需要3到5分钟，用不到10先令，下完就可以断网。一时间，我往电影硬盘里贡献了大量新电影，成功进行了“文化输出”，就连平日不苟言笑的老谭都会跟我时不时跟我讨论新看的电影。我又下载了个魔兽争霸3，但却找不到足够的人联机，只能和黄野玩一些莫名其妙的RPG地图。

游戏爱好者太少，每到晚上仍是死气沉沉。我和黄野发现办公室的库房里有一台极少使用的投影仪。我偷偷拿到办公室里，想要在塑料墙上投放电影，线还没接好，庄经理正好路过，我吃了一顿批评。他说这次看完记得放好，下不为例。众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纷纷搬过椅子来等开映，我和黄野又折腾了好久发现投影仪和我们两个的笔记本电脑输出不兼容，这也许就是它一开始被打入冷宫的原因。电影也没放成，批评也白吃了，众人各自回到自己的电脑屏幕里。

某一个早晨醒来，我毫无来由地病了，不停腹泻，起不了床。我感觉有点发烧，意识模糊，一下子觉得天寒地冻，头顶的蚊帐竟变得白雪皑皑。庄经理发现我早上没去集合报道，以为我睡过头了，派人来找我。我听见有人敲了几下门，没气力起身去开，嗯嗯啊啊应了几声，外面的人没听见，大概以为我不在里面，转身走了。我感觉自己从没病得这么重，觉得要立刻去医院，但手机又不知道去哪里，又没力气出门告诉别人，只好躺在床上，任由虚弱蔓延。

从昏睡中醒来，发现黄野在床头，我叫他去找庄经理，送我去医院，我怀疑是得了疟疾。过了一会儿，黄野把庄经理带了过来。庄经理远远看了我一眼，说：“不可能是疟疾。内罗毕没有疟疾。估计就是水土不服，去医院也没用。黄野，你去库房里拿点印度人退烧的药丸来。”他看了我一眼：“印度人的药便宜有奇效。”

黄野拿来几片白色药丸，不晓得具体的疗效，退烧总是好的，我直接咽了下去。我让他从我的箱子里翻出青蒿素，没法去医院确诊，也顾不得耐药性什么的了，看了眼说明书用量，又胡乱服了下去，躺在床上，昏昏睡去。

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简切了几个橙子送进来，还带来一瓶热水一个杯子，文森特拿着地刷立在门外问我好点没有。我忽感一种久违的热切，又想起除了黄野，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我吃着橙子，竟热泪盈眶，倒了杯热水一饮而尽，闷头就睡。不知道是印度药丸还是青蒿素治好了我的病，或者只是橙子治好了水土不服，傍晚醒来，我已经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肚子极饿。第三天，我就痊愈了。这场急病来去无踪，也没有人再提起，我又一次感到中国“部落”文化中的冷漠。

我这才理解，肯雅塔的部落主义看似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在这片土地上却是多么自然而然。部落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肯雅塔是基库尤人，所以肯尼亚国内政治一直被基库尤部落主宰。而当初把肯雅塔从流放中解救出来的奥廷加是罗部落的一名酋长，他和肯雅塔一系列的冲突也使得罗部落成为永远的反对派。2013年，肯雅塔的儿子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总统竞选中击败了奥廷加的儿子莱拉·奥廷加（Laila Odinga）当选总统，引发剧烈的冲突，两个部落的恩怨也延续至今。

混乱的部落政治说明肯尼亚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根基并不牢固。殖民者到来之前，东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甚至连“肯尼亚”这一概念都完全是殖民者借神山之名进行的民族同一性建构。

但在肯尼亚的历史和文化里，部落是第一位的，先于国家。部落身份是天然的，国家身份是人造的。肯尼亚人只要通过名字和口音就能轻易辨别出一个人的部落。这对于外来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宗教则是肯尼亚人自我认同的第二维度。肯尼亚人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新教徒占总人口一半，天主教徒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伊斯兰教是肯尼亚第二大信仰，穆斯林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及与东北部，占总人口十分之一。传统宗教式微，印度系宗教一直没有传播出印度裔族群。肯尼亚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严重，人们普遍存在阶层意识，但因为部落和宗教的主导地位，阶层矛盾从未引发剧烈社会冲突。

现代肯尼亚政治仍是部落之间的争斗。外界通常把非洲部落想象成原始村落中围着篝火祭祀的土著人，部落政治就是用长矛和弓箭进行谈判。但现代肯尼亚部落与这种形象都毫不相干，“部落”更接近通常所谓“民族”概念，但又有微小的不同。民族通常只带有文化的内涵，但不天然与政治相关。部落一定是政治的，肯尼亚的政治领袖无不是从部落身份中获得了最初的权力，从而站上了肯尼亚的现代政治舞台，部落作为一种政治实体也得到了延续。肯尼亚独立前夕，所有人站在同一阵线上，加入同一政党，是为现代政治之雏形。但独立之后，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大小部落站队，各立党派，是为部落。

部落通常也决定宗教。索马里部落和一些斯瓦希里部落是穆斯林，其余部落大多为基督徒。天主教和新教的分布似乎完全取决于抵达当地的传教士所属教派，基督教教派内部的冲突不太发生。主要的宗教冲突发生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尤其以索马里人与肯尼亚其他主要部落之间冲突为甚。英国人在确立肯尼亚独立边界时，将东北一大片索马里人聚居的区域划入肯尼亚，把其中的索马里人和独立的索马里分隔开。索马里人与其他肯尼亚部落本来就格格不入，冷战时期，苏联大量军火运往索马里，情势紧张，肯尼亚政府决定对所有的肯尼亚索马里人进行管制，往来其他地区都要特殊许可，进一步恶化了两者的关系，埋下了无穷祸根。

这一切纷繁复杂对于工地上的中国人总能概括成两个字：“黑人”。它在工地上有一些中文俚语变种，蕴含的恶意和危险不言而喻。但一些看似中性的变种——如“小黑”、“老黑”、“黑子”——同样危险。这些称呼从构词本身来说是中文口语常见的模式，根据语境，有时候还有几分亲切的意味。但它们仅仅突出一个“黑”字，假定黑色的皮肤使黑人产生共性，以肤色虚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族群。

这一切让我在选择对于肯尼亚当地人的指称上格外谨慎。除非涉及与肤色直接相关的话题，我都避免使用“黑人”。但要在中文选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指称十分困难。现代英文学术作品中，通常采用“欧洲人（的）”和“非洲人（的）”的二分法。如果是独立以后，则按国别区分，比如“英国人（的）”和“肯尼亚人（的）”。这样的指称比起“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进步不少，但仍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

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人从来没有统一的“非洲”的自我认同。“非洲”一词源于古罗马，仅指埃及以西的北非。撒哈拉以南广袤的土地直到地理大发现之前与“非洲”一词毫无联系。这种指称的定义权也反映了欧洲和非洲之间始终存在的主从关系直至今日并无本质上的改变。“黑人”这一概念从根源上是欧洲殖民者的发明。在出现其他肤色的人种之前，“白人”不存在。“白人”精心构建不利于“黑人”的社会规则，使“黑人”在这一套规则中不断向底部坠落。然后“白人”又以果为因，鼓吹“黑人”有共同的劣根性，把不平等合理化。类似地，“肯尼亚人”从一开始也是欧洲人的发明，当地人有部落而无国家的。他们把最高的山称作“肯尼亚”，但从未产生过“肯尼亚部落”。

似乎无词可用。“黑人”、“非洲人”、“肯尼亚人”从构词上来看，完全中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可以用“基库尤人”、“罗人”、“坎巴人”这些肯尼亚具体部落名称来指称。它们之所以不隐含任何歧视，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些部落族民网开一面，而是因为这些词语在中文里没有广泛的使用，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基库尤人，所以这些词语虽不带歧视，但也缺乏能指。

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语言是现实的映照。这些构词中性的称谓，因为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被染上了各种色彩。另一方面，现实通过语言得以改变。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并非语言哲学的沉思，而是出于语言影响现实的考量。所以，当一个中国人说出“黑人”时，也许主观表意是中性的，但歧视早已深埋在语词之中。

我所写的肯尼亚不可能摆脱欧洲人的概念——“肯尼亚”、“独立”、“非洲”、“部落”、“黑人”、“宗教”、“阶层”、“政治”、“歧视”、“欧洲中心主义”——这些词汇不准确，但如果不借助它们，写作也就完全不可能了。

4. 天平

小工没有特殊技能，在工地上卖苦力，每天领432先令，是肯尼亚劳动法规定的最低薪水。有技术但没证书的算半技工，一天585先令。小工学会了技能升做半技工，半技工在工作中证明了技能熟练，可以升为技工每天734先令，如果招聘的时候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工人也可以先做技工试用，试用期按半技工领工资。技工做得时间长了，也会慢慢涨工资。这三个等级适用于工地上人数最多的两个工种：木工和泥工。水工和电工多多少少有点技术，几乎没有小工，工程这一阶段还在做结构，也没有油漆工。之前跟工长起纠纷的挖掘机驾驶员，拿的是工地上的“顶薪”，他每天的报酬是小工四倍。

工地每天都要上工，周六上午是法定工作时间，下午算加班，两倍工资。周日和法定节假日全天双倍工资。工作日，赶区域进度时需要加班几个小时，碰到打混凝土更是要弄到深夜。工人的日工资要折算成小时工资，再乘以总工时，每月发一次工资。

一开始项目准备阶段，修建生活区，只有不到十几个工人，即便纯手工记录、月底按一按计算器就结出来了。后来工人越来越多，增加到了一百人，这时候黎尧来了，从其他项目弄来张简易的 Excel 工资计算表，他边用边改，所有的工时仍是在计算器上加好再手填到 Excel 表里，这张表的作用只是记录每个工人的小时工资标准，做一个乘法，但已经是一大进步。至于加班怎么算连黎尧一开始都没搞清楚，工长们更是稀里糊涂。

肯尼亚的劳动法要求公司必须给工人提供工资条，上面列出明细。黎尧的解决办法是新来一个工人，就在表格最下面粘贴一张工资条的样本，名字、工号、工种等固定信息只要第一次填好，后面每个月都只用改工时和工资金额。几十个工人半天功夫也就弄完了，后来工地上工人数量突破两百，在结算工资的那几天，黎尧闭关在他的电脑里，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专心算工时填表格。

他只会基本的Excel操作，函数一窍不通，耐心绝佳。面对堆积如山的工时表，他毫不着急，颇有“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精神。我从拿到这工资表的第一天就开始对它进行孜孜不倦的改进。黎尧一方面觉得新表格好用，但却不太愿意学，仍然沿用老的办法。直到一个月后，黎尧调去另一个项目，他手上所有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了我。

这个时候工地上已经有超过400个工人了。好在我的工资表已经初见雏形，工资、所得税、社保的公式函数都写好了，工时在一张易于操作的表格上，手不用离开小键盘就可以输入并且区分普通工时和加班工时，每月第一天工长上交所有工时表。我吃完晚饭，戴起耳机，坐在办公室里四个小时能输完全部的工时，再也不需要按计算器就能输出全部工人的工资条。

原本黎尧的助手摩西没过几天也被黎尧一并带去了新项目。项目组上没有人会斯瓦希里语，之前几乎所有与工人的沟通都要经过摩西。在当地工人里，摩西是真正的“工头”，是工人的代表，会把工人的诉求集中反映到项目部。他充满正义感，总是想为处于弱势的工人争取更多利益。我很敬佩摩西，他从中国人这里领工资，但工作中不卑不亢，为自己的同胞据理力争。

庄经理放走摩西之前，找了一个之前在其他项目工作过的肯尼亚人来接任，让我和他聊一下，看看合不合适。

这天一早，我刚从工地每日早晨的集结回来，新助手已经等在办公室里了。他比我还高，戴眼镜，皮鞋锃亮，衬衫整齐地束在裤子里，黑色双肩包的背带很紧，把他整个人都向后提了起来。他叫约瑟夫，别人也叫他乔。他没有带打印出来的简历。我让他介绍一下他以前都做些什么，他说什么都做，如果项目上需要司机，他也会开车。

乔的英语很好。而我刚来工作不久，无从判断他其他方面的能力，只能让他稍等，我去请示一下“big boss”。庄经理说我觉得可以就留下试用，工资每个月多给一些没关系，但要注意保密。

我回去告诉乔，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乔放下书包，说今天就准备好了。我帮他从大办公室搬了一张没有人用的办公桌，放在小办公室进门处，背朝窗户面朝我和老姚。

黎尧走后，我每天接待工人，决心不像他那样故意拖慢效率，总是以最高效的方式迅速处理。一开始，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是新加坡的职业官僚，真正的人民公仆。但效率一高，我反而越来越忙。工人解决了问题，就跟他的朋友说，新的“boss”会帮他们解决问题，这样一传开来，工人们就在门口排起了队。

这样一来我根本找不出整块的时间来仔细研读相关法律和完善我的工时表格。他们的大多数问题尽管很容易解决，但工人每次进来都会打断我的思路。我这才理解了黎尧的无奈：我毕竟不是专职为工人服务的。

乔来了之后，帮我把无关紧要的问题挡在了门口。但这又占据了乔大量时间，他本想尽快熟悉工地上的工长和工人，被这些工人拖在了办公室里。于是我想出办法：每天只有午休结束前的15分钟以及下工后的30分钟作为办公室开放时间。工人除非有种要紧的事情，不然不愿意浪费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办公室前头排队。乔按这个意思，拟了一份规章，像模像样。他打印了四份，在工地大门口张贴两份，生活区入口的保安室两面窗边各贴一份。当天，生活区保安姆望基和约瑟夫把工人一概拒之门外，让他们去看新贴的告示。下工的时候，我和乔一起去了工地门口，他站在告示下面，给来往工人解释新的规定。告示最下面一行，他署了我的名字，给我的头衔是“HR Manager”。我低头看看已经被尘土染红的运动鞋，一点没有觉得自己像一个“人力资源经理”。

乔来了之后，我感觉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其说他是我的助手，倒更像是我的搭档。他上过大学，很聪明，而且他的确像面试自我介绍说的那样，什么都能做。我可以专心完成我的表格，加上一些脚本，这样每周招进来的新工人就可以自动生成并打印出工时表，而不需要手动复制再修改了。其余时间，我都用来钻研肯尼亚劳动法，并且整理出每个工人加入工地的时间，这样就不会错过发放代替年休的奖励。黎尧对于工人的处罚、警告和开除都只有纸质存档，有的工人收到超过三封警告信还没有被开除，我也把这个整合进了这个系统。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复杂的Excel操作，但需要大量时间完善。

工人的琐事还是实际的需求，最烦人的还是肯尼亚秘书潘琪。她矮矮个子，微胖，和简、文森特、彼得、纳纳以及生活区里其他肯尼亚人打趣的时间，远比她正经工作的时间多。项目组里就只有我和潘琪有工作交集，但她却不是我的秘书——没有人说得清她到底是谁的秘书，她大概会认为自己是庄经理的秘书，所以经常会帮庄经理烧水泡茶。

但烧水几乎是她唯一能够顺利完成的工作。她掌管公章，但是盖章时她总喜欢在最后时刻手腕一扭，结果就毁掉了整份文件；复印的时候，她会把双面文件复印到同一面上去，而且直到毁掉几百页打印纸才发现。我头痛不已，发现让她做事远不如我自己动手来得快，但庄经理认为潘琪领工资，让我怎么都派点事情给她做。

我苦思冥想，终于找到适合她的事情，让她每周一召集新招聘的工人，录入基本信息。这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号、姓名、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虽然不如我自己输入来得快，但总归省去了我和乔的时间。然而，此月初就有大批新来的工人每天下工后来排队，说还没收到工资。我打开表格一看，才发现潘琪用大写字母“O”来替代工人银行卡号中的“0”，但也不是全部。我看了半天没有摸出规律，便去问她。“你看这些工人的账号是‘0’开头的，输入到表格里，前面的‘0’都不见了。”我告诉她应该把单元格格式设置成文本，而不是用“O”来替代。我向她指出有一些“O”出现在末位，又应该作何解释。她耸耸肩，意思好像是：我怎么应该知道这些？

与其修补她神秘主义的错误浪费时间，我宁可自己从头做起，但又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交给潘琪去做。她感受到了我的敌意，决意坚守住她最后的职能：公章。有时候，我要盖章的文件比较多，便把公章暂时留在这边，她隔几分钟就跑过来要一次，但她拿回去什么用都没有。我三番五次向庄经理抱怨，但他却执意让我容忍她。

后来潘琪发现无事可做，便用办公室的打印机印了厚厚一叠畅销小说（这次她没有把双面印在一面上。这个打印机其实是自动双面打印的高级型号，能把两面印到同一面上真是匪夷所思），作为她上班时间的消遣。剩下的时间，她全部投入在中国员工弃用的咖啡机上。

我终于忍不住，当面和她吵了起来。她倒也丝毫不让，要找庄经理评理。我们气冲冲地奔到经理室，结果庄经理几句话遣散了秘书，仍然执意要我和秘书修好。“她只不过读过肯尼亚的普通高中，能和你比么？你不能对她要求太高。”

“我就不明白，她这个样子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比其他在院子里辛苦打扫的几个人工资要高。这么多钱，就请不到一个比她能干的人么？我倒多花点钱再找个像乔一样聪明的人来当秘书。”我认为庄经理处理这件事情不妥当，又在气头上，顾不得许多，一吐为快。

庄经理让我不要太激动。“无为而治”的表象之下，他时时刻刻都在观察工地上的细节。“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知道她能力不行，那你就要想办法多教教她。三月份有一次大罢工，你可能不知道，潘琪在罢工中安抚工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是讲义气的人，她一个月能拿多少钱？你能找到事情给她做最好，实在不行就算了，由她去吧。”

秘书只是输错几位银行卡数字，但是工人就要在月初饿几天肚子。在这里，底层打工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在内罗毕最基本的生存，哪怕遇上再小的突发事件，比如工资晚了三天，都会使得他们脆弱的现金流断裂。所以在肯尼亚，借钱是常态，并不是因为肯尼亚人喜欢欠钱不还，而是他们别无选择。

发放工资的权限不在项目上，而各项目汇总到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由办事处的会计统一做账再进行银行转账。这些会计每天只用对着电脑和计算器，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公寓里，不用面对苦苦相求的工人。他们进行转账放款，就算没有理由都会习惯性拖延——没有哪个项目能管得到他们，更何况这下是我们给出的转账列表出了错，再次打款要等到下周。

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只好来借钱，但庄经理坚持工地上不见现金，降低安全风险。其实项目一开始只是几十个工人的时候，也会预支工资给一些表现良好的工人，以解燃眉之忧。但工人越来越多，没有人可以认全四百多人，表现良好与否难以考证。从此便一视同仁，不再预支。

但工人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急需用钱钱，真真假假，难以分辨。项目可以不管，毕竟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但将心比心，两三千先令有时候可以帮助一个当地人度过一生中最大的难关。这次过错虽然在潘琪，但我又拿她没办法，只能先处理好这些工人。

我决定重新启用工资预支的方案，但改为让工人去问 Equity 银行借钱，工人们拿来银行的小额贷款申请表，我确定贷款金额合理就为他们提供“在职证明”，公司对工人的贷款偿还未做任何担保，只证明工人确实在这里工作，写明工作起始日期以及合同年限，作为工人能够偿还贷款的依据。事实上，为了避免与工人的劳动纠纷，我们现在都很谨慎地不和工人签订超过90天的劳动合同，避免自动构成长期合同。但是按照合同上的期限开证明，银行又不愿意批贷款。所以我一律写成该工人“在我们工地上会工作到某年某月”，不提劳动合同之事。这完全是实情：如果这个工人不主动离职或者多次违反规章被开除，那么他肯定能工作到写定的期限。

我在每一份证明上签名，盖上公司蓝色的公章，转瞬之间，这张轻飘飘的A4纸就被赋予了魔力，工人们高高兴兴去银行里领钱了。这样一张证明不难伪造，但工人们却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一是他们绝大多数完全不会用电脑，二是附近村镇也没有打印店。文字一经打印，权威度大大增加。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的书面文字里头蕴含的权力，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里难以感知，但在这般情形下，我却体会到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

除了在职证明，我还要在工人递交给银行的申请表末页签字。这张表格除了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还要工人填写金额和用途。这是我最喜欢研读的部分：买水牛、买摩托、开小卖部、给孩子买课本、结婚、葬礼。

银行和工人发生借贷关系，不用我们费心记账，也不用我们催讨欠款。严格来说，这甚至不算是一种贷款，而是预支（overdraft）工人未来的工资，所以我在申请表上签字，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工人们得到了表格，纷纷感谢我。我心里有些愧疚，明明是我工资发晚了，他们却一点责怪我的意思都没有。也许是我对工人的了解永远比不上工人对我的了解。很快，新的“good boss”愿意批准工人向银行借钱的消息在工人中不胫而走。没几天，工人们就在下班后拿着申请表排起了长队。我又觉得有义务告诉他们银行的贷款不是白拿的，利率很高，只应该作为救急之用，不然反为其累。工人们本是朴实的农民，要向他们解释利率这种抽象概念并不容易。我想起来以前在银行里，总是被反复告知金融风险，总不以为然当作耳旁风。

工人则觉得凭空多出来一大笔可供支配的现金，缓解眼前生活的压力，是天大的好事。我劝说得累了，又发现还有好多人等着，何况他们最终要还多少钱给银行不关我的事情，不批准倒显得我厚此薄彼。所以，我决定给每个人至多只开一次证明，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用掉这次机会。

借钱高峰通常出现在月底之前发工资前那个星期。每月皆有富余的中产阶级可能会觉得一个月发一次工资还是一周发一次工资似乎毫无差别，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工人会认为，同样的金额按更短的周期发放，会让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中国人对肯尼亚人乃至所有非洲人，都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一拿到钱就挥霍一空，今朝有酒今朝醉，到了月底自然捉襟见肘，不值得同情。

然而，这种无计划挥霍的人在哪里都存在，与民族和国家没有直接关联。非洲人的赤贫有很多原因，非洲国家通常处于全球化经济秩序的底端，大多依靠出口农业原材料和旅游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两项产业大部分的利润都被产业上游的富裕国家赚走，剩余不多的部分经过层层盘剥，到达农民和工人手里，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在工地上打工的工人，有的工人竟能养活一家人，更像是奇迹。大多数过了好几年，却攒不下一点钱，从老家出来靠努力改变生活的前景变得虚妄。

普通肯尼亚人能看到的唯一上升渠道就是小生意，工人问银行借钱除了救急就是要投资各种小生意，其中以小餐馆最为常见。内罗毕流动人口众多，小餐馆只要找准位置，投资几套简单的桌椅，一个顶棚，总能生意盈门。生活区的保姆大妈简就在工地对面的村子里开了这么一个餐馆，午休的时候她就会过去照顾店里生意。文森特带我去简的店里吃过两次，乌噶里和马嘟嘟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30先令填饱肚子，工人们还会奢求什么呢？

其次就是买一辆摩托车，下了工之后，去各个镇口马塔图（matatu）的下客点拉客赚外快，不仅是工人们有这种想法，文森特也一直想要一辆摩托车。摩托车比汽车便宜很多，堵车时还可以穿行，是很多肯尼亚年轻人的梦想。

也有人建议我从中国走私手机，他们开店分销。在内罗毕卖手机是一夜暴富的当代神话。一家叫做TECNO传音的中国公司在这里呼风唤雨，击败了其他国际大品牌。传音本来只是一家代工厂，后来专攻非洲市场，做出了很多本地优化，比如专门的拍照“美黑”模式，病毒式营销也做得很成功。与TECNO相比，小商贩单纯加价卖走私手机就只是小打小闹了。而且手机行业竞争激烈，也不是随便就能成功的生意。

更有雄心者建议我买一块地，他帮我联系施工队造公寓楼出租，这在人口不断膨胀的大内罗毕地区简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事实上，肯尼亚现有的富裕阶层，第一桶金多来自于随着内罗毕城市化土地飞速的增值。在肯尼亚正式独立之前，国内各派系为了瓜分从英国人手上接管的土地，争得不可开交。

工人预支工资去做小生意充满了商业冒险精神，但鲜有成功者。他们借到了钱，但仍缺乏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只能做一些准入门槛低的行当，竞争残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起初我总苦口婆心把如上理由述说一番，但这些一意孤行的冒险者面对唯一的希望和出路，又真的想要听这些大道理吗？

中国工地惯例是每个月休息两个周日。在工地上全勤的小工一个月可以拿到15000先令，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1000元，少得可怜，但在当地体力劳动行当里算得上极为丰厚。其实这只不过是严格执行了法定的最低工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当地公司支付的工资都低于法定最低限。

肯尼亚工业几乎不存在，没有技术的男性打工者最常见的出路就是去做保安。我和生活区的两个日班保安姆望基和约瑟夫经常闲聊，但和工地大门口的保安就不那么熟悉了。我白天总是坐车进出，所以和他们聊天的机会不多，只有在晚饭后，我会散步到大门口。这家当地保安公司待遇很差，每个月工资本来不到8000先令，七扣八扣有时候只发6000先令，还经常拖欠工资。因此人员更换特别频繁，时间一长，我根本记不清每个人的长相和名字。

这些保安们眼馋工地上的工作，离职之后会在周一早上招工时混到人群里，领了表格，到办公室来应聘。每周一早上，我总忙得焦头烂额，只能草草分辨一下填表的字迹，估测一下文化程度，再看看他有没有在中国公司或者其他工地干活的经历。有几家中国公司项目上出来的工人是出了名的刁钻，庄经理暗示过我要悄悄筛掉这些人。除此之外，询问工作经验只是为了检验他们的英语水平，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借助翻译直接沟通。这样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一个好的木工或者泥工并不一定非得说流利的英语。后来，我就把这些甄选工作交给了乔，他先斯瓦希里语问一遍，我再用英语跟通过初选的工人一起讲一讲要求，再分配给工长。

无意之中，我招进来两个大门保安。其实我并没有认出他们，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只是戏演得好，心领神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半个月后，我又散步到工地门口，发现保安少了一半。我问他们都去哪里了。剩下的人一脸惊讶：“他们去工地上做工了。不是你把他们招去的吗？”“怎么就忘了我们？”“我也正准备从保安公司辞职，下周一去工地上做工，您一定要把我们招进去啊。”

我哭笑不得，说没法保证把他们招进去，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工地工作，如果不是每天都来上工，钱也不一定很多，干活不符合工长要求很可能丢饭碗，所以辞职要慎重之类的废话。他们完全没听进去，兴高采烈地把这当做应允。

来人恭敬地把招工表递给我，我正在整理手头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他双手交叉在身前，微笑地等着。我瞄了一眼表格，应聘木工，便问他有没有工地上做木工的经验——因为许多肯尼亚人理解的木工是村庄家具作坊打制桌椅。他说没有，面露尴尬，我把招工表收进不要的那一堆，让乔叫下一个人进来。来人急了，凑过来小声说：“我是大门口的保安。”我抬头仔细一看才认了出来。我向他解释，如果他没在工地上做过木工，即便我开后门，让他去当木工，不出几天他就会被工长投诉，反而要丢工作。如果他愿意，可以先从小工做起，如果确实会做技术活，可以通过工长提出升级。他虽然不太情愿——小工比技工要少40%工资。我让他先去门外等着。

这样一来，我必须在已经选好的小工里面拿掉一个人，空出名额来给他。所有这些人对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名字，技工比较容易选，附近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不多，问几句就能知道大概行不行，派到工地上工长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行家。

但做苦力的小工难以选择：如果将这工作按需分配，我又无从得知他们家中状况，或者他们是否像这个保安一样原本有一份保底的工作。如果确保没有工作的人优先，对已有工作的人不利。问题在于，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在统计上应该比没有工作的人能力更强。如果按照身强体壮者优先，又会陷另一种困境：强壮的人总能谋得工作，填饱肚子有力气干活，而体弱者则只能日渐积弱，最后奄奄一息。

我也渐渐体会到了黎尧对工人精心构造出的冷漠态度底下的无奈：我们尽管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但在面对当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时无能为力，社会公平本来就不是商业公司的第一目标。我每周招工自有一套标准，但也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做出随机的决定，把他人的命运交回掷骰子的上帝手中。走到办公室外，我把一群新招的工人按照工长上周提的要求分配好，让乔带去工地。唯独留下刚才的保安，我告诉他，我不能因为我们俩私下认识，就把别人的名额让给他，那个人很可能因此而挨饿。我无力改变肯尼亚社会的种种不公平，但我不想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他很失落，问我能否通融。我安慰他，下周一他可以再来应聘小工。但他再也没有来过。

一个清闲的上午，姆望基走进办公室通报，有一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要见我。西装男开门见山，说自己是保安公司地区总经理。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名单。他问我认不认识上面的人。我瞟了一眼，认出了两个名字，都是在工地上工作的保安，猜出了西装男的来意。

我摆出电影里政客被检察官盘问时那种面无表情的扑克脸，吐出三个字：“不认识。”

他被这个回答惹恼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保安，被你们工地招走了。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他的威胁像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袖口和裤脚一样，没有聚起任何效果。

我心里暗自发笑，脸上仍一本正经：“我们招工的时候从来不会问他们是保安还是裁缝，我们没有义务这么做，不是吗？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在工地上好好干活。”

西装男见威胁无效，转而动之以情，和颜悦色道：“大家都是混口饭吃，你们再这样，我这保安公司就招不到人啦。我招了多少人，派到你们这里当保安，没几天都跑到工地上做事了，我辛辛苦苦帮你找了工人来。”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给他开了张空头支票：“我理解你的处境。如果我以后知道他们是你们的保安，我一定不再招，行吧？”可我如果不问，又怎么会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保安呢？我低头看了一眼名单：“至于这些人，我想他们有权利继续在工地上工作。”

西装男皮笑肉不笑地哼唧一声，扣起公文包走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又是周一早晨，我埋在一堆招工表里，苦苦甄别合格的工人。随着工程推进，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多。

我听来人没有声音，便抬头一看，是一位大爷，至少有60岁，身材魁梧，头发已经花白，衣着十分整洁，脚上的旧皮靴擦得很亮。他看到我注意到他，脱帽向我问候。我听惯了肯尼亚小年轻常说的“how is you bro?”和“what’s up?”。大爷却是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谦词和语态恰到好处。他叫卡茂，我翻出他的表格，字迹工整得出奇，一大把年纪来应聘小工。他把帽子放进口袋，对答彬彬有礼。我问完了，让他去外面等，他仍留在原地。

“先生，您可能不认识我，请恕我冒昧。我是这一片区的保安小队长。我认识您，很多我手下的保安都说您是好人，给他们在工地上找到了工作。但经理认为这是我的失职，便把我开除了。我希望，如果您允许的话，也去工地上工作。如您所见，我是个老人，但是我很强壮，为了养活家人，我什么活都愿意做。”

我这才隐隐想起傍晚在工地上散步时，偶尔会看到一个骑着老式自行车的老保安巡岗。老保安和邋里邋遢的小保安相比，总有种正规军的感觉，但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

“这是一个愿望，但不是一个要求”，他补充道。

我想起来对保安经理似是而非的承诺，这下我知道了卡茂是保安队长，不想惹更多麻烦。但我又感到些许负疚：眼前彬彬有礼的老人尽职尽责，却因为我招走了他手底下的人，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而且按照他表现出的谦卑和可靠，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好的工人。我把招他招做了小工。卡茂再三感谢，跟着乔到工地上去了。

一个月后，工长在技工调整名单上特意给我注明：“新来的这个老家伙不错，会做木工，技术态度俱佳，当小工可惜了，直接升作技工”。向来工长抱怨新招的技工不行，要降半技工的，有本事却愿意从小工做起的唯有卡茂一人。我不知道卡茂以前当小队长一个月工资多少，但成为技工，只要他工作勤奋，每个月至少可以拿到20000先令。

升任技工之后，卡茂特意来办公室感谢我。“愿上帝庇佑你”，他鞠了一躬，跨上他那辆自行车走了，背影融入夕阳。在蛮横的惩罚之下，他保持恭谦。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这个国家老无所依，所有努力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他才是更需要上帝庇佑的那一个。

国内又有大领导来视察，工地上只是走个过场，酒席才是重点。要在工地上设宴，总免不了杀鸡宰羊。买羊简单，附近有农户，算是熟人，只要打个电话直接把羊牵过来，货到付款。待宰的羔羊拴在篮球架下，不停绕圈。

鸡不好牵，要去外头买回来。彼得和纳纳都开车出去了，我只好问姆望基知不知道下头小镇的市场上哪里卖鸡，他讲了一通，我完全记不得，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我经常走到下面的镇子，大概二十分钟。当地人则更喜欢搭乘四通八达的“马塔图”。这些丰田面包车通常是私人合伙承包的，政府制定大致的线路，但实际运营中司机和售票员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是一种稀树草原式的市场经济。

每天下工，工人成群结队坐上马塔图，我观摩已久，却始终没有机会尝试。马塔图看起来招手即停，但实际上也有固定的停站，只是除了一簇等车的乘客之外别无标识。

一辆马塔图急刹车，开上路肩，还没停稳，售票员早就拉开车门，探出身子，右手两根手指勾住车框。姆望基上前告知目的地，售票员朝里一指，客满的车厢里，又挤出两个位置。

每双眼睛都在打量我。这几年，中国人在内罗毕越来越多，但在马塔图里看到中国人仍属稀奇。我不停四处张望，乘客总会避开我的目光，要么转头看向窗外，要么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排乘客的后脑勺。内罗毕有着大城市的内核：人们焦虑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忙于生计，通勤坐车是难得的间歇。

五分钟之后，马塔图在镇口减速，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就叫我们下车。姆望基轻车熟路，穿进市场边上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若干卖鸡的小贩。我从未买过活鸡，不知如何判别优劣，也不清楚它们在此地的价格，只好让姆望基帮我挑选讲价。

500先令。这只鸡看起来还算健硕，但愿它合领导的胃口。姆望基说回去的马塔图不好拦，他在镇上有个朋友，可以借一辆摩托车，载我送鸡回去。

走出小巷，市场前马路边有几个摩托青年在等生意。姆望基的朋友就在其中，跟我击拳为礼，他们寒暄了几句，朋友就把摩托借给了我们。

姆望基提起手里的鸡，问是我骑摩托他提鸡，还是他骑摩托我提鸡。我从来没骑过摩托，也没提过鸡，但提鸡显然容易速成。我依样画葫芦，从姆望基手里接过鸡，抓住翅膀根，跨坐上摩托。

摩托在公路上加速，风把鸡吹得很躁，不停扭动。但过了一会大概是太冷了，它便缩头缩脑安静下来。鸡浑身羽毛，风阻极大，我手臂隐隐发酸，几欲松手，脑海中不断浮现鸡从高速行驶的摩托摔在地上的惨状，又想起“手无缚鸡之力”一说，凭借顽强的意志绝不松手，等到把鸡完好地交给厨房，手已经抽筋了。后来，宴席上好菜太多，鸡汤喝了不少，鸡却没动几筷子。

过了十几天，姆望基来向我请假。他说要去参加葬礼。平日里，我碰到的请假理由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捏造，但真实的理由总格外沉重。我以为他亲人身故，让他不要太难过。他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借摩托车的朋友，他前天晚上被人杀了。人命轻贱，警方在一番搜寻未果之后，不了了之。据镇上的人说，朋友从镇子里的酒吧出来，醉如烂泥，歹徒看见他口袋里区区几百先令，抢了想跑，却被抱住，歹徒用铁棍杀了姆望基的朋友，连带朋友的摩托车一并抢走，至于是蓄谋已久还是见财起意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我震惊错愕，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要太难过了。”姆望基苦笑着安慰我。我准了假，让他替我送去悼念。姆望基出去之后，我想了很久，还是按照事假惯例，扣了他半天工资。

5. 枪

一出门就遇上堵车，小贩围上来兜售水果和汽水，彼得急转方向，绕上小路。但平时畅通无阻的近道也拥堵不堪。堵了一个小时，我们朝着“西门商场”（Westgate Mall）挪动了不到两公里。我让彼得转道另一个商场的超市买食用油，出来再看堵车的情况，如果还是这样水泄不通就放弃进城，直接回工地去。

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国际和平纪念日，工地上的一切一如往常。公司内部访问团下个礼拜抵达内罗毕。我从国内带了一套西装却忘了带正装皮鞋。出门前，董大厨叮嘱我，做菜的油用完了，到城里去记得买。

彼得把车开出车流，停在路旁一个小店前，说我应该先看看这里的皮鞋，便宜还可以订做。他自己就经常来这里买，很耐穿，完全没有必要去城里花那个大价钱。我看到两面墙上的木架子上的皮鞋都落满了灰，鞋匠放下手里削了一半的模具，问了我的要求，从鞋架上拿下两双皮鞋，一棕一黑，拂去上面的尘埃，递给我。我拿在手上，检查了一圈，有几处粘胶露在外面，做工一般，但也对得起800先令的价格。我本来都想要直接买了再去提一桶油回工地去了，下午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处理。但转念一想，如果买一双更好的真皮皮鞋，以后还可以穿，这双鞋就完全是一次性的了。彼得听了，耸耸肩，说反正他也没指望我会在这里买鞋，但西门商场是内罗毕最高档的商场，肯定能买到合我意、够档次的皮鞋。

彼得驾车拐过几条小路，到了提卡路商场。我总是惊诧于他对于内罗毕大街小巷的熟知，他从来不需要地图更没有手机导航，总能发现躲避交通拥堵的近路。走进超市，我扛起一大桶食用油，结了帐准备回停车场，通道上有个开放式的BATA鞋店，式样并不多。我不打算在这里买，只是想试几双，好和西门商场里面的鞋子价格做个比较。店员拿来一双黑色牛津鞋，花纹像模像样，底也是真皮的，价格也比起刚才小鞋店贵了足足十倍，但差不多的皮鞋在中国买也不止这个价格，无奈没有适合我的尺码，样品也太大。我只得作罢，抱着一大桶油回到车里。

此时已经快到中午，路上仍在堵车——我一直觉得“rush hour”这个词组好不准确，明明是“dawdle hour”。但内罗毕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汽车的交通工具，于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每天都要在堵车里消耗着生命。我把左手架出窗外，和彼得闲聊打发时间，他突然打断我，把收音机音量调高。我问他怎么了，他一脸严肃地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别说话。收音机里传出一大串斯瓦希里语，我一句都听不懂，只好闭上嘴，望向绵延向天际的堵车队伍。这个时候，彼得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急促地说了几句，刚一挂断，电话又响了起来，信号不太好，他不断地要对方重复。与此同时，他左手转动方向盘，把车停到路旁开始倒车。我问彼得怎么了，他说：刚才工地上好几个人听说我们要去西门商场，赶紧打电话来问我情况，让我们赶紧回工地，不要再往城里去了，好像出大事情了，刚才广播也在让人们不要前往“西区”（Westland），但他也不太清楚具体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逆着车流，找到了一条极小的路，绕回工地，已经是午休时间。车刚进生活区，所有的肯尼亚人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一看我没事，他们又回保安室围着收音机去了。我把桶装油卸下车，和帮厨一起搬进厨房。中国员工都吃完午饭各自回房间睡午觉去了，我随便扒了几口饭，就回到办公室里打开电脑搜索新闻。我感到一阵晕眩：就在我堵车的同时，西门商场发生了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手持AK-47突袭商场，向人群投掷手榴弹。新闻一片混乱，关于恐怖分子的人数、组织、目的一无所知。唯一清楚的是，“西门商场”现在仍在恐怖分子掌控之下，肯尼亚的军队和警察仍然堵在路上。

西门商场是内罗毕乃至整个东非地区最高档的购物中心之一，开业于2007年。这里没有什么国际顶级的奢侈品大牌，价格却足以把这个国家99.99%的人拒之门外。它是为极少数富裕的肯尼亚人和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外国人准备的。西门商场所在的“西区”是内罗毕的富人区，和工地在距离和文化上同样遥远。这里离开联合国非洲总部一山之隔，欧美各国大使馆也都在此区域，西方报社派往内罗毕的记者也自然聚集此间。

我来内罗毕的第二天，舒方毅就带我去西门商场买手机SIM卡。他很喜欢出去办事的时候绕路到这里，有时候会买一些东西，吃个中饭，但更多时候仅仅是闲逛。项目组一周前刚来过这里面一家西餐厅聚餐，庄经理开着普拉多停进地下车库，商场入口的斜坡上有一个人造喷泉，旁边是巨幅广告，如同一百五十年前的传道士一样把西方的社会观念传播到此地——只不过这次传来的是消费主义。

我不断刷新新闻页面，二十公里外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恐怖袭击一样遥远。这个下午，消息和谣言疯狂蔓延滋长。有传闻说，“白寡妇”萨曼莎·卢思韦特，也就是伦敦地铁爆炸主犯杰曼·林赛的妻子。“白寡妇”策划了索马里青年党对肯尼亚的报复性袭击，她本人此时正在西门商场里指挥战斗。也有消息称，肯尼亚的军队和警察迟迟未能出现因为运兵车被堵在了内罗毕狭窄的道路上。至于恐怖分子的人数，有说几十人，也有说十几人。索马里青年党甚至在Twitter不断推文直播，在帐号被封禁之前，发了几十条推文，指责肯尼亚军队在索马里境内的军事行动，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展开伊斯兰圣战。索马里青年党嘲讽他们的敌人：

肯尼亚政府和广播对于 #西门商场 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等着瞧吧，肯尼亚人大吃一惊！

与此遥相呼应，下午1点25分，距离袭击开始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肯尼亚军方发言人奇尔奇尔（Chirchir） 少校发推特：“有人在‘西门’里面并且现在能发条推特更新一下状况吗？”

庄经理路过办公室门口，稍作停顿，甚至没有转过身来：“小橙回来了？形势不明，这两天就别出去了。”我答应了一声，闷在喉咙里，没有真的发出声音，但庄经理早已回去他的办公室了。

工地上仍如往常，下午几个工人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又起纠纷找我来调解，下工之后又有人来讨要上个月的工资，我发现秘书输入这几个工人的银行卡时候依旧用大写字母“O”替代了数字“0”，原因是她还是不知道怎么保留Excel表格中帐号最前面的“0”。中文媒体对“西门商场袭击”也有了新闻报道，但只是翻译和援引西方媒体下午已经做出的报道。唯一可以确知的只有索马里青年党的成员仍在和肯尼亚政府军队对峙，仍没有更多确切的消息。

晚饭，大家问我今天进城有没有碰到动乱。我说本来我就是要去那个被袭击的商场，所幸出门时，绕了点路去超市买油，又遇上堵车，才躲过一劫。老谭对我十分关心，但他不善言辞，憋出一句：“小橙啊，你经常到外面去跑，还是要当心啊。”小凌已经读了一些中文报道，谈论一番“白寡妇”和恐怖分子家族的事情。其他人不停摇头，唏嘘嗟叹，平时在工地上嫌闷得慌，但如此看来这么多安全规章还都是有必要的。庄经理则借机重新强调了天黑必须所有中国人都回到生活区的纪律，他总结道：“我早就说过肯尼亚的警察碰上事情都是草包。”大家不再说话，各自吃着自己面前饭盒里的两荤一素。

我回到房间，想洗个澡，打开水龙头放了十分钟还是冷水。晚饭前我在处理工人工资的时候，大家已经把今天的太阳能热水用完了。我关了灯，扯起蚊帐，躺了进去。化纤内芯的被子极易摩擦出静电，黑暗里噼里啪啦一阵闪烁。在安静的宿舍里，我没有任何死里逃生的感觉。不到二十公里外的西门商场火光冲天，却显得那么遥远。

围墙之内，远离是非，一切如常。

之后的三天里，索马里青年党占据着西门商场，只有小凌每天吃饭的时候还会和我简短地讨论几句事件最新进展，问我在英文媒体看到的最新消息，其他人对这天大的事情并不关心。即便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确认遇难者中有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也没有在当晚的饭桌上掀起太多的波澜。

然而，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我才意识到：面对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正是多方利益逐鹿之“中原”。

9月21日，中午12点30分，袭击者从楼顶的停车场进入商场，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并用 AK-47扫射。与此同时，在地库里，另一辆汽车正被索马里青年党用作临时指挥中心，他们用手机联系楼上的袭击小分队，并不断通过手机移动网络在网上发布现场传回的图片。著名的加纳诗人阿乌诺尔（Kofi Awoonor） 就是在地库开着自己的车中准备离开时被射杀。

12点50分，恐怖分子进入“那库马特”（Nakumatt）超市。目击者事后回忆，一个索马里人用英语大喊：“穆斯林，快出去！”有人冒充穆斯林，但回不出答出《古兰经》中先知默罕默德母亲的名字，被当场射杀。

13点10分，内罗毕警察飞行小队抵达西门商场，但拒绝介入现场，原地待命。与此同时，附近的印度社区集结起28名志愿者，由正好在现场的一名正在休假的英国士兵和一名以色列情报人员带领，分成两队，一队夺回商场一层的控制权，另一队在爬上顶楼停车场。

13点15分，恐怖分子正在一层肆意射杀平民，与小分队交火。顶楼的幸存者由一名前SAS英国特种部队成员护送到安全通道，下到一楼。

14点30分，已经从顶楼逃出商场的目击者称他们看到至少两个恐怖分子换上便服，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离开。但FBI事后进行调查，认为没有恐怖分子逃离。

16点，第一声枪响已经过去三个半小时，肯尼亚的特警才抵达现场，由超市进入商场。军队也抵达现场。但警方和军方首领为行动负责权起了争执。

17点30分，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控制，军方和警方的分队之间无线电没有连通。军队误向特警指挥官开火。随即，两个分队都撤出商场。军方和警方的争执最终报告到了肯雅塔总统那里，就这样又浪费了两个小时。夜幕降临，警方才得到了此次行动的授权，但两支队伍都没有装备夜视镜，只能在商场外待命到第二天白天。

第二天，早上7点，军警联合部队进入现场，试图夺回一楼的控制权。青年党在商场里早已秘密布置好了弹药补给仓库，一整个夜晚给了他们足够的喘息机会，重新补给枪支弹药。肯尼亚政府仍搞不清恐怖分子的人数，更不用说确认身份，只是粗略估计袭击者在10到15人之间。直到下午4点50分，随着以色列突击队进入商场，肯尼亚特警方才重新进入建筑，但皆无功而返。

第三天，早上6点45分商场内发生爆炸，紧接着发生枪战。警方因为指挥不力，行动指挥权又交给军方。英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专家也加入了指挥中心。下午1点25分，商场内发生四次严重爆炸，浓烟滚滚。外界一度传闻是恐怖分子使用了大当量的炸药。

第四天中午，军方才给出解释，称昨天的爆炸是军队为了掩护幸存者撤退，用反坦克火箭炮射击承重柱，导致四楼的停车场坍塌至一楼。此言一出，引来颇多质疑。晚上8点，商场内继续传来枪响和爆炸声。晚上10点，最终，肯雅塔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行动结束。

从21日中午袭击开始，已经过去了超过80个小时，“西门商场”恐怖袭击事件最终造成67人无辜者死亡，其中包括48名肯尼亚人，4名英国人，3名印度人，2名加拿大人，2名法国人，1名澳大利亚人，1名中国人，1名加纳人，1名荷兰人，1名秘鲁人，1名南非人，1名韩国人和1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

但事件的尾声意味深长。25日，商场的店主们回到遗迹之中，发现商品被洗劫一空，收银机里的现金一分不剩，货柜全部被砸开。按照肯尼亚官方和FBI统一口径，认定恐怖分子都在行动中被击毙，所以这些劣行不可能是他们犯下的。底楼Artcaffe咖啡厅的店主把一段传到视频网上。咖啡厅所有的地方布满了空啤酒瓶，在整个行动中，只有肯尼亚军队从这里进出。视频的拍摄者说：“看这些空瓶子，这么多，这里，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士兵在做的，喝酒，喝更多的酒，更多的酒”。二楼赌场的老板则发现在政府控制的清理阶段，有人枪击破坏保险箱的锁芯。一周后，肯尼亚军队在商场内掳掠财物的监控录像被公诸于世，军方仅惩罚了两名士兵。

袭击本身更是疑点重重，到最后连整个过程中是否有人质被劫持都没有搞清楚。肯尼亚政府认为总共只有五名恐怖分子，并全部被击毙，但只最终找到一具确认的尸体。远在一万两千公里之外纽约市警察局在2013年11月1日公开了一份报告，认为公开资料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疑点：最后一次在闭路电视上拍到恐怖分子是在9月22日凌晨0时54分，也就是袭击第一晚。肯尼亚军队和特警都没有夜视装备，被迫在商场外等到第二天早上。这一晚在商场内发生的事情，外界一无所知。次日早晨仍是一片混乱，从商场逃出来的人根本没有进行安全审查，部分恐怖分子完全有可能混迹人群之中。但这一说法遭到美国助理国务卿公开反对，认为纽约市警察的报告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肯尼亚军方的说法中恐怖分子总共四人，也全部在商场内被击毙。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标准而言，肯尼亚绝对是一个稳定又安全的国家。这次袭击看似如暴风骤雨突如其来，其实冲突的种子早在半个世纪前肯尼亚和索马里先后独立之时已经埋下。两国国境线长达650公里，处于酷热的沙漠地带。19世纪末西欧诸国“瓜分非洲”，索马里人的聚居区被分割为五块。西面，孟尼利克二世统一诸侯，建立埃塞俄比亚帝国，在1896年击败意大利军队，成为该地区第一个由非洲人建立的独立国家。帝国将一大片索马里人聚居地纳入疆域，立为一个行省。北面，法国占领了亚丁湾大港吉布提，称法属索马里兰。英国占有其中两块，一块是吉布提以东的伸入阿拉伯海的“非洲之角”，称英属索马里兰，另一块就是如今肯尼亚的东北部沙漠。夹在中间，就是意大利控制之下超过1500公里的海岸线，称意属索马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地区冲突。1936年，意大利再度进军埃塞俄比亚，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流亡伦敦。1941年，英国在东非战场大获全胜，不仅替塞拉西收复了埃塞俄比亚，还占领了意属索马里兰。但战后的波茨坦会议上，联合国决定将原本的意属索马里兰交还给意大利托管。

二战后，东非各国独立已是箭在弦上，各宗主国转而保证独立后的利益。1958年，法属索马里兰举行公投，投票结果是这一区域留作法国属地，而不加入新的索马里共和国。1960年5月，英国决定放由英属索马里兰独立。1960年6月26日，索马里兰成立。但仅仅五天之后，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主体是原本的意属索马里兰，首都摩加迪沙。在这短短的五天中，索马里兰得到了包括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35个国家的承认。名义上，索马里兰以自治区的身份加入索马里，但事实上，索马里兰自此一直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却再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

1962年，肯尼亚独立前夕，英国人曾对北部省份的居民做过调查，询问他们愿意加入索马里还是肯尼亚，结果近九成索马里人都表示希望加入索马里。英国人狡猾地把此事交给肯雅塔处理。此时肯尼亚国内民族情绪高涨，肯雅塔显然不可能将北部大片领土拱手让出。

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人本来只受到英属东非当局的松散管理，英国人只限制这些沙漠游牧民向西南渗透，至于他们在这一大片酷热的沙漠里做什么，英国人既顾不过来也不太感兴趣，肯尼亚新政府也延续了这一隔离策略。然而时势已变，索马里人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在肯尼亚不能得到平等对待，又不被允许加入索马里，纷纷游行抗议。

1963年3月，索马里政府提出要建立“大索马里区域”，不仅要结束索马里境内的割据状况，要把所有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肯尼亚索马里人定居的区域纳入版图。索马里对英国素有积怨——英国先是在战后将几块索马里人的区域主动归还埃塞俄比亚，接着在索马里共和国成立前五天允许索马里兰独立，再在肯尼亚独立时明知东北部索马里部族愿意加入索马里而放任他们困在被排斥的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索马里断绝了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军队向边境进发。

刚独立的肯尼亚如惊弓之鸟，整个国家军队只有2700名士兵，极度依赖英国军官，一旦索马里决心入侵，肯尼亚完全无法抵御。肯雅塔只好将警察匆匆调往东北，向英国求援，同时宣布东北区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但大规模战争并没有随之而来，索马里游击队仍只是频繁地制造小规模的偷袭。肯尼亚在英国的帮助下，在国境线上建立起8公里宽的“军事禁区”，任何在其中发现的目标都视为敌人，后增宽到24公里。至1966年，肯尼亚占得上风，但也没有军力更进一步，双方继续僵持。1967年，索马里总统换届，温和的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当选，索马里和肯尼亚就此停战。

肯雅塔感觉到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67年，索马里收到苏联援助的军火和喷气式战斗机。肯雅塔急忙向英国寻求帮助。换来的却是英国专员的模棱两可的外交话术：

肯尼亚政府可以放心，如果肯尼亚成为索马里公然侵略的对象，英国政府会给予此情势最紧急的考虑。因此，英国政府虽不能够预先给肯尼亚政府任何关于援助的保证，倘若索马里发起任何有预谋的、无端生事的进攻，英国援助肯尼亚的可能性是不容阻止的。

在东非地区，肯尼亚军事羸弱，没有坦克，没有飞机。1969年，坦桑尼亚和索马里纷纷购入了苏联米格战机。经过漫长的谈判，英国同意向肯尼亚出售6架BAC167战斗机。苏联嗅到了肯尼亚与英国联盟之间的缝隙，向肯雅塔表示愿意免费提供米格-19战机。肯雅塔把这个当做筹码与英国人谈判，但他又不敢和英国人撕破脸皮，英国并没有进一步理会肯尼亚的要求。最终，肯雅塔没有从任何一方得到飞机。也正是在这一年，索马里总统舍马克被刺杀，军队和警察联合夺权，冲突转向索马里国内，对肯尼亚边境压力终于减小。但肯索之间一系列冲突在肯尼亚国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肯尼亚索马里人普遍被怀疑是与“土匪战争”有关，东北省份也被全部隔离，索马里人需要特别许可才能进出隔离区。

1977年，法属索马里兰独立为吉布提，打破了脆弱的区域稳定。吉布提属于“大索马里”区域，但又是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极度依赖的出海港口。苏联已经对索马里渐渐失控，干脆转而援助埃塞俄比亚。7月，索马里大举入侵埃塞俄比亚，占领了后者欧加登地区大片领土。肯尼亚提前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担心索马里借势攻入肯尼亚，开始暗中支持索马里反政府武装，收容流亡的索马里反叛军。11月，索马里驱逐所有的苏联顾问，转而寻求穆斯林世界的帮助。次年2月，埃塞俄比亚和古巴的联军反击，至4月，埃塞俄比亚恢复了全部领土，但此时后院起火，厄立特里亚叛乱，联军没法乘胜追击。

进入80年代，肯尼亚索马里人为了躲避旱灾和战乱，向内地迁徙。肯尼亚政府早在70年代建立隔离区时，就已经对所有索马里人进行过身份背景调查，但1989年，肯尼亚政府再一次全面清查，数千名通不过背景调查和斯瓦希里语测试的索马里人被遣送到索马里。

1992年，索马里爆发内战。同年，埃塞俄比亚政权崩盘，南苏丹也爆发内战，三国超过40万难民同时涌入肯尼亚。这一年，肯尼亚又逢大旱，本国国民都无法喂饱，只能全靠西方援助。时值冷战结束，美国计划从东非的混乱中抽身。1993年，美国停止对肯尼亚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也回到了1980年以前的水平。

此后，索马里国内军阀混战，军事上不再对肯尼亚构成威胁，但索马里人与肯尼亚的恩怨远未结束。2002年，一家由以色列人经营的“天堂沙滩酒店”内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以此宣泄反犹倾向。肯尼亚无力对抗恐怖分子，只好再度投向美国，开放蒙巴萨港口给西方军舰，作为阿富汗战争的据点。肯尼亚此举引狼入室，在西方“反恐战争”里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进一步使得国内基督徒和穆斯林关系恶化，更为致命的是，肯尼亚就此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结下宿怨。

早在西门商场袭击的四年以前，肯尼亚就已经意识到了在索马里混战中日益壮大的索马里青年党的威胁。2009年2月，索马里政府军在索马里青年党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至7月，索马里临时联合政府已经失去了索马里中部及南部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首都摩加迪沙也落入青年党手中。时隔四十年，青年党又重启了在索马里和肯尼亚边境上的游击骚扰。这一次，他们以宗教聚拢肯尼亚东北部的索马里人，势不可挡。肯尼亚派遣军队，力图像四十年前那样，在边境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但无法阻挡青年党的渗透。2011年10月，肯尼亚不胜其扰，联合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国内多股势力，展开“林达·恩奇行动”，次年联军收复了青年党占领的所有主要城市。

青年党军事上一蹶不振，开始以恐怖袭击活动报复联军。2012年，青年党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加入“全球圣战”，开始在首都摩加迪沙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青年党虽然被逐出了城市，但仍然控制了索马里南部一些零星领土，肯尼亚也成为青年党报复的最佳目标。黑暗之中，阴谋酝酿，结局已定。

庄经理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读英国人写的书，自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对工地的安全费尽心思：工地大门请了一家美国保安公司，生活区则交给一家英国保安公司，除此之外，他还找了四个马赛人，住在工地中央，日夜巡逻，作为对两家保安公司的制衡。但这些人都没有枪，碰到真的暴徒怕是自身难保，所以庄经理又从警察局借了几个配枪的警察，隔三岔五过来巡逻，并且和街对面的警察营长有着“24小时专线”联系——但只在营长没有喝醉的时间有效。反正庄经理从不信任这些警察的作战能力，让他们过来更多地是为了威慑。

庄经理真正的“军队”是生活区庞大的狗群，收罗了世界各地的凶悍犬种。最令庄经理引以为傲的是狗群认中国人的本事，就算它们叫得再凶，都不会咬中国人。最初狗群日夜放养，但白天咬伤过几个来办公室的当地工人，后来就会把大狗都关在办公室后的笼子里，只有庄经理爱犬啦啦可以独享自由。啦啦是一条雌性罗威纳犬，全身黑得发亮，眼睛上方两块浅黄色的斑点，像两撇眉毛。它凶悍、强壮，是狗群无可争议的霸主。为了战斗中不被抓住弱点，它的尾巴一出生就被剪掉了。

啦啦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偶尔还会跑出生活区，到工地上“视察”。它在土包上昂首而立，在夕阳下的剪影像一匹独狼。大多数时候，啦啦十分友善，摆动着她那不存在的尾巴，屁股一扭一扭。它是庄经理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总是不离庄经理左右。对庄经理而言，其他人要么是部下，要么是领导，要么是对手。

还有三条小狗可以在白天闲逛。两条是啦啦的幼崽，体型太小不足以对人构成威胁，分属于舒方毅和柳经理。舒方毅的小狗喜欢别人脚下乱蹭，在办公桌底下撒尿，加上舒方毅与所有人关系都不太好，因此他的小狗总被人下暗脚。这种时候，小狗就会嗷呜嗷呜叫着回到舒方毅那里，寻求安抚。大家下脚一般不会太重，只是踢开而不会伤到小狗，但舒方毅总喜欢夸张地把小狗抱起来，仔细检查小狗每一寸皮毛，嘴里对小狗说些安慰的话，实际上在指桑骂槐。而柳经理的小罗威纳本身没什么过错，但因为长得和它的兄弟太像，常被错认惨遭黑脚。其实柳经理都经常把两条小狗搞混，也怨不得众人。

除了罗威纳一家，黄野的西施犬在白天也不用关进笼子。西施虽是白毛，但它只有每次洗澡后的半小时内才会显露出原色，其余时间都是土黄色。它钻来钻去，常常溜到工地上去滚一身土回来。黄野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胡须参差不齐。西施也和它的主人一样，毛发长得飞快，脸上的毛常年遮住眼耳口鼻，迷迷糊糊地游荡在院子的水沟里。尽管如此，黄野对它仍是溺爱有加，有时候，它会偷偷爬到黄野床上去睡午觉，在白色的蚊帐里，西施显得雍容华贵。

胖子是一条体型硕大的斗牛犬。它小时候就得到了“胖子”这个名字，渐渐地长得比它的主人曾瑛还要庞大，但小时候曾瑛给它训练的“握手礼”一如既往——只要来人将手或者脚伸出，胖子就会坐下来把一条前腿搭上来，扭捏地避开来人的目光，垂下头看向另一边，足像一位英国淑女接受绅士邀约时的姿态。除了握手的瞬间，胖子和优雅绝不沾边。它永远垂着粘稠而恶臭的口水，一激动可以甩出好几米。后来曾瑛去了城里的办事处，胖子也没了主人。但它体型巨大，没有人敢欺负它，通常只是友好地和它握手，有时候胖子不想握手，却抵不过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老不情愿地抬起一条前腿，眼神里尽是敷衍和不屑。

这五条狗各有惹人喜欢的地方，偶尔犯错也不至造人嫌弃，但还有两条狗永远被人讨厌。皮皮和西西没有明确的主人，广义上也是庄经理的狗，但丝毫不享有任何特权。这两条狗深棕色的短毛上又有许多不规则的斑点，面目丑陋，喜欢趴人，遭到嫌恶躲避之后却将之误解成与其打闹，更加起劲。这两条狗其实是从意大利引进的卡斯罗犬，运动能力超凡，可以轻松从站立的成人头上跳过去，它们的冲刺速度也极快。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发挥不出这些才能，只是所有人耻笑、嫌恶、欺负的对象。

狗群提供了一种难得的集体感，大家每天下午五点下工后六点晚饭前会和狗群踢球，晚饭从饭盒里挑出骨头扔在地上喂狗，这成为了项目组唯一的共通的爱好。我本来对狗没有任何了解，但到了这里也学会了逗狗玩，我最初觉得一群人除了狗没有别的可谈颇为可悲，但我渐渐发现能够每天平淡地过下去、平平安安赚够钱回国是可以说是颇为幸福。大家对狗说着人话，有时候是说给狗听，有时候又是说给人听。

“狗，狗冲进去了！”简跑进办公室里，气喘吁吁。她拉着我朝后院方向走去。隔着好远，我就听到一阵狂吠。到了猪圈边上，一个小男孩正在拍手叫好，五六岁的脸上竟有些嗜血的张狂。他是工地上一个承包商的小儿子，两天前的饭局上，一旦众人的焦点从他身上移开，他就会又哭又闹直到重新获得所有人的关注，站到圆桌上笑傲群雄。

猪圈的木门开着，啦啦死死地咬着一头小猪的脖颈，两眼通红露出杀气。几头大猪毕竟皮厚力气大，身上只有几处轻伤。它们在一旁轮番用头拱啦啦，但啦啦绝不松口。小猪嗷嗷惨叫，它的后颈已经被咬下来一大块，露出鲜红的血肉。

简抄起手里的拖把，把小狗赶出猪圈。园丁则拖着胖子的尾巴，生生把它拽了出来。但啦啦是庄经理的狗，简投鼠忌器，打伤了不好交代，不下狠手啦啦又不肯松口。

众狗被赶出去，怕挨打不敢冲进来撕咬。它们站起来，趴在猪圈的墙上，一阵狂吠，给啦啦助威。一时间，众猪惊恐绝望惨叫，群狗嗜血疯狂狂吠，“救猪队”手忙脚乱。小男孩看热闹不嫌事大，在旁拍手叫好。

小猪已经不得动弹，啦啦仍不肯松口。它身上也被大母猪撞伤了，掉了好几块皮毛。我让简赶紧去找庄经理，试图把啦啦拖出来。但啦啦没有尾巴，没法像拖胖子一样拖出来。我上去拍拍它的背，试探一下它还认不认识我。它没有松口，回头瞪了我一眼，露出凶恶的神色。我怕它转来咬我，只好放手。小猪已经叫不出来了，躺在地上抽搐。啦啦也累了，被母猪拱来拱去，但就是不肯松口。大半个办公室的人都跑来了，一筹莫展。

简领着庄经理一路小跑，来到了猪圈，众人让开一条路，庄经理说了一句：“这么多人，一点用都没有。”众人唯唯诺诺。庄经理叼着香烟，一个箭步上去，两手抓住啦啦的前腿，把狗的身子往后拉。啦啦认出了主人，狂躁的眼神冷静下来，松开了口，任由庄经理把它拉走。狗群也跟着走了。

园丁急忙把猪圈的门关好。那头可怜的小猪，后半个头都被咬掉了。大猪们心急如焚，在一旁原地打转，无可奈何。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小男孩打开猪圈门，把狗放了进去。他看到这血腥的场面，转身想跑，脚底一滑，扑倒在了地上，胳膊上磕破了。他嚎啕大哭。大家本已对他十分厌倦，现在他又因为恶作剧害死了我们辛辛苦苦养的猪崽，大家互相交换了眼色，默契地站在原地。

小男孩习惯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下哭得更厉害了。我们准备把他丢在这里，算是个教训。但就在此时，小男孩的父母闻讯赶来，他母亲弯下身子，抱起正在痛哭的小男孩，安慰道：“别哭哟，宝贝呵。伤到哪里啦？”小男孩不说话，只是哭得更凶了。

我看看他手臂上一点点擦伤，再看看被咬掉半个头的小猪，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默默往回走。庄经理正在大门口给小男孩的父母道歉，说是我们没把狗管好，我们出全部医疗费，如何如何。我不愿意听，低着头往办公室走。几分钟后，庄经理结束了谈话，进来叫我去他办公室。啦啦仍在喘气，原本乌黑如漆的毛发上尽是血污，

庄经理伤了狗，死了猪，还要给人赔不是，憋了一肚子气。他点起一根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吐出一阵浓雾，总算释放了一些压力。“你看看园丁还在不在，再找个人帮他把那头小猪杀了”，他冷冷地说，“给他们记加班。”

我找园丁和文森特一起去杀猪。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从未亲眼见过杀猪的场面。本已奄奄一息的小猪被开水一烫，仍发出凄惨的嗷叫，虽是解脱将至，但求生欲望却迸发出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平日看起来温驯友好的狗，基因的深处依然藏着原始的猎杀冲动。

晚饭时，老谭、老姚和小凌刚从工地回来，众人七嘴八舌说起小猪的惨状，被咬掉半个头，剩下的脑子都看得到，越说越可怖。小凌问这小猪埋了没，我低头不敢做声，庄经理轻描淡写地夹起一块肉片，说：“杀了吃掉。还能怎样？”一闻此话，黎尧面色发青，把夹到嘴边的肉放回饭盒里。老谭忧心忡忡地问：“狗咬死的，不会有病吧？”庄经理说：“都打过针的，肯定没病。”

老姚突然起身，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站起身往门外走，撂下一句：“被狗咬死的我反正是不吃的。”饭桌气氛有些凝重，庄经理说：“狗都打过针的，他不吃正好给年轻人多吃点肉。”我们几个小字辈的年轻人有点窘迫，不敢接话。老谭嘟囔了一句：“那应该是没事的吧。”重归沉寂。

之后的两个礼拜，每样菜里总会搭点猪肉。老姚也只坚持了两天，然后就开始边抱怨边吃，再到后来连抱怨都省去了。其他人则竭力不去想这件事情，毕竟猪养来就是要被吃掉的，不过是迟早的事。话虽如此，但每个人饭盒里剩的肉总是特别多。

6. 飞行

庄经理坚持要我去驾校学开车。他认为在通过驾校正规学习和野路子学会的开车总是不一样的。他多年前在塞班岛上，按照美国标准学了驾照。“开车真的开得好是能做到防御性驾驶，自己不犯错不难，要预判并且防止别人犯错才难。”但其他人都认为小车找彼得学远比去驾校靠谱，只有卡车才值得去驾校学。但庄经理一再坚持，我只好最近的小镇上的“Pentas驾校和电脑技术学校”报了名。

驾校在三楼一扇漆得五颜六色的铁门后，木制柜台后坐着一个青年，他穿着曼联9号球衣，问我要学电脑还是学驾照。我想象不出中国人在这个尘土飞扬的肯尼亚小镇学电脑的场景，但转念一项，大概也从没有中国人来这里学驾照。他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了，又低下头去看手机。

第二天我就正式开始了驾驶课。“曼联9号”的前台背后是驾驶理论学习室，中央是一个道路沙盘，靠墙摆着几把破旧的木椅。老师手执教鞭，正在沙盘上指指点点。

我百分之八十的学车的时间在这个学习室里度过。我渐渐发现，这个沙盘固然展示的是正确的交通规则，可和现实中的肯尼亚道路状况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训练，倒不如说是为了填充无车可开的课时。沙盘正中心是一个环岛，双向八车道的主路和双向四车道的辅路在环岛交叉。两条大路上分别有几个小路口，八车道的主路中间有隔离带。

这样的道路在肯尼乃至整个东非，只有一处，也就是2012年11月竣工的“提卡高速公路”。提卡路双向八车道，取代原有的双向两车道A2公路相应路段，成为连接内罗毕和提卡的主要通道，原本需要2小时的车程缩短到30分钟。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由三家中国工程公司承建。中国武夷承建第一段，从内罗毕市区的乌胡鲁公路到穆太伽环岛；中国水利承建第二段，由穆太伽环岛修到肯雅塔大学；胜利工程建设集团承建第三段，从肯雅塔大学修到提卡近郊。整个项目共计投资3.6亿美元，其中非洲发展银行投资1.8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投资1亿美元，肯尼亚政府投资8000万美元。这是肯尼亚独立以后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肯尼亚政府也把它当做样板宣传。

但肯尼亚政府显然缺乏管理一条高速公路的经验，在沙盘上简单明了的规则，到了现实中就是交通阻塞的噩梦。在提卡路商场附近，计划中的人行天桥不知去向，反倒是高速路边的隔离带被切开几个口子，行人在繁忙的车流中横穿马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政府在此处造了一连十几个凸起20厘米的减速带。每次我经过此处的时候，都要堵几公里车，但一旦通过此处，车流就自然而然地疏通了。小贩穿行在减速带之间，向司机兜售货品。每一个司机都在此抱怨，但没有任何作用。

几乎所有的模拟都是围绕这个环岛进行。教练把车停在沙盘边缘主路的第三车道，然后随意在沙盘上指一个点，学员就需要按照正确的行驶路线到达那个点。我一开始从俯视角看右舵驾驶不太习惯，但熟悉起来也不过就是几条简单的规则：不能连续变道、不能从左侧超车、进入环岛前要预先选定正确的车道——每一条放到现实里，当地人总善于反其道而行之。

第一天的沙盘模拟结束，教练车已经停在马路对面，我上车，他问我以前开过车没有，我说没有，但我知道哪个是离合器，哪个是刹车。他让我在没点火的状态下踩下离合，换一档，再换二档，一直换到五档，又一档一档换回来。我顺从地照做。“倒档！”“空档！”“你看，你开车已经学会了一半了！”

教练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见。”

次日，我直接把车子开出拥挤的小镇，开上通往工地的主路，时速加到90公里，我手心已经全是汗。教练大喜，让我继续往前开，到北环路交叉口的环岛调头。我第一次真正开进环岛，才发现根本没有车道之分，也没有人会让我，一着急，脚下一乱，熄了火。不过我学会了剩下的一半。

考官一身警服，斜靠在褪色的木椅里，衬衫只扣到第三粒。他把桌上唯一一张测试卡翻过来：“这个交通标志什么意思？”

“前方有飞机低飞”，我根本不记得在驾校学过这个标志。

“所以呢？”考官拉长声调。

“所以……所以，噪音很大。”我还没有想出这和答案之间的关联。

“飞机噪音很大，跟开车有什么关系？”考官嗅到了猎物，坐了起来。

“呃……我觉得应该是提醒开车的人要注意周围环境。”

“那和噪音又有什么关系？”

“噪音会影响听觉……影响驾驶员的判断。”

“哼。”考官举起黑色记号笔，在我的申请表上从左下到右上画了一条线，立刻瘫坐回椅子的深处。

恍恍惚惚，我重回日光之下，坐在一旁的土墩上，有些后悔没有掏钱直接买这个驾照。实际上直至考驾照之前，我只使用过两次倒档，其中一次把生活区的花坛围栏给撞烂了。但我本以为已经背下来所有的交规，没想到漫无目的的绕圈和排队两小时之后，理论考试第一题就挂了。

我拿着表格，沮丧地问队伍后面的人我该去哪里补考。他们看了一眼我的表格说我通过了。通过了？这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恶作剧。

七点半，我按时赶到驾校，却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锁。给驾校负责人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接通。八点整，一辆大卡车停在我的面前。

“所以你就是那个中国人？你的T恤呢？”我一头雾水。“他没跟你说吗？所有要去参加考试的人都需要有一件印有驾校标志的T恤。500先令。”我只得乖乖交出钱，接过一件黑色T恤，一看尺码太小，要跟司机换。

“你不用穿，放在包里就好。”他走到车尾，把货斗护栏打开，示意我爬上去。货斗左右两侧固定了两排长凳，上面裹了层海绵，已经挤满了人。几条木头长凳显然是加座，要有高超的平衡技巧才能够保证在缺乏减震装置的货斗里不跌倒。边上一个好心的小伙子看出我完全是个新手，把他的位置让给了我。路面颠簸起伏，我紧紧抓着护栏，卡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内罗毕近郊，搞不清驶向哪个方向。

下午三点，我又坐回这辆大卡车里。在这七个小时里，我领了一张登记表，回答了一个交规问题。但是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

大卡车咿呀一声，扭过身子，停在路边。考官跳下车来，手里老旧的木板上夹着一张名单。他大声叫了一个名字，货斗里人群一阵骚动，一个中年大妈从人缝里挤出来，跳下车，坐上驾驶座。

我坐在车尾，看不见驾驶舱里的状况，只听见引擎一阵疯狂的嗡鸣，引擎盖呛出一阵黑烟。大卡车却纹丝不动。大妈沮丧地回来，考官又叫了下一个大妈。我这才发现，坐在近旁的有三分之二是中年大妈。约莫半分钟后，第二个大妈也沮丧地回来了，也没能让大卡车挪动。第三个大妈稍有起色，伴随绝望的引擎声，车子向前移动了不到一米，偃旗息鼓。下一个是个精瘦的大叔，作为第一名男性被寄予厚望，也铩羽而归。渐渐地，剩下的人也不再期盼，只是等待着“审判”降临到自己头上。

最初我报名驾校的时候，当地朋友都热心地劝导我去学大卡车。卡车学费只贵区区1000先令，却多一样谋生的技能——大概只有傻子才会去学开小轿车。我险些被蛊惑，但仔细一想，卡车驾照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在回中国换领驾照的时候惹来麻烦。我怀疑这些中年大妈就算真的有了卡车驾照，又会有多少机会去开卡车？

这股“唯卡车论”的风气也弥漫到了驾校里，驾驶教练普遍认为开小轿车没什么技术含量，教得也不太认真。第一天上路，对于换档、离合、手刹也没什么过多的讲解，开了几次就送去驾考。我最后还是没搞清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换档，也没开过几次车。直到驾考前，驾校负责人找不到我参加正式驾考所需的教练评分表，于是便找了一个临时不能去参加考试的人的评分表来替代——“驾驶技术：90分；安全意识：92分；交通规则：96分”—— 他本会是个不错的司机。教练拿圆珠笔划掉表格主人的名字，在旁边写上我的名字。

众人一阵欢呼，卡车平稳地缓缓加速，行进了百余米，又平稳地减速，停在路边。大家站起身来鼓掌迎接今天第一个通过考试的英雄。但我仍然没搞清楚我在这辆卡车的货斗里在做什么。难道是那张表格把我“参加”了卡车考试？我急忙询问周围的人考小轿车应该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帮我去问警官。警官不耐烦地反问，急什么？

我只好等他大发慈悲。接下来几个人无一通过。警官过来，问了我的名字，让我下车。我以为他搞错了，叫我去开卡车。我正欲辩解，他转身走回驾驶座，启动车子就走了。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路边有一对大学生模样的情侣正在交谈，他们的穿着显示出优渥的家境。我找到了救星，问他们是不是也在等待驾照考试。他们说是的，但也不清楚在等谁、还要等多久。

一辆破败的黑色轿车停在面前，首尾的车标都已经不见了，要考古学家才能鉴别型号。考官走下来，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环视着这几个不敢学开大卡车的学员。“你们往前走，每隔200米站一个人。你，上车。”他指了指刚才我旁边一个学员，随即上车关门开始翻考试表格。

刚才我搭话的情侣走得快，占住了我前面两个位置。我只好继续往后走，过了一个U型弯站定。十分钟后，那辆考试车缓缓驶进视野，却在离我还有二十米的地方熄了火。几番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那个男生沮丧地下了车，考官透过挡风玻璃朝我招招手。

我坐进后座，之前搭话的情侣里面的女生一坐上驾驶座，左手下意识摸了好几下排挡杆，像是怕一紧张排挡杆不见了。考官一边从杂乱无序的文件中翻出女生的考试表格，一边讥讽道：“你最好考过。你的男朋友已经挂了，只好你带他兜风了。”这加剧了女生的紧张，她显然把离合器松得太快了。“要想兜风先得有辆车，但这下你就算有车也没用了。再给你一次机会。”考官继续说着垃圾话。女学员一下子乱了手脚，离合还没松到临界点，就猛地踩了油门，再猛地松开离合，沧桑的老爷车往前弹了一下，又熄了火。“哦。看起来这下你们两个都没办法兜风了。”

女孩紧咬嘴唇，一言不发打开车门。考官转过头对我说：“你来。”我坐上驾驶座，以为她和她男朋友不认真学开车、连发动都不会。考官仍在一堆纸里面翻我的表格：“你是中国人？日本人？”

“中国人。”

“啊哈！中国人好，”他找到了表格，“你们中国人都会开车。我真是受够了这些不会开车还要来考驾照的人。让这辆该死的车动起来！”

我胸有成竹，系上安全带，挂上N档，踩下离合，转动钥匙，引擎“嘎嘎嘎”，没有点起来。我无视这个征兆，重新再试，“嘎嘎嘎”，点了起来。我左脚缓慢抬起，右脚轻点油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本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连车子都无法启动就来考试——直到我的车子熄了火。“什么？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开车，我还以为你会开车，这国家到底怎么了，连车都不会开的人想要驾照？”考官继续说着垃圾话。

我根本没学会开车，耳边一阵嗡鸣。自从那次在环岛熄火之后，我在驾校只上过三次路，每次不到十分钟。驾校的车为了方便新手学习，在怠速松开离合器的过程中会自动给油，提高容错率，所以我开起来也颇为顺利。在驾校的教练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档位、转速、扭矩和马力之间关系。

这辆车的设定和平时驾校里用来练习的丰田完全不一样，十分僵硬，我定了定神之后，再次尝试。耳旁考官的垃圾话连绵不绝：“你们中国人会修路，却不会开车，你倒是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搭理他，这次我更小心地控制离合器和油门，车子顺利地缓慢移动起来。我长舒一口气，放松了警惕，左脚一松，老爷车“咣当”一声，骤停了下来。

“垃圾话”继续劈头盖脸而来。“我真是受够了。反正你们中国人都雇得起肯尼亚人当司机，还需要开什么车呢？下车吧。下车吧。”他见我仍坐在驾驶座一动不动，拉上已经打开的车门，不耐烦地撇撇嘴：“好吧，最后一次机会。”

我深吸一口气，想不起任何诀窍，心底一横，不如先加点油门，“弹射起步”。车身抖动几下，行驶起来。

“嚯！我就知道你们中国人会开车。换二档。”

“三档。”

在我之后的驾驶生涯中，再也没有在20公里时速下获得如此成就感。我正准备换到四档一路飞驰，考官却指令：“好了，准备靠边停。”我把车精准地停在下一个等待考试的学员面前，考官拿出黑色记号笔，在我的表格上，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画了一道，和之前交规考完的那一笔组成了一个黑色的“X”。这就是我等待一天的成果。

我打电话给纳纳，让他来接我，又说不清自己在哪里。我把手机交给面善的路人，路人在两三句话以内把没有路名、没有门牌号的地点交代得一清二楚。回程正是内罗毕下班堵车高峰，无数车辆争着挤入环岛，一些司机摇下车窗，手肘撑在窗框上，耷拉着脑袋；另一些则不停和咄咄逼人的其他司机打着手势，螳臂当车一般指向自己的前进方向。

“你真的学会了怎么在这里开车吗？”纳纳把下巴搭在方向盘上问我。

驾照等了一个月才出来，但我已经对自己的驾驶水平有了清醒的认识，不敢开项目上的车——这四辆车加起来应该远比生活区那几排工程塑料板房值钱。一辆丰田普拉多除了庄经理外出办事之外，只用来接待重要的客人，再有就是项目组一起出去聚餐也会用上这辆车。这辆普拉多一般是庄经理自己开。只有用来接待才会交由彼得来开，但绝不会交给纳纳。另外三辆是丰田海力士皮卡，两辆双排座位，一辆单排座位的。项目组平日出去办事都是坐皮卡。但皮卡经常出借，加之只有两个司机，常年可用的就是两辆。除了庄经理、彼得和纳纳之外，只有柳经理在需要紧急用车的情况之下开过几次。

不止是庄经理，项目组出车都会在两个司机之中优先选择老好人彼得。他是土生土长的内罗毕人，关系很广，对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很熟悉。我好奇地问过几次彼得，赶上放假的周日能不能带我去他家里参观，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以可以，但我要和家里人安排好。”但每每不了了之。我和彼得每次出车都会一路聊天，但始终没有成为朋友。

黎尧走后，接机也归我负责了。一个人初到陌生的国家，说好接机的人不见踪影——这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而且，我接的这些人通常会说的英语不超过三句，手机也大概率没有开通国际漫游。他们能通过海关已是万幸，出了航站楼必定两眼一摸黑。所以我一定会在航班抵达之前就到到达口等待，从来只早不晚。公司又喜欢买些凌晨到达的便宜机票，所以我每次都要提前一晚从办公室里取出车钥匙。

因为彼得可靠，早起接机我都会要他来开车。不管凌晨几点，他总会提前五分钟到保安室等我。有一次，飞机误点，我和彼得坐在车里，隔着高高的铁丝网，望见跑道上一架飞机正在滑行。彼得看得出神：“我一直在想，一架飞机上可以坐得下多少人？”我看到机尾卡塔尔航空的涂装，知道这飞机要飞洲际航线的，但也认不出具体的机型，也从来没有认真考察过飞机的载客量。“每种飞机不一样吧。有的能坐两百多。像这架，也许能坐三四百人。”

“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很认真地用手指点数着远处一扇扇化作小光点的舷窗，“一个窗户里面是几个座位？”

“像这种大飞机，经济舱每排也许是8个，也许是9个，但座位未必和舷窗对齐，所以座位排数未必和舷窗数量相等。商务舱和头等舱的座位数就更难说了。”

“不过，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坐飞机去的地方。”彼得还是执意数完了舷窗的个数，显出罕有的感伤。他问我坐过多少次飞机，我说很多次，记不清了。

他笑道：“我说你是boss吧！不像我们。”

我不承认：“我也只是个labor。”工地上的小工在肯尼亚的劳动法里叫做 “general labor”，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卖苦力。黄野喜欢自嘲是 labor，把一切关系都被简化成“boss-labor”的二元对立，一时间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当地人中颇为流行。

彼得默不作声，盯着跑道上又一架加速起飞的飞机。我继续辩驳，只有坐飞机头等舱才算是 boss，比如前段时间来访问的大领导。在大领导面前，别说是我了，就算庄经理都只能算个labor。

“飞到中国要多少钱？”彼得问我。

“普通的经济舱机票来回一千美元吧，有时候便宜些，有时候贵些。boss坐的头等舱机票要贵好几倍。”我回答。

“一千美元？”

“大概是10万先令。”

“哈！10万先令！你还说你是labor？！”

“中国人飞来肯尼亚都是公司帮买的机票，我们自己也是买不起的。”

我撒了个谎，但我心里知道彼得是对的。但我是他的“boss”，并非是因为我比他更聪明或更勤劳，只不过是中国在2000年之后高速发展带给海外中国公民的“红利”。我和彼得的关系，不过是中国与肯尼亚的国际地位差距的缩影。中国人其实对这种差距并不陌生，不到三十年前，中国人正是以几乎同样的姿态仰望着北京或是上海涉外宾馆里西方富裕国家的来客。我又想说点什么，但国运盛衰，远远超出了我能预知或改变的范围。中国最初作为“世界工厂”，似乎只能赚到产业链底端微薄的利润，似乎完全是个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但却借此完成了工业化，使离开田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有了第二产业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城市中服务业劳动力过剩，在城市中形成其他国家常见的巨型贫民窟。

接机这件事情在这里也充满变数。我从来不知道要接的人名字叫什么，没有他们的手机号，也没看过他们的照片，有时候庄经理甚至不会交代要接几个人，一切随机应变。

我每次都要在人群中辨认出我要接的到底是谁。已知人数的情况比较容易，很快就可以定位到几簇符合特征的，走上去一问便知。但当要接的只有一个人，或者干脆不知道人数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一飞机中国人除了少量游客，全是来打工的。白天航班繁忙的时候，航站楼门口就会堆积大量还没有人来接仍在心焦等待的中国打工者。旅行社的地接举着A4纸，上面写着客人的名字。我尝试过把公司名字打印在A4纸上，但又抢占不到好位置。

通常只要等最初一波人群散去，就很容易发现要接的人了。但今天，人群已经散尽，我问了余下的几个人，都不是我们公司的。航班抵达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所有乘客都应该出来了。难道搞错了航班？前段时间有一次我去接机扑了个空，发现是次日的航班，这次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坐在旁边的咖啡店里，让彼得回车里先去睡觉。被大火烧毁的航站楼又重新建了起来，几个月前的临时“航站帐篷”不知拆到哪里去了。我正准备再续一杯冰咖啡，一个中年男子心急火燎地跑出来，两手空空，四处张望。我走上前去，问他是不是来强基公司的。

“太好了。真是急死我了，那些人扣下我的箱子，叽里呱啦，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大叔甲拉着我就往写着“No Entry”的国际旅客出口走进去，也没有工作人员拦我们。我确认了自己的护照在口袋里，跟他走进去。

海关开箱的台面上，几个大号行李箱摊开，被翻得一塌糊涂。大叔乙正守着这几个箱子，一番交流，我才明白大叔乙要去我们项目，大叔甲其实要去别的项目，但不知道具体这边是怎么安排的。大叔乙的行李里装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铸铁件，说是工地上某个机器替换的零件，他们两个人加起来英语就会Hello，Yes 和No，自然具体是什么的也说不清。他们见海关没有放人的意思，商量着先派个人出来，找到接机人，再用英语跟海关说清楚情况。大叔甲比手划脚，海关检查员才看明白，扣下大叔乙的护照放他出来。

“你会说英语？”

“是的，长官，我来接他们。”我带了不少现金，但不想主动喂大海关的胃口。

“你知道每个国家进口货物要交税的吧？他们没有主动申报，你说应该怎么办？”

“长官，你也看出他们不会英语，没有能力填写英文的申报表格。”

“好吧，好吧，浪费我这么多时间。这个东西多少钱？”

那个铸铁零件虽然个头不小，但一看就不是值钱的玩意。海关检查员见多识广，是在故意刁难。我转过去问大叔乙。他苦笑道：“就为这东西？哪里值什么钱，两百块钱最多了。”

我折算成肯尼亚先令，转告检查员。他两手一甩，没好气地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大大的骗子。你再仔细想一想。”

他只差把手伸向我的钱包了。反正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也不在乎多等一会儿。我既不反驳，也不妥协，面无表情地站着。我脑子里突然想起在办公室里被黎尧晾在一边的工人，此番换位思考我有了新的体悟：其实工人又何尝不是把黎尧晾在一边？

过了五分钟，检查员决定重启谈判。“好，我再问你一次，这个东西多少钱？”

“我想我已经告诉你了。”

“不，不，你们中国人这么费劲带过来的东西不可能那么便宜。你太不诚实了。”

我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那不如你告诉我，这东西要多少钱？”

他以为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所以要付出合理的价格。”

“我申报的是这个东西的真实的价格，你告诉我税率是多少，我现在就去付清。”

“你根本没有在听！”他满脸怒容，把箱子一把推开，转向另一个台面上的箱子。大叔丙本来颓唐坐在一旁，看到我和海关检查员有来有回，便凑过来跟我说现在这个箱子是他的，让我帮他翻译一下，他带的几个零件更不值钱。

检查员发现今天的“生意”都得过我的手，便把我们四人叫到一旁的小房间里，创造一种私下交易的环境。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知道吗？”大叔依然是质问的口气。

“我倒觉得是您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不卑不亢。

“你愿意付多少钱？”他没有性子再跟我磨下去了。

“税费是多少，我就付多少。而且，我要付给出纳员，要拿到税费收据回去交差。”

检查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填了一张单子丢给我，摔门而去。最终，我在海关出纳那里总共付了1200先令。

大叔甲领回护照，众人把乱七八糟的行李塞回箱子里。出了航站楼，我打了个电话给庄经理，问到底接几个人回去。庄经理说既然办事处没人来，那就先都接回去再说。

大叔丙说，真是感谢我啊，要不是我来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捞”出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是我们公司的，好像是公司在肯尼亚北部一个项目的供应商。大叔丙从钱夹里拿出五百人民币，一定要塞给我，我不肯收，说我刚才付的税费没多少钱，而且回去是可以报销的。经我再三推辞，他卷起两张硬要往我手里塞，意思是一定要收下。我说真的不用了，但大叔一再坚持，我最终还是收下了。出门在外，各人有不一样的方式表达感谢，萍水相逢，帮上一点小忙竟获得如此感激。

我最后一次接机是最简单的一次：两个大老粗中年男子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站在一簇，我五十米开外就认出来了。三个人，五个大行李箱，有三个是这个女孩子的，我心中本已啧啧称奇，后来才发现除此之外，她还有两个大行李箱由其他项目的人转带过来。她姓周，和我同一届毕业，比我大不到一岁。她来的第二天，就在宿舍里哭了一宿。在之后漫长的几年里，她都将是工地上唯一的中国女性。

庄经理渐渐把我身上杂事卸下来交接给小周，包括接机。一开始，小周很奇怪，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怎么接人？庄经理笑道，反正小橙每次都能把人接回来。我也笑而不语，想起自己曾经在临时航站棚外的土包枯等日出的第一个早上。

我后来才知道，内罗毕机场着火当天，有个姓武工长就在现场，当时被边检扣住盘问。边检说系统里查不到他的签证信息，要现场补办一个落地签。这其实是肯尼亚海关惯用的索贿借口。但老武语言不通，手机也没有开通漫游，被关在边检的隔离室里，预备遣送回国。就在这时，机场突然着火，火势蔓延开来。边检和海关乱作一团。老武心想，辛辛苦苦出国打工，还没见到工地，不能被遣送回去，趁边检不注意，冲进行李区，又在一片混乱之中，离开了航站楼。但他的护照仍被扣押在海关，行李更是不知下落。

在法律意义上，老武属于偷渡入境，行李是无法索赔了，但一箱子都是日用衣物，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东西，到了这里东买西凑也就补齐了，护照却一直不知下落。老武最开始还时不时催问护照的下落，但发现在工地上根本用不上护照，渐渐也不太当回事情。黎尧最初也是把这事是当做趣闻讲给我听，但我深知护照在紧要关头的重要性，便问庄经理要不要想办法把老武的护照从边检寻回来。他掐掉手里的烟，只说了三个字：“看着办”。

7. 水至清则无鱼

工人在大门外集结，黑压压一大片。工会干部站在中央，正在用斯瓦希里语演讲，工人们不时挥拳应和，群情激愤。这样一来，想要上工的工人也被堵在门口，坐在一旁不敢作声。按照肯尼亚劳动法，工会组织工人罢工须提前书面通知公司，提出诉求，但工会显然觉得没必要多此一举——法律只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适用。

这次罢工酝酿已久，我私下问过不少工人，他们都不愿意罢工，罢几天工就少几天工钱，月底很可能就要饿好几天。但工会成员会威胁不想罢工的工人，如果有人胆敢上工，就会记下名字秋后算账。

如今项目给工人薪资待遇完全合规合法，各工种都高于法定最低时薪，法定节假日如果来上工可以领两倍薪水。连续在工地上工作满一年的工人还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带薪年休假，但绝大多数工人都会选择拿了年休假的工资，继续在这个月里上工赚取双倍工资。项目还为所有工人投了工伤保险，凡是受伤送去医院不用工人自己出钱。我们工地给出的待遇可谓绝无仅有，而工会放着明摆着低于最低工资的各种肯尼亚公司和印度公司不管，专门盯着中国项目。中国人在非洲做项目，通常过于迷信贿赂，忽视法律，不了解当地文化，总是陷入“强龙难斗地头蛇”的困境。

项目开工短短半年，工会已经闹了好几次，尝到了不少甜头。他们最初是找到了一个刚开工一个月就被开除的工人，此工人一个月旷工十几天，后来就被开除了。当时项目上只有不到二十个工人，没人专门来管工人的人事，把工资结清就让他走人了。当时项目组根本不知道肯尼亚劳动法里的相关规定，既没有签劳动合同约束旷工，也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警告信，最后开除也没留下书面凭证。工地上一大堆事情，根本没人想起这个工人，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三个穿着廉价西服的人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们自称是工会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要为一个叫保罗的工人声张权利。项目组根本不拿他们当回事情，随意打发走了。结果他们下一次来就带来了劳动仲裁法庭的传票。法庭上，工会主张保罗因为受伤被赶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项目又拿不出任何保罗旷工的证据，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受了伤。工会认为项目没有提前通知保罗，就单方面无故解除了劳动关系，应该按劳动法赔偿至少一个月的工资。而保罗在工地上受伤，导致他被开除之后，无法找到新的工作，这几个月一直食不果腹。工会认为项目也应该对此负责，进行相应的赔偿。庄经理认栽，赔了钱了事。

工会得到了好处，就开始四处搜罗当初没有书面手续被项目开除的工人，如法炮制。庄经理不胜其扰，但也没什么办法。后来黎尧来了，花了大量时间细读劳动法，把各种漏洞都堵上了，但代价是人事手续变得复杂起来，工人迟到旷工发的警告信很快就堆满了一面柜子，索引和查找都很费人力，但比起漫无止境的支付赔偿，这些总归只是一点小的不便。

我在远处看了一眼，知道情势不妙，赶紧回办公室去请示庄经理。他让我先去打探一下这些人又想要什么，稳住局势，他会立刻打电话找项目的肯尼亚对接的负责人过来。新闻里时常有非洲的中国项目和当地劳工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爆发暴力冲突，中国人被打死也并非罕见。我自觉为肯尼亚工人争取了不少权益，情况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工地上的中国人喜欢说“黑人不知好歹”、“黑人欺软怕硬”。但我始终坚信人性共通，想要得到尊重，必须予以尊重。

然而，当我和乔走到罢工人群跟前，工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我立刻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敌意。乔大声喊了几句，人群安静下来。气氛发生了一种微妙的转变，我像站在一个红灯的十字路口中央，哪一盏绿灯率先亮起，车流就会被导向那个方向。知恩图报和见利忘义是人性的两面。他们在等我讲话。

我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但另一个方向的黄灯已经亮起，如果我不立刻行动，就在下一秒，事情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罢工是你们的权利，但解决问题才应该是你们的目的。”我用英语每说完一句，乔用斯瓦希里语再翻译一遍，“你们都认识我。对于你们的合理的要求，我会尽量向公司争取满足你们。”人们互相望望，交头接耳。

我感到一切荒谬极了。不到半年前，我还在学校图书馆里赶工我的毕业论文。我只在书本上看过“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凭什么要听我说话？

人群推选出一个代表，是个工会的人，并不在工地上工作。他越说越激愤，坐在地上歇息的工人都站了起来大声呼叫。我转过去问乔刚才这人说了什么，乔嘴角往下一撇，面色凝重地摇摇头。

这次罢工有一半原因来自于乔。乔十分能干，可以独立处理许多事情，让我腾出整块的工作时间来完善人事系统，完全符合劳动法，争取不让工会再找到漏洞。另一方面，我也正在把原本月结的工资，缩短为两周一结，这样可以有效改善工人月底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

乔成了我和工人之间的渠道。有时候，我要交待工长的事情，乔都可以代为传递。在社会学上，这个位置称为“结构洞”。结构洞未必在等级的顶端，却占据了沟通的枢纽位置，因此隐含着权力。罢工前夕，关于乔的各种传闻在工地上已经沸沸扬扬，此中当然少不了工会的推波助澜。闹到后来，五个工人跑到项目上来告发乔滥用职权，以各种名目向工人索贿，并威胁如果不给“保护费”的话，就会向我虚报工人旷工、迟到、偷懒等劣行。而工人如果与乔搞好关系，在升技工、算休假等需要额外评价的时候，都会得到帮助。此外，这五个工人还说，乔还在每周一早上工地大门口发放招工表的时候，向每个领表的人收取100先令“招工费”，乔甚至在工人里组织起了一个小帮派，层层上贡。

但这五人都没能够带来任何证据，口说无凭，终究只是流言。我怎么都不愿意相信乔在背后会这样做，但心里难免生出怀疑。我连续几天，下到工地上，直接问了很多相熟的工人。一些工人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另一些表示听说过类似的传闻，但自己从来没有被索要过，也无权代别人发言。这件事情有两种可能：要么确有其事，乔讨好项目上的中国人，但对下面的工人却一手遮天，被寻租的对象怕丢了饭碗，只能忍气吞声；另一种，作为中国人和肯尼亚工人之间的桥梁，乔比起他的前任摩西更倾向于中国人，这使得工会继续滋事变得困难，于是工会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逼走乔。

工地上，中国人普遍认为当地人懒、挥霍、好酒。但乔上过大学，很勤奋、对未来有计划、从来不醉酒，中国人却换做以另外一种阴暗的心理来揣度，认为乔受过高等教育只是使得劣根性展露出来：狡猾，会耍小聪明，不可信任。所有人都承认乔很聪明，但他偏偏只能赚到同样坐在办公室里的中国员工六分之一的钱，而且中国员工有额外的奖金，乔没有。这种收入差距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和肯尼亚两个国家在经济地位上的悬殊，但常会使个人产生错觉，认为是收入差距是个人能力的差距的体现。

乔之前辗转几个中国项目，经常面对“莫须有”的指控：偷手机充值卡或是偷办公室里的卷纸。我听来都觉得可笑，大家也是抱着娱乐的态度将流言四处传播。我不相信乔偷了电话卡，疑罪从无，没有根据的怀疑要么去寻找证据来证实，要么就应当放弃怀疑。

即便如此，我每天深陷在各种偏见和流言的催眠之中，竟一时吃不准乔究竟是不是索取了工人的钱财。我一直把乔当作朋友，但至此我才发现，在我心里，乔始终没能和我的中国朋友完全平等。如果有人跟我说黄野或是小凌收了工人钱、和工人串通或者勒索工人，我绝对不会相信。有一天黎尧回我们这边来让我帮他改个Excel，我和他说了乔的事情。黎尧说，乔在日常事务中处处向着中国人，得罪了工会，所有的这些指控添油加醋不可全信，但无风不起浪，也不完全是凭空捏造。他一向武断，但这一次话没有说满。

我也请教了庄经理。他批评我，不管事情结果如何，我都不应该对乔过于信任。乔太聪明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我自己经手。至于现在这些流言，他会把乔找来，敲敲警钟，但没有切实的证据，他不会开除乔。庄经理透露，他的“间谍”正在暗地里搜集情报。我欲言又止：这几个“间谍”经常地直接进入“big boss”的办公室，出来时口袋鼓鼓，满脸幸福，怎能逃得过工会的视线？不过庄经理既然愿意花这个钱，自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几个摆明的“间谍”只是为了敲山震虎，甚至可能是真“间谍”的伪装。

我让乔先回办公室去，他留在这里只会让工会更容易煽动人群的情绪。乔忿忿而去。我感到孤立无援，只能假设面前这几百个人都是讲道理的。我感觉自己的话轻飘飘的：“如果你们拿的出切实可信的证据，我保证还你们公平，把乔开除。但我也要对他公平，你们设想一下，如果你们是他，你们会愿意我就因为别人几句话把你们开除掉吗？”

我不知道工人们听懂了多少。每周招工的时候，我都会和工人简单用英语聊几句。我有时会反思，他们是来工地上干体力活的，有些人手艺好，但不会说英语，不会填表格，过不了我这关，不太公平。但现在形势变化，他们不需要对我说英语，工会代表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什么都没听懂。他明知我听不懂斯瓦希里语，也并不用英语向我解释。有些工人等的有些不耐烦，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我看到了空档，想就此突破，大声说：“如果今天没有别的事情了，都已经九点了，大家就快上工吧。”有人起身欲走，又被无形的手拽了回来。

罢工变成了对峙。我继续询问他们的其他诉求，几个工会头目似乎也没想好后续步骤，围在一起低声讨论，工人们则坐在土包上，零零散散，心不在焉。我没办法让工人们去上工，但现状还算稳定，我稍稍走远，拿手机拍了几段视频。

远处驶来一辆车，扬起一路尘土。项目肯尼亚方面的头儿来了。他肚子浑圆，三粒扣的西服只扣最上面一粒扣子。他和我握手时甚至都没有看向我，立即对人群开始演讲。他只用短促的句子发问，几个问题就让人群平静了下来，局势已经牢牢在他掌控之中。他又用斯瓦希里语讲了一大段，最后，他拍了两下手，然后双手摊开，看向人群。一刹那的沉默之后，所有人都笑了，起身奔工地而去。

穿西装的人都有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他和我握手道别，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坐回车里，摇上车窗，解开西服的扣子，放出受到压迫的肚子。人群散去，剩下不到十个人，无处可遁。他们不在工地上工作，又错过了趁乱离开的时机，现在就像聚光灯下的豺狼一样尴尬。我向他们露出胜利者宽容的微笑，但心里和他们同样困惑：到底是什么一瞬间化解了工会精心煽动和策划的情绪？

我走回到办公室，发现乔已经下工地去了。直到下工后半个小时，他才回来整理背包。我跟着他走出生活区，四下无人，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些事情。他脸上一瞬间全是讶异——不可能是假装出来的——说：“怎么可能？”

他立刻失落极了，他一直是相信我是相信他的。我有些后悔问了这个问题。假如他真的勒索过工人，这时也绝不会承认，而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我更是多此一问。

我说：“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你要说服的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是庄经理。”

他点点头，什么都没有说便走了。

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成了谜。乔的事情也不了了之，但这一风波加深了乔和公司的隔阂。后来在写书的过程中，我私下和乔经常在网上聊天确认一些信息，有几次差点把这个问题再一次提出，但我每次都是犹豫再三之后，删掉聊天输入框里打好的句子，选择让历史尘埃沉寂。

猜疑如同一颗种子，只要有裂隙就会无限生长。庄经理是管理猜疑的高手。生活园区的雇工除了大厨董师傅，剩下的全是肯尼亚人。这当中忠厚老实者居多，但时间长了，厨房里总会少这少那，虽然都只是些普通的吃的，但总不是好的现象。舒方毅总说保姆打扫他房间时候偷了钱，也给不出什么证据，其他人也随口应和，渐渐地，虚构就变成了现实。

庄经理在生活区里也有“线人”。根据情报，简和小保姆每天中午都会在衣服里捎带一些厨房的蔬菜出去，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冰箱里的苹果和橙子。我少年快意，非黑即白，认为没有证据就不能以讹传讹，有了证据就不可以姑息。庄经理笑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知道，但是……”

“他们在这院子里工作，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有好处，再小也是特权。只要不过分，我就可以容忍。他们拿了厨房一些菜、水果、甚至偶尔偷一些小钱，自然觉得这份工作有油水，产生了等级感，优越感，觉得自己和外面工地上的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就会忠诚，会继续讨好我们。”

我反感他合理化英国人的殖民思维，但他没有给我留下反驳的空隙。“小橙啊，水至清则无鱼。”说罢，他透过自己吐出去的烟雾，望向天花板。

我以前只是把这句话理解为对世事混浊的一种陈述，从没有想过其中隐含的行事法则。

庄经理有一套“浑水管理法”，基于他对自己识人眼光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在看不清浑水利的情况时，作出正确的决断。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仔细观察、思考、归纳，他做出的判断并非总是正确，但远好过随波逐流、只凭一般性的直觉和意气行事的普通人。

“一流人才不需要管理，因为他们自己就会去把事情做好。只有把二流、三流的员工管好，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管理。”他像一个牌手，手牌参差不齐，但他坚信手牌越差，越能锻炼出好牌手。

庄经理的“浑水管理法”用在项目上，“治大国如烹小鲜”，合纵连横，尽在掌握。他对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了如指掌，但“人至察则无徒”。

他为了保持权威，刻意和部下保持距离，以致近旁没有真正的朋友，十分孤独。他作为国企体制中的技术官僚，不爱拍马屁讨好领导，但却也接受在框架之内行事，难免遭到排挤。

庄经理酷爱读书，总是坐在他象征权威的皮质老板椅里，两脚搁在办公桌上。他抱怨项目上的年轻人都不爱看书。平日里我和他的距离也比较远，没有什么交流读书心得的机会。况且，交流读书心得这种事情唯有在对等的关系中才真正实现。他喜欢看英文书，有一些是英国学者对于非洲社会的研究，从这一类书里，他寻找的是殖民者行之有效的统治办法。他对于肯尼亚黑人的看法模糊不清，有的时候他会对其他中国人歧视黑人的看法表示强烈的厌恶，但有时候又会宣称找到了黑人骨子里的劣根性。

庄经理和工地上的其他人都很不一样，他崇尚责任，高度重视忠诚，这些都和这片充满淘金式狂热的土地格格不入。然而，手下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他永远坚守在这里。他从骨子里崇尚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手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玩Zippo全金属打火机。他有一把手枪，始终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他要求司机把他的普拉多擦得干干净净，但出门他更喜欢自己开车。

我后来发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一古谚当中隐藏着一个元逻辑的悖论。如果一个人“至察”，按照定义，他应该无所不察，那么他必然完全理解“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理解并贯彻前半句就会如庄经理一样采取“浑水养鱼法”，但通彻后半句的“至察者”究竟是否能够选择隐藏这种“察”以换取“徒”？然而，这一论定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即便了解“至察”的后果，至察者并没有选择，只能忍受高处不胜寒。所以，这句谚语除了可以演化出处世技巧，底色中透出悲剧式的凄凉。

当地工人罢工总是小麻烦，没有人真的愿意丢掉工作，毕竟每周一招工时总有一大堆肯尼亚人在门口排队。工会成员也被我逐一做好了标记，行动都在我们密切注视之下。与此同时，很多不明所以被游说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发现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里要上交200先令工会会员费，也纷纷递交书面的退会申请。

中国工长各种暗地里的活动就没这么容易处理了。自开工以来，少数工长和工人里应外合，暗度陈仓的丑闻屡有发生，但敢这么做的工长又多少和相关部门的小官小吏沾亲带故。庄经理兜着这么一群工长，也是投鼠忌器。尽管庄经理级别不低，通常要高过这些工长的“关系”，但“关系”手有实权，真要故意刁难，摆出官僚主义，项目也要倒大霉。

只有当他们过于猖獗之时，庄经理会严打一阵，但平日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司唯项目经理是问，所以项目组上其他人和工长倒也没什么直接冲突，井水不犯河水。直到库管老陈有一天突然发现，仓库里的工具慢慢已经所剩无几，不知去向。老陈不太会用电脑，所有的进项出项都是手写的收据，日子久了根本对不清楚，全是糊涂账。上下工是借还工具的高峰，很多工长急着走，一再催促。老陈忙不过来，就口头答应，有时候事后又记不清到底谁拿了什么。后来有心人发现了这个漏洞，每天借出去多，还回来少，积少成多，都偷偷拿出去卖了。

庄经理决定进行一次大清算。老陈满头大汗清点了好几天，报上来一个清单，某某少还了几个钢筋钳，某某又少了十几把手锯，某某少了三个手钻，某某少了二十双工装鞋，如是密密麻麻写了几张纸。老陈本是个老好人，对谁都客客气气笑脸相迎，也被人欺负得狠。这一下子更是得罪了好几个凶悍的工长，他们跑来找我，笑里藏刀。

“橙工啊，你看我管工人什么时候出过错？这明显就是老陈搞不清楚，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就那稀里糊涂的。”

“橙工啊，我每次都去还工具的时候，我总要他给收据。他说他记得到，现在又找不到了。这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工长们归庄经理管，我嘻嘻哈哈推脱掉了，不置可否。但这次与乔被群起而攻之不同，我心里很清楚的确是这些工长偷走了仓库里的工具。开工初期就发生过夜里偷钢筋的事情，几名有嫌疑的工长这次每个人名下也少了大量工具和装备，远远超出一般的遗失和损耗。库管老陈是个糊涂的老实人，绝不会监守自盗。但庄经理又不表态，这下子他更加孤立无援，只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沉默终日。

一个星期后，事情发酵够了，庄经理才开始收网。他把工长和老陈各打五十大板，先是要工长把差缺的东西尽数补上，再要求老陈把某些日子明显少于应有的进出收据找出来。庄经理从一开始就知道两项都做不到——这大概就是“工地浑水智慧”，与其说这是一项命令，倒更像是一种表态。工长们和库管都吃到了象征性的处罚，一切归零，开始严格计数。

庄经理并没有把帮老陈规划仓库管理的任务交给我，而是交给了舒方毅。舒方毅敷衍领命，但过了两天还没有任何动静。老陈和气，不敢得罪舒方毅，有时找我来诉苦，我觉得有必要催促舒方毅。我走过进大办公室，他撇了我一眼，关掉NBA新闻，回到Excel界面，打开他花了1000元经费从淘宝上购买的库存管理表格。淘宝卖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表格不被修改再二次销售，对大量的地方都进行了密码锁定，整个表格的质量水平也粗制滥造，像是从“一本书教你会Office”之类的业余电脑教程光盘里拷贝出来的。

我浏览了一下这可怜的表格，哭笑不得。舒方毅为了显示他的确用心做了这件事情，打开和供应商联系的对话框，若有其事地接洽起来。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去掉密码保护，因为卖家说完整的表格还需要5000元。

我太年轻，不晓得舒方毅此举之中的深意，想主动揽起这个事情，让项目省掉这个冤枉钱，花了一整晚做出了个像样的表格，丢给舒方毅。后来，我才理解他那种事事不上心的工作态度实际上是吃透了海外工程项目管理的漏洞。工地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没有专人来监管项目部的工作，项目经理兼顾人事管理，也只有间接任免权。像我这种项目部的人事只管当地员工和工人。而舒方毅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庄经理总会容忍他。但他也因此变得有恃无恐。后来他也没有真的去教老陈用我做的表格，老陈仍然埋在一大堆手写收据里，晚上加班加点打计算器。

舒方毅像在混浊的鱼塘里游刃有余，但始终哪里都去不了。最初和庄经理启动项目的小团队中，梁岚和舒方毅是重庆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科班出生的同班同学。如今，梁岚已经在大学的另一边的新项目做项目经理，独当一面，而舒方毅还在塘底的淤泥里摸来摸去。

他永远摆出一种虎落平阳的姿态。为了离开这个他的雄才大略不能施展的环境，他一直在备考GMAT，说要去美国读商学院。舒方毅一开始认为我是加州伯克利毕业的而对我产生额外的兴趣也是此缘故。

他总是一边转着手里的水笔，一边研读在内罗毕以高价购买的一本GMAT官方复习资料。不过，他认真做题的时间远少于他把题目拿出来四处询问的功夫。黎尧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八级，地位极高，通常可以决断一道题目的对错。舒方毅有时也会端着书来问我，平衡办公室两位英语高手。但更多的时候会召唤资历最浅的我，去他桌前帮他排疑解难，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不擅长英语试题，勉为其难地胡诌几次之后，只好学起中学英语老师的惯用护身符：“这就是语感了。”他渐渐对我感到失望，毕竟从伯克利毕业生一下子降格成为复旦毕业生，英语权威性上降了一大截。后来我和黎尧的一次闲聊中才得知，本来我来的那天应该是黎尧去接机的，但是舒方毅不知道哪里听说了伯克利，来了劲，执意要去抢占先机，但睡过头了。

后来黎尧去了其他项目，工程顾问德士摩也调走了，舒方毅谈起GMAT习题来更多了一种炫耀的成份。他通常逮到黄野和小凌这样稍懂英语的老好人，讲来讲去，一个星期也做不完一套题目。

舒方毅虽然在样题上全是红笔订正的痕迹，但他还是决心报考GMAT。他没有国际信用卡，问我借VISA信用卡垫付考试费。我当下就帮他付了，过了几天我见他一点还钱的打算都没有，催了好几次，半个月之后他才还给我。再后来，他退考了GMAT，我扣了退考手续费，当天就如数把钱退还给了他。他让我把钱放在边上，甚至连头都没转过来。

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和舒方毅共事。不过这也正和他意：没有中国员工参与他手头的事情，他的小聪明就无人过问。他学的就是工程管理，工程上的事情上手应该比其他人快。他说想采购，庄经理便放他去采购。他每次一出去都是一整天，上午晚一点出发，把事情拖到中午饭点，在高档商场吃个饭，下午又要跑回供应商那里去一趟，回程再一堵车，一整天就可以游荡在外面不用坐班。庄经理每周一开例会，常会“敲打”一下舒方毅。他会知趣收敛几天，但又渐渐地放飞自我。老板若是出远门去开会，舒方毅就彻底无法无天，也不用借外出才能放风了，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打起电脑游戏来。

供应商打来电话，他就任由手机铃声一直响，不愿停下手中的游戏。一个苦情的女声撕心裂肺地发问：“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抛弃所有？为什么剩我一人孤独等候？能不能再爱我？能不能陪着我？能不能永远一生不放弃我？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抛弃所有？为什么剩我一人孤独等候？能不能再爱我？能不能陪着我？能不能永远一生不放弃我？”

很快，舒方毅离开了工地，离开了公司，听说也离开了肯尼亚，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8. 风暴

“庄经理病了。他让你上去找他。”小周叫住我。

“他怎么了？”我正在试行工人单双号分批签合同，两周结一次工资，忙得焦头烂额。

“他好像发烧了，总之不太舒服。你去看看。”小周已经从我手上接走了不少日常杂务，但送医院仍是我负责。

庄经理卧室门没锁，我敲了很久没人来应，便推了进去。我每次来见庄经理都是在一楼的客厅，从来没有上过二楼的卧房。这时的客厅没有了主人，空落落的。“庄经理，我上来了！”我对楼上喊了一声。没有回应。

卧房里窗帘拉着，很暗，正中央摆了一张床，看上去有其他人的单人床三倍那么大。但屋里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具和摆设。

我在楼梯口站住说，已经让彼得备好车，随时可以出发。他裹着厚厚的被子，虚弱地应了一声。透过白色的蚊帐，我看见他正在昏暗的光线下分辨体温计的读数。

“上个礼拜去赞比亚开会，怕是染了疟疾。”

“去平常那家医院？”我想起自己刚来不久，急病数日，庄经理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塞给我几颗印度退烧药，不准送我去医院。其他人病了，他也是如此，说当地医院医疗条件不好，反而容易染上新毛病，不如吃药静养。倘若过了几天，发现吃药好不了，他也是让我把病人送去附近一家小医院了事。只有当病情严重小医院治不好时，他才会允许转送去更大的公立医院——这个链条倒是很符合逐级医疗。

“直接去肯雅塔国立医院吧。”他有气无力地说。

“行。那我先下去，五分钟之后上来扶您下去。”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写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的动物更加平等” ，心里暗自好笑。

车行一路，庄经理病怏怏，躺在普拉多后座上一句话都不说。我每隔半分钟就回过头去，确认他没有昏迷。撒哈拉以南非洲总共1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3%，但世界上90%的疟疾病例都发生在这里。不断进步的抗疟药物使得疟疾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成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种病。但在这里，疟疾仍是兵临城下的日常威胁，每年因疟疾死亡的病人中，有92%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盛行的恶性疟原虫造成的并发症和死亡率在诸种疟疾里均属最高，但致死的情况多出现在缺乏基础医疗的农村。像内罗毕这样医疗完备的大城市，只要及时就医，疟疾通常能被治愈。

庄经理在项目上总是展现出强硬独断的一面，此时却意识模糊。人类构筑了庞大复杂的社会，但个体却不堪一击。我小声问彼得：“你觉得boss像是得了疟疾吗？”

“不好说。我家里以前有人得疟疾的时候……”

“等等！你说你家里有人得过疟疾？”

“是啊。我的……”

“但你家不是在内罗毕吗？”

“对啊。”彼得一脸疑惑。

“但是庄经理以前跟我说，内罗毕没有疟疾。”

“内罗毕怎么会没有疟疾？”

肯雅塔国立医院大厅敞亮，地砖和墙砖都被反复消毒擦洗，干净得不近人情。这是肯尼亚医疗体系中的最高会诊医院，全国各地看不好的疑难杂症都会汇总到这里，也因此总是人满为患。病人一早排队挂号，等到医生晚上下班还没有轮到也完全不足为奇。庄经理之所以把受伤的工人送去附近的小医院，也是因为不愿意过多浪费时间在排队等待上。但他自己成为病人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庄经理虚弱地站在门口，大厅里找不到一张空着的候诊椅。预诊台前也是几十米长的队伍，我建议离开：“这里恐怕等到下午都轮不到我们，要不我们还是去别的医院？”庄经理如释重负，点点头。

车行不过二十分钟，我感觉我们不是来到了另一个医院，而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阿迦汗医院隐藏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这家私立医院是“阿迦汗发展网络”(AKDN，Aga Khan Development Network)的一部分，由阿迦汗四世创立。这个庞大网络囊括基础教育、小额信贷、大学、医疗健康，如今已经扩展到了亚洲和非洲超过30个国家。庄经理说这是印度人开的医院，其实并不准确。阿迦汗是印度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领袖的世袭称号，但1957年阿迦汗四世出生时，印度的穆斯林已经在阿里·真纳率领下独立建立了巴基斯坦。

一进阿迦汗医院大门，训练有素的导医简要询问病情，便告诉我们应该去哪里。顺着一楼右侧的走廊，我们绕过美丽的庭院，日光透过天井的玻璃照射进来，安宁祥和。上二楼，按照导医的指示，我们直接走进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外两间，里间是医生的诊室，外间是候诊室。护士拿出表格让我填写了病人基本信息，便带我们进了内间。

医生是欧洲人，看名字像德语。他一边浏览了护士记录的病情，一边戴上一次性手套，用小手电照看了一下庄经理的喉咙和下眼脸，认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不是疟疾，吃点感冒药应该两三天就会好。他摘下手套，拿起钢笔在处方纸龙飞凤舞。“输液见效更快，但没有那个必要。”从进医院大门到看完病仅仅花了十分钟。医生把处方撕下来给我：“把这个给外面的护士就可以了。”他站起身来，摆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我接过处方，一个字母都认不清。世界上所有医生都喜欢潦草的字迹展示权威，账单上的数字则加强了权威：单是“出诊费”一项就要3000先令——也许和中国三甲医院专家号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相当于普通小工的整整一个星期的工资。

排除了疟疾的可能性，庄经理精神顿时好了起来。走在绿树成荫的停车场里，我问他为什么上次我发烧体温比他这次更高，他为什么那么肯定不是疟疾。“那不一样，内罗毕在高原上，气温终年都很低，没有疟疾，我也是去了赞比亚，才怀疑得了疟疾。”他有点尴尬地笑笑。我也笑笑，没有再说什么。哪怕再轻微病痛，都会严重削弱一个人的意志。病人生病时感受强烈，痊愈之后却很难对他人的病痛产生共情。人类的认知和记忆体系在经过千百万年进化的之后，总是为了未来，选择遗忘过去。

庄经理回工地上躺了一天就痊愈了，开始准备迎接又一个国内来的考察团，不知道是商务部还是旅游局，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每次列席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庄经理和柳副经理，梁岚会从他的项目赶过来，现在再加上小周。只有他们四人才是公司的“嫡系”，其他人则是五花八门的劳务关系。国内抓得严，商务考察团都只敢吃工作餐，来了肯尼亚，如果去内罗毕的高级中餐馆，仍担心隔墙有耳。只有到了工地的工程塑料板房里，窗帘一拉，所有人手机交在门口，终于可以放开享用。市中心公司办事处的同事们也纷纷来到工地上，绝不会放过酒席上表现的好机会。很多在其他城市的项目经理也纷纷赶来，几个小时后烂醉如泥躺完成任务，躺回车后座上赶回各自项目。

若来人不多只用内间餐厅，项目组剩下的人还可以照常在外间吃饭。但今天两间都坐满了，项目组其他人只能去工长食堂一起吃饭。老姚脾气又上来了，觉得自己虽然名义上是项目组成员，但总不被重视，赌气不肯吃饭。我和黄野打算趁庄经理在酒席上脱不开身，偷溜出去放风，看到老姚也在办公室里不去吃饭，便把他也带上了。

我之前学开车的驾校小镇有个酒吧，也卖烤羊腿，就在公路旁边。乔带我去吃过一次，羊肉坚韧，只沾盐巴，原汁原味。我们走出工地，碰到从镇上的超市成群结队回来的工长，相视颔首，默契地保守彼此借机外出的秘密。

我们在酒吧二楼露台上坐下，要了三斤烤羊腿，六瓶塔斯卡啤酒。黄野和老姚都没吃过“乌噶里”，各点了一块。天色渐黑，酒吧里其他人向三个中国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举起酒瓶友好地致意。老姚仍在抱怨自己受到的委屈，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委屈得像个小孩子。店家在底下烤好了羊腿，拿上楼来，在一块油腻污黑的砧板上把肉片成小块。完成后，他按惯例抓起一块放进嘴里，算是“小费”。

酒精的放松之下，老姚终于停止了抱怨，讲起了他在天南海北各个国家打工做监理的趣闻轶事。我们又要了六瓶塔斯卡，这种东非最畅销的啤酒（也是东非唯一的本土啤酒）比中国啤酒要强劲许多。老姚已经微醺，他说上一次喝得这么开心还是在沙特，禁酒的伊斯兰国家，大家躲在酒店里喝走私的酒。这次是溜出工地的宵禁，去他妈的领导，去他妈的马屁精。黄野有时应和点头，有时吹吹牛，但更多时候，他只是低着头盯着啤酒瓶底。

结账的时候，我感觉账单上手写字迹开始扭动，从口袋里摸出3000先令，服务员找零50先令，我让她留下，她开心极了。我花光了身上所有钱，觉得安全极了。两手空空，没有手机、没有钱包、没有证件、没有钥匙，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摆脱它们——哪怕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是什么时候了。

月光下，我们走在土路上，一脚深一脚浅，竟然都没有跌倒。二十分钟后，我们走回工地。庄经理请来加强安保的警长，已经抱着AK-47睡着，手边是一瓶饮尽的中国白酒。

餐厅的灯还亮着，小周走出来敲隔壁董大厨的门，让他下几碗面条。宴席结束，总要靠热汤面来修复一下被酒精伤害的肠胃。董大厨放下手里的毛笔，叹了口气，走进厨房。

第二天一早，我就挨了庄经理批评。半个月后，老姚领到了工资，他的妻子在国内去银行柜台确认到账，打电话告诉老姚。老姚挂下电话立刻冲到庄经理办公室要求买回国机票。他没加入项目群，但还看得上我和黄野，和我们在网上零星地聊过几次。他回到武汉，后来又去了哥斯达黎加，似乎又起了矛盾，没呆多久就回到了武汉。再后来也断了联系。

董大厨手艺好，每次领导来都要烧一整桌宴席，口碑传出去了，越来越忙，他觉得做酒席太累，奖金太少，渐渐也萌生去意。但是他的签证早已过期，按照官方流程已经无法续签，属于非法居留，无法正常出境。

项目上大多数人都和董大厨一样，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非法居留的“黑人”。肯尼亚工作签证办理费用高昂，手续繁杂，限定名额，根本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流动性，就算申请者在申请审批的几个月离开了肯尼亚，申请费和占用的名额一概不退还。而且申请工作签要求申请者提供大学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是高级人才。但工长们大多数连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可能有大学毕业证书？

中国到肯尼亚的打工者绝大多数都是以旅游或者商务这一类短期签证入境，其中只有少数确定了会长期留在项目上的人才会办理工作签证。短期签证有效期三个月，至多续期一次，对于长期居于此地的员工总是要过期的，因此就算按时续期也无法保证处于有效状态。

工长们平时待在工地上，最远就是步行去附近小镇的超市，根本用不上护照，统一上交给我保管。碰上签证到期的问题就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彼得在内罗毕机场边检有熟人，每当有签证过期又没有工作签的中国员工需要回国，我就会跟着彼得去机场找这位熟人。我们在车里见面，我给他一个信封，一句话都不需要说。十分钟后，他把信封还给我，里面已经补上了上次签证过期之前的出境章，和当前时间一个月前的入境章。

庄经理预见到项目以后可能会延期，不想过早地浪费不必要的正式工作签证名额，所以也没有为我提交工作签证申请。但我在短期签证即将过期前一周，决定去续期——毕竟我经常在外边办事情，护照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如果签证过期正好被警察撞上又是大麻烦。

我知道，如果我去请示庄经理，他肯定会说他在移民局认识人，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去续签，出了问题再说。所以我决定不告诉他，自己掏钱去办。我让彼得把我放在移民局，他说他先回工地去，等我这边办完事再打电话叫他来接。他从没见过在移民局一两个小时就能把事情办完的人。

内罗毕移民局像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官僚机构的残余。大厅里挤满了人，多数是肯尼亚人。人群中有几个年轻的白人，应该是拿着旅游签证的志愿者来更改签证类型。商人惜时如金，这种花点小钱就能有人代劳的事情，肯定不会在这里浪费自己的时间。

外国人签证问题只开放了一个窗口在处理，愿意在此枯等的外国人都是耐心超凡，把表格交给窗口里的移民官之后，不愿意“给小费”，温顺地坐在一边排队。周边的外国人都很有经验，端着七八百页厚的小说书，沉浸其中，不时会心一笑。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后悔自己没有带一本书来看。两个小时过去了，手机就要没电了。断绝了最后的信息刺激之后，我才领悟到“度日如年”不只是个比喻。

移民官懒洋洋地念出我的名字时，念了两遍，我方大梦初醒，飞奔过去，到了窗口发现自己的背包没有拿过来，又跑回去拿到背包。移民官对时间感知是10秒钟，没有察觉到我刚才这一来回。

“要续签，是吧？”

“对。”我递上护照。

“这里是肯尼亚，你知道的吧？”

“长官，我不明白？”

“你来肯尼亚多久了？”

“我的签证并没有过期，续签也是完全符合规定的。”

“但是这里是肯尼亚，你呢，如果能……”他把拇指、食指和中指聚在一起搓了一搓——不知这手势在肯尼亚也代表钱，还是他从其他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事情就会变快许多。”

我枯等了两个多小时，居然还要被索贿？我气不打一处来。他以为我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停顿一下，补充道：“哎呀，我只是想给你行个方便，你看，2000先令，怎么样？”我有点动心，但转念一想，主动索贿肯定有诈，要么是拿了钱不办事，要么后面根本没有程序再要我等，他只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试图敲诈。

我再次拒绝。他收回脸上谄媚的笑容：“那先生，你只好再去那扇门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了。”

我走进那扇门，里面有好多间办公室，都没有标牌，我根本不知道去哪一间。我只好往人最多的那间走去，问了一圈，却被告知要先拍照片，只好从大门出去。好在大门一旁就有一家照相馆，门面一米宽，柜台后面是一面蓝色的照相背景布，皱皱巴巴。老板掀开柜台一头活动的隔板，钻了出来，让我站到柜台里，他站到店外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再掀开隔板把我放出来，他站进去操作一台至少有20年历史的古董电脑。

四张证件照500先令。我有些后悔刚才没有给那个窗口的小官僚2000先令息事宁人——也许再讲讲价，1000先令他也肯干。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决心捍卫原则。回到门后的办公室，我又加入了等待的人群之中，我问前问后，但大家对于究竟在等些什么一无所知。又过了大半个钟头，我跟着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一叠叠文件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令人震撼。

所有的申请表和材料按日期装订起来，堆放在这里。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东西到底应该如何检索，更可能的是：它们的存在根本不是为了检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在入境时要求入境者填写一张实体小卡片，通常还要写上地址，边检官只是盘问一番，并没有能力核查。我一直以为他们每天收集了这么多入境卡，到了晚上就是一筐一筐装起来扔掉，没想到还有地方来存储这一切卡片。

在这一大堆文件的影子底下，移民官仰卧在扶手椅上，指了指一盘红色印泥，让我在申请材料上依次按上十个手指的指印。

移民官从材料里取出我的护照，翻到肯尼亚签证那一页，端详了之前那个印章，仿佛能够鉴定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他跟之前入境时的海关工作人员一样，把我护照上几十个国家的签证和出入境章饶有兴趣地一一钻研，足足过了五分钟，才翻回我的肯尼亚签证页，盖了一个新的印章，里面手写了一行小字：延期到某年某月某日，下面则是他的签名。

我取过护照，走出大门，天已经黑了。

回到工地，库管老陈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个报纸包着的塑料袋。我问他是什么，他只是嘿嘿一笑。仓库风波之后，舒方毅淘宝上花钱买的表格虽然没有教会老陈，但工长们也有所收敛，老陈也更注意进出项收据管理，虽然效率仍然不高，但总算重回正轨。我又给他多派了两个小工，仓库前后都有人照看了。

我打开一角，里面油腻腻的，老陈止住我，说这是黄野让他买的烤羊腿，他托自己的小工去镇上那家酒吧买的，叫我藏好，别让庄经理发现了。

我叫来黄野，他又叫上一个从其他项目新转来的同事，约好晚上爬到尚未完成的主体建筑楼顶偷偷享用。为了不引起庄经理的怀疑，我们都去餐厅吃了几口饭，假装回房洗澡，等到庄经理回了房间，我们才从仓库里拿了几瓶塔斯卡啤酒藏在衣服里假装去工地上散步巡逻。

主楼已经建好了两层，但楼梯还没造起来，三人爬上木梯子，就地坐下，放起音乐准备开吃，但狗群不知不觉之中跟了过来，我们把梯子赶紧收了上来，狗群在底下狂吠。我们拿起一块骨头，丢了老远，终于把狗群引开。

打开报纸，里面是塑料袋，打开塑料袋里边又是一层报纸，再打开报纸，里面才是切成小块的羊腿肉，一个小的保鲜袋装着盐巴。

白天，大地被赤道热烈的阳光炙烤，入夜开始冷却，远处马赛保安在帐篷前燃起星星篝火，他们世世代代放牧照看的牛羊换成了钢筋和水泥。

工地上的日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庄经理让我把手上事情都交给小周，至于钱的事情，他不会亏待我。我把心中酝酿很久的问题问了出来：“庄经理，你觉得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只有了解自己在不同的人眼里的缺点才能够进步。

“急躁，”他对这个似乎并不惊讶，“不过年轻人都这样。随着岁月打磨，你的棱角也会被慢慢磨掉。但有些人仍然能够坚定内心的想法，外面处事是圆的，里面却是有棱有角、四四方方。”

庄经理说，希望我不要忘记这里还有这么一帮弟兄，也不要忘记在遥远的土地上，我们曾经为肯尼亚人造了这么多基础设施。我有些羞愧，自己只是一个过客，没有一滴汗水滴在钢筋水泥之间。我既没有见到故事的开端，也没能守到故事的结局，很多人远比我更有资格来书写这段历史。

离别让一些事情变得紧迫起来。我做的工人管理表已经教会了黎尧，他对效率叹为观止，向从项目调到办事处的曾瑛举荐。两人希望把我做的表向公司在肯尼亚所有项目进行推广。我本来以为只是兴头上的允诺，结果曾瑛真的把全肯尼亚大大小小所有项目负责人事的同事都召集到我们工地来，让我给他们开一个集中的培训班。我把手头自己在用的表格做了一些调整和优化，锁定了容易误操作的地方，并且给所有操作配上了简单的说明。

到场听的人有些是熟面孔，有些是生面孔，但都很认真，不停做着笔记。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工作不仅对当地工人有意义，对公司的中国同事也有所帮助。等我讲完，问台下有没有问题，大家似懂非懂，面面相觑。我把电脑合上，说以后反正有问题可以先问黎尧，他搞不定再来问我。

开完会总要吃饭，既然有经费就要去城里的中餐馆吃一顿。今天难得全是年轻人，大领导一个都不在，所以大家都放得开些。我和在席的除了黎尧、曾瑛还有小周之外，至多是一面之缘。但能在异国他乡坐上一张饭桌已是缘分，所以大家格外热络。所有人都来敬我酒，冰凉的塔斯卡啤酒七八杯下肚，菜才上来。我夹起一块鸭腿，已经尝不出滋味。众人互相吹捧起来，我也开始胡说八道。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再次清醒过来，正在跌跌撞撞奔向卫生间的路上，再一断片，我已经趴在马桶上吐完了。

我用冷水漱口冲脸，对着洗手池的镜子，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走出卫生间，小周在门口等我，关切地问我要不要紧。我酒醒了大半，告诉她没事，回到席间，推说不能再喝。众人起哄说：“小周在，你还怕回不去吗？”工地上女性极少，大家总喜欢拿来开玩笑。小周涨红了脸，辩驳了几句，但在一片哄笑中，没有人听清她说了什么。

次日晚上，黄野又买来两公斤烤羊腿，又听司机纳纳说“绝对伏特加”是好酒，搞来两大瓶，拿来宿舍给我践行。我们一人一大瓶伏特加喝完，已不知肉味，但我和黄野都还没有醉倒，又跑到库房里拿了两瓶中国进口来的高度白酒。

我夜里三点就醒了过来，口渴如火燎。地上散落着几块没吃完的羊腿，伏特加的空瓶滚在一旁，中国白酒的瓶子碎成两截，底下半段里面还残存了二两酒。床头柜下有呕吐物，不知道是谁吐的。我小心翼翼避开地上的碎玻璃和呕吐物，走到洗手池边，却发现里面早已被呕吐物填满。我又走到厕所里，好在马桶还通畅，我坐下来扶着额头，一阵腹痛。

来到肯尼亚之前，我很少喝酒，更是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在这里，酒桌成了唯一的社交场景，酒精成了唯一的社交工具，酒本身也成为了社交话题。

办公室的门锁了，饮水机远离窗户，根本够不到。厨房的门也锁了，花坛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我不敢喝。睡意全无，我坐在丰田皮卡车顶，院子里的狗都睡着了，一切安静而超然。

三点半，新来的厨师从宿舍出来，看到我有些惊奇。我说我找不到水喝。他打开厨房的门，从缸里舀了一大瓢凉白开给我。他每天要早起发面给所有人做早饭吃，但我从来不知道厨师要起得这么早。

七点半，我借黄野宿舍洗了个冷水澡。庄经理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最近两个保姆小偷小摸的情况愈发严重，是时候敲打一下了，但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之前，他会按兵不动。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我相信他的判断。

走出经理室，我看到简正在打扫宿舍，走过去塞给她两百先令，算是补偿她清理呕吐物的额外劳动。她不肯收钱，我执意让她收下。我看到这个强壮的大妈提着水桶走向庄经理的卧室，忍不住叫住了她，想要警告她。她转过头来，我却没了话。我警告她，是不是意味着我默认她偷了东西呢？

我走上前去，小声告诉她：“风暴就要来了。”

她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把行李从宿舍搬出来，放进皮卡货斗里，彼得把车发动，姆望基拉起路障，文森特满眼泪花和我挥手作别。车驶出生活区，所有人的身影都变得越来越小。经过工地大门时，两辆越野车与我擦身而过，我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小周拿了很多本护照出来，太远了，什么都听不见。后来我才知道，这两辆是移民局的车。他们收到情报，知道我们工地上有很多人没有工作签，是非法劳工，不少人连旅游签证都过期了，要被驱逐出境。他们抓走了十几个中国人。庄经理花了大量精力上下疏通关系，但移民局还是扣下了几个工长，关在移民监狱里。

我来过几十次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此刻它却显得如此陌生——大概因为我要送走的是自己。

海关检查空空荡荡，边检只开放了一个岗亭，也没有人在排队。

“你在肯尼亚这么久都干了什么？”

“我在这里有一些朋友，我都在四处探访他们。”

“你没有在这里工作吧？”

“没有。”

“……” 他把我的护照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

“……”

“啪嗒”——他在我的护照上盖下离境戳，心不在焉地望向别处。

第二部：城市

1. 迷宫

内罗毕所有的街道都没有门牌号。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是三年后。

司机一再问我，是不是这里，天快黑了，他不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把谷歌地图放到最大，“高地花园”就在我旁边，但找不到大门。我告诉司机这是我阿姨的房子，但我从来没有来过，不认识具体的入口。

这当然不是我阿姨的房子，而是我一个月前从网上预订的别人公寓里的一个房间。我不想节外生枝，向司机解释Airbnb的事情，显示出我对此地的陌生。我假称房东是我阿姨也带有事实的成分——我的当地朋友们经常指着路上的中国人对我说：“看，你的兄弟！”

我最后一次尝试拨打房东的手机，仍然关机，短信和Airbnb消息都没有回复。司机坚持不能把我丢在这里，问我要不要去附近的宾馆住一晚。我谢过他的好意，还是想要下车仔细找一下，实在找不到再打车去住宾馆。“如你所愿，祝你好运。”他把我放下，调转车头，汇入主路晚高峰的车流当中。

我把背包架在行李箱上，缓慢移动，在一条游客不会出现的小路上左顾右盼。仅有的三两路人行色匆匆。他们都没有听说过高地花园。我用手机查了一下附近宾馆当晚的价格，昂贵得惊人，只好放弃念想。我走到一扇大铁门前，使劲敲了敲，保安从小窗里探出眼睛。他也不知道高地花园。

这座城市没有足够的灯光与夜色抗衡。我想起三年前躺在机场临时出口外的土包上，不知身在何处、不晓前往何方的凌晨。

我本以为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但熟悉这座城市的其实是彼得和纳纳，他们对内罗毕的大街小巷了若指掌。以前，我只要告诉他们我要去哪里，他们就会把我送到那里。我不需要记住路名、方向、区域，内罗毕对我而言是离散无序的碎片。他们都不在这里，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只能靠自己。甚至连附近的保安都不知道高地花园，唯一的可能就是谷歌地图上标定的坐标点与现实中相差太远，高地花园根本不在附近。

希望渺茫。

又一次抵达内罗毕，航班延误了八个小时，我的到达时间从上午变成了傍晚，上次来时经过的海关帐篷也被崭新的航站楼取代。

我穿过航站楼前的马路，却被一旁闲聊的三个警察叫住。他们笑着互相推搡，选出一个代表来威胁我：“你刚才过马路为什么不走横道线？”我说：“所有人都不走横道线，你们凭什么要拦下我？”另一个警察厉色道：“你看还有谁不走横道线的？这是违法的！”肯尼亚警察向来喜欢对外国游客敲诈勒索。

我不回答，一转身就看到一个不走横道线过马路的肯尼亚人。“他不走横道线。”“他是他，你是你。在你的国家过马路可以不走横道线吗？”我不打算和警察拌嘴。“对不起，我初来乍到。”

三个警察互相对了个眼色，既没有放我走的意思，也不好开口问我要钱，就等我主动给出“买路钱”。我假装没有领会他们的意图：“如果你们没什么别的事情，我的出租车还在停车场里等着我呢。”没等他们推举出开口要钱的恶人，我拖着箱子直奔停车场而去，听见他们在身后没好气地说：“这次就算了。下次可要注意。”

这次，一切仿佛在我自己掌控之中，Uber定位精准，车牌明确，再也不会像上次一样在机场外枯等了。我在停车场里找到那辆灰色丰田Ractis。司机西蒙4.7分，英语流利，友好健谈。他得知我是中国人，有点失望。这辆车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的二手车，中控显示的全是日文。他一直想找个日本乘客帮他设定一下中控的语言。我凭着日文里的汉字，半猜半蒙进入了设定菜单，但满屏再无一个汉字。我每个选项都点了一遍，并无起色。他说，没关系，总有一天他会等到一个日本乘客。

挡风玻璃的左上角贴着北海道车检合格标，内罗毕的车检标识贴在下面，没有冲突。这种紧凑型的掀背车，简单、可靠、省油，有着丰田车引以为傲的一切素质——唯独在这里它可不怎么便宜。这辆2009年的Ractis在内罗毕售价90万肯尼亚先令，相当于9000美元。而同样车况的二手Ractis，在日本本土的售价大概在2000美元，不到在肯售价四分之一。同为右舵，售往非洲的日本二手车不需要进行任何改装就可以上路。

西蒙加价三倍买到这台 Ractis，但他充满感激，因为他拥有了一台不分昼夜的赚钱机器。他每天都要开车超过16个小时。这样一来，他每周可以赚到4万肯尼亚先令，扣掉每天1000先令左右的油钱，一个月收入超过10万先令。这样的收入对于当地工薪阶层是一个天文的数字——一名保安的收入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一个月收入超过3万先令的工作。“每天醒着的时候都在开车。在肯尼亚，如果你不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哪里挣得到钱？”西蒙为了避免晚高峰内罗毕城中心噩梦般的堵车，绕道新建成的南环城路，但一出匝道，前方又是永无止尽的刹车灯。他熟练地操作触摸屏上的日文按钮，车载音响放出斯瓦西里语电台。

如果这是一辆传统出租车，计价器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必定触目惊心。从机场到高地花园最直接的路线只有20公里，西蒙绕道多开了10公里，共行驶一个半小时。我吃不准这堵车在西蒙意料之外，还是他生财之道的一部分，但只想要快点结束行程，好向Uber申诉要求绕路补偿。我注明司机态度良好，但选择了一条糟糕的路线。Uber 的后台算法在一瞬间判定我的要求合理，退了我三分之一的车费。

我有点后悔过于自信，没有先订一个晚上的宾馆作为过渡。现在就算我找到高地花园，如果联系不上房东，我还是不知道具体的单元和楼层，无法入住。现代科技将人连接的方式既精巧又脆弱。

过了10分钟，出现了第一个路人。他看到我孤立无援，格外热情，引起了我的警惕，但我别无选择。

他问我在找什么，我说在找我阿姨的房子，高地花园，就在这条小路上，我第一次来，找不到大门。我打开谷歌地图，把近在咫尺的定位拿给他看，他接过去，在原地转圈确定方向。“我们在这里，应该就是这边。”“哦，是这边。”“我就住在这边的这个小区，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小区。”他端着我的手机，不断绕圈试图接近目标。

我已经研究过这一整面围墙、问过这个小区的保安，他又怎么会有新的发现？我不愿以恶意揣度他，如果我此刻强行要回手机，是否适得其反？我紧跟他的步伐——如果他此刻撒腿就跑，我能否一跨步上去扑倒他？他研究了半天，沿着围墙走了五十米，也找不到大门。他把手机交还我，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过于贴近的距离。我长舒一口气。

“我叫伊萨克，I-s-a-a-c。我是个律师。”他二十五岁左右，是个穿运动鞋、斜跨着帆布单肩包的律师。“别担心，聊聊天，我保证你会找到你阿姨。”他又问了附近几个小区门口的保安。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过高地花园。我们和地图的定位背道而驰，艾萨克却仍坚持不懈地询问着。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完全有可能在密谋瓜分我的行李。艾萨克转过来一脸失望，耸耸肩，两手摊开。等我转过身拖动行李箱，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肩膀：“我知道怎么走了，就在对面。我早就让你不用担心。”

伊萨克在前面带路，我对他寻到高地花园不抱希望。这时一辆车开着远光灯迎面开来，我和伊萨克让到路边，睁不开眼。来车降低了车速，停了下来。在我反应过来之前，艾萨克已经跑到司机那一侧，说：“就是你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刚从车灯短暂的致盲中恢复过来，看到开车的是个中国人。“我就是知道。我告诉你，我是个律师，一眼看穿别人是我的工作。”伊萨克颇有自得之意。

“是你，对吧？”

我只是虚弱地点点头。

她说登记在 Airbnb 系统里的那个手机今天早上正好坏了，于是她在家里等我，见我还没来，现在正准备出去吃晚饭。我说航班延误了8个小时，本来应该上午到的，这地方实在太难找了，我已经在这附近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找。

她把钥匙交给我，说我房间的钥匙应该是插在门上的。她说我来得正好，她的一个朋友稍后会过来，取走另一串钥匙。我本来满腹怨言：她既然手机坏了，见我没来，为什么不去 Airbnb 网页上查收一下我的消息，她也没有发送准确的地址给我，在家里怎么可能等得到我？但她这一番表现倒真的很像我的远房亲戚，省去了我跟伊萨克再解释的麻烦。

“一会儿见。”她飞驰而去。我想不出如果我不是恰好此时此刻出现在这个路口，今晚又要借宿何方。

我们走进刚才被忽略多次的一条不起眼岔路，土路尽头左右各有一扇紧闭的大铁门，都写着“私人财产，24小时监控”，但没有小区名字。伊萨克先敲了敲右边那铁门，保安打开小窗，告诉我们是另一扇门。我敲了敲左边的大铁门，保安问我找谁，我报出房东的名字，保安正准备开门，但看到我身后的伊萨克，又犹豫起来。伊萨克立刻明白了，说他只是送我到这里不进去。保安这才拉起地栓，打开漆黑的大铁门上一扇供行人通行的小门：中国人可以豁免安检盘查。

我在大门外记下了伊萨克的手机号，表示改天再约，感谢他的帮助。小区的高墙里安全温馨，保安热情，帮我拿箱子，比我更清楚我要去哪里。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有那么一刹那担心这把钥匙打不开这扇门，刚找到的轨道又将土崩瓦解。门开了。宽敞客厅铺着大块的地砖，凉爽的夜风穿堂而过。我不知道我的房间是哪个，也不知道紧闭的房门里是不是有其他房客，不敢冒然推门。这时候，有人敲门，是房东的朋友来取钥匙。她也不知道我住哪一间。我说是最便宜的一间，“有独立入口”。她明白过来，告诉我从阳台上走过去还有一间保姆房。

我绕过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和洗衣机，走进了我的房间：床上铺好了卡通图案的被子，一把塑料凳子以及与之相配显得太矮的桌子，屋顶悬挂一盏明亮的白炽灯，床脚有一个老旧的双层木架子，上面放着一些充满马赛部落风情的纪念品。朝向阳台一边，隔出一间独立卫生间，我怎么都放不出热水。我听到客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以为是房东回来了，想问她热水怎么开。我到了客厅，却发现是个穿着灰色背心的男子，三十五六岁，皮肤黝黑，长发扎在脑后，亚洲面孔，但看起来不像中国人。他说：“你是新来的房客吧？我也是房客，住这一间。”我点点头，只想知道怎么放出热水。

“我叫伯纳德，对了你会说英语吗？我是马来西亚人，中文说得不太好。”我用英语问他知不知道怎么放热水。“啊，这是太阳能热水器，屋顶有个很大很大的太阳能板。你要洗澡就提前半个小时按这个按钮，然后就会加温。我刚洗过澡，水很热，你直接放水应该就好了。”“我已经放了五分钟了，不见热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了你的英语为什么说得这么好？我见到的中国人英语通常说得极为糟糕。”在英语母语的国家，遇到如此褒奖，我通常会还以一句“你的英语也很好”，对方通常会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屡试不爽。

但此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洗个热水澡，然后睡上一天一夜。我谢过伯纳德，说我已经折腾了整整两天，精疲力竭，挤出最后一个微笑，穿过阳台回到我的保姆房里。

我把两边的水阀都向左拧到底，水温冰凉。我在床上躺着，几乎要睡着过去，想起还在放水，又起身到卫生间里试了一下水温，就二十五度左右。我不愿意再深究，关了水。肚子饿极了，又不想回到内罗毕的夜晚之中，便从行李箱里翻出最后几块饼干吃罢，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六点天亮，窗帘遮不住日光。我起床穿过阳台，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有半盒鸡蛋，还有一些因存放太久变得干瘪的蔬菜。我回到保姆房，躺下想要等再晚一些出门去买东西，但已经彻底清醒，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淋浴喷头涌出冰冷的水，我上蹦下跳、哆哆嗦嗦洗完了澡。

日光下一切安宁祥和，是喧杂的内罗毕难得的僻静。我沿着昨日的来路回到主路上。主路不到六点半已经开始轻微堵车。

这条路是日本人建造的，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境上一个可以看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小镇欧罗伊托基托克（Oloitokitok）命名。当年日本施工队发现附近的居民喜欢跑步，决定减少两根车道，在道路两旁修起人行道。人行道如今完全被野草占领。

环岛正中央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印了一面日本国旗，标明了项目完工时间和日肯之间的友谊。我回想起昨天晚高峰时内罗毕的水泄不通各处环岛，每辆车都决意分毫不让，两车之间的距离不足五厘米，这时候胆小的一方踩下刹车，摇下车窗，指手画脚、骂骂咧咧之间，另一辆车又见缝插针向前拱了十几厘米，最终所有的空间都被填满，谁都不得动弹。

我沿着李科尼（Likoni）路继续向南走。这是我第一次在内罗毕步行超过十分钟，出门前我取出了钱包中大部分现金。路上行人如织，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对一个独行的中国人表现出讶异。我走到亚亚中心，却发现商场还没有开门。我拿出手机查找附近的超市，走过去发现它在办公楼里，也没有开门。我在附近的街区漫无目的地闲逛。

兜了一大圈回来，商场开始营业。行人在安检门前排起长队，他们都是在亚亚中心上班的店员、服务员和清洁工。两名保安一一开包检查，三年前的西门商场恐怖袭击和一年前的加里沙大学恐怖袭击让这个国家草木皆兵。

“爪哇咖啡屋”已经开始营业，这家肯尼亚本土的咖啡连锁店并不售卖产自印度尼西亚的咖啡豆，只是借用了一个远方岛屿的名字：异域对异域的想象 。我记得以前在爪哇咖啡屋吃过几回，但完全想不起吃了什么，也不确定是否来过这一家。

我点了法式煎饼和大杯拿铁，无线网络速度快得惊人，像是建在稀树草原上的高速公路。吃罢刷信用卡结账，支持 Visa 和 Mastercard。我在一旁的 ATM 机上取了一些先令。

超市刚刚开门，明亮的灯光照在几十种蔬菜水果上，冷柜一盒盒肉看起来则不怎么鲜红，面包新鲜出炉保质期三天，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饼干零食茶叶咖啡文具一应俱全，价格高昂，收银台也可以刷信用卡，刷卡成功之后店员还要在一本笔记本上手抄一遍卡号和交易金额。

我拎着两袋食品走回高地花园。保安远远看到我，帮我打开了门。我进了保姆房，从阳台绕行到客厅，把需要冷藏的食物放进冰箱。餐桌上堆着一大堆文件，还有几本护照，房东正在打电话，用中文解释代办工作签证的事情。

伯纳德在一旁的开放式厨房里做早饭，面包和鸡蛋混作一团煎得焦黑。他在肯尼亚做通讯器材生意。他一年多以前第一次来内罗毕，通过 Airbnb 找在这里，当时只订了三天，但住下来觉得挺方便，之后每次来都会住在这里，直接把钱给房东。他说自己是“喷气飞机游民”，一个礼拜之后他就飞回马来西亚去了，休息一个月去厄瓜多尔开拓市场。“赤道上的生意都差不多，”，他一边说一边把焦黑的面包装进盘子里。

我还没来得及问热水问题，房东孙姐挂了电话，抓起车钥匙匆匆出门去了。我回到保姆房里躺下，发短信给伊萨克，想请他吃中饭以示感谢，问他打算去哪里。他闪烁其词：“不要问，跟着我走就是了。”我和他在昨天同样的位置碰了面，跟着他走向这条路的另一端。一辆马塔图疾驰而来，我走进路边的草丛里给它让路，它却停在我边上。我回过头，却发现伊萨克已经在车上：“快上来！”

马塔图的线路对我而言仍然是个谜，但伊萨克显然了如指掌。我知道几乎所有的马塔图线路都以中央车站为起点，所以只要朝向正确的方向，就一定能够到达市中心。但具体的线路会根据售票员和司机的灵感发生各种偏离，在残酷的竞争中获取更多客源，比如这一路线的车原本不会行经这条小路，但为了接我产生了偏离。

我在倒数第二排坐定，这辆马塔图只坐了15个人，远远没有到它的极限。像它的同类一样，这辆马塔图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货运版 HiAce，因此省去了移除原有的过于宽松、舒适的座位的麻烦，也方便做一些适应肯尼亚国情和路况的改装：车厢里四面八方都装上了五颜六色的人造皮革包裹的海绵，以防司机飞速通过内罗毕坑洼的路面，乘客撞伤。尽管如此温馨体贴，马塔图的终极任务还是提高载客量，椅背竖直，每个人的膝盖都顶着前排椅背。

我整个身子挤向窗边，把手伸到口袋里，又努力往后靠，腿往前顶，将手机拿出一半，然后再恢复坐直的姿势，身子再次贴向窗户，才能完全取出手机，打开车窗拍照，时刻注意胳膊肘不要打到邻座的人。伊萨克伸手过来把窗玻璃拉上，提醒我小心手机。我又艰难地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他一直在搭讪邻座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子。她有点害羞，低头看向手机屏幕，吱吱笑起来。她的手机桌面是一张照片，镜头朝向夜空，陆家嘴三座摩天楼不可见的屋顶组成一个三角形。她下车之后，伊萨克凑过来笑嘻嘻地问我：“你看那女孩怎样？我准备‘吃掉’她。”

我还在沉思，如果陆家嘴有另一个人用内罗毕做手机桌面，其中包含的是怎样的隐喻？伊萨克也沉寂在幻想中：“我经常看到她坐这趟车。下一次我就要下手了。对了，你‘吃’过女孩吗？”我不太喜欢这个比喻，随口敷衍道：“嗯…啊…”他却来劲了：“想不想尝一尝肯尼亚女人？”我没有接话。他误解为欲拒还迎，会心一笑道：“在你阿姨的地方肯定不行——我可以想象得到，我的阿姨们都很严肃。你可以来我这，给我打电话就是了，我出去晃荡，把整间屋子留给你。”“谢谢你，不过我想我应该用不上。”我终止这段对话，望向窗外。

我们在中央车站下了车，几百辆马塔图云集于此，混乱程度也叠加在一起。艾萨克仍然不打算告诉我去哪里，反问我，中国人为什么都这么着急。他转进一个巷子里。我在巷口朝里探视，看上去都是些正常的小店铺。他也没有等我的意思。眼看他就要走出视野，我急忙快步赶上。

这是一家裁缝店。店面太小，堆满了各种成衣和布料，缝纫机只好借放在门外过道上。伊萨克从背包里掏出折成一团的西服裤子，裤脚开线了，他和老板用斯瓦希里语交谈，可能在讨价还价，也可能在密谋怎么处置这个中国人。老板把裤子丢在一堆衣服上，伊萨克示意我转身往巷外走。

店主没有给伊萨克收据。伊萨克也没有付钱，但他把背包都留在这里。走出巷子后，我问他和老板很熟吗，他表示之前来过一次，又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国家的人既不信任别人，也不互相信任。”

我的确不信任他：他总是闪烁其词，有所遮掩，但又没什么动机。我们继续在CBD里转悠，他仍然不肯告诉我去哪里吃饭。我四处张望，看不出路边哪家店值得这样的神秘。我还没习惯过马路时先往右看，他一把拉住我，一辆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内罗毕的司机都是疯子，我可不想在明天的报纸上读到一个中国人在CBD被凶残的司机撞死。”

最后，他停在一家“鸡客栈”门口。讳莫如深地兜了一大圈来吃连锁炸鸡店？我松了一口气，他不是黑餐馆的托儿。但我又有一点失望，历经周折回到肯尼亚，第一顿囫囵饭居然吃的是炸鸡。他问我吃什么，我观察了一番价目表，说吃两块炸鸡加可乐薯条就好。这顿饭我应该还是请得起，没想到他还是先付钱了。我们拿着塑料瓶装的可乐到二楼坐定，我把我这份的钱付给了伊萨克。我们轮流洗手，服务员把炸鸡送上来，还祝我们用餐愉快。伊萨克拿起一条炸鸡腿，撒了很多盐，三口就啃了个精光。

吃完炸鸡，我不再揣度他的用意，放下戒备，跟着他在人潮涌动的街上闲逛。他走进路边一家音像光盘店，问我喜不喜欢听“色情音乐”。 我不确定这个词在肯尼亚的语境里是什么意思。“你没听过？不会吧！”他挑了几张盘，让老板试播。我不知道音箱里会发出什么声音，有点尴尬，但放出来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肯尼亚流行乐，低音轰鸣，歌词含混，所谓“色情”的画面也只是身材火辣的男女一边跳舞一边调情，称作“情欲MV”更为恰当。伊萨克选中两张，付了100先令。

两旁的货架上摆放了大量“功夫电影10合1”、“某某全集”、“速度与激情100部”之类的盗版电影碟片。为了在一张碟片里塞进更多电影并增加卖点，盗版商会降低清晰度并且去除影片原有的音轨，配上斯瓦希里语的搞笑解说。这些解说人也叫“DJ”，拥有自己的粉丝。他们好像娱乐时代的注疏者，为肯尼亚观众再创作了外国大片。

老板见我对他的电影收藏饶有兴趣，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是中国人。他显出巨大的兴趣，问中国是不是真的只能生一个孩子。我说之前是的，但最近政策改了，如果父母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则允许生两个。老板问，那超过两个怎么办？我说，中国生孩子都要去医院，正规医院都不会让生，就算偷偷生下来了，也不能合法地注册身份，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政策又改了。

老板问：“‘不让生’是什么意思？”

我听过许多传闻，但未曾亲见亲历，只好说我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但老板已经预习过了：“所以他们会杀掉婴儿？”

伊萨克火上浇油：“杀了之后吃掉吗？”

老板抢在我之前，反对道：“当然不吃，开什么玩笑？我的朋友去中国打工。广州，是这么念的对吧？在超市里偷了东西，以为没事，但被摄像头拍到了，结果去坐牢了。”他把双手并在一起抬到胸前，做出戴手铐的样子，也可能是握着监狱铁栅栏的姿势，“中国人是较真的，没有玩笑。”

“在中国什么都很先进”，老板补充道，“真的。”

我们回到裁缝铺时，裤脚已经缝好了，背包还在，信任奏效。伊萨克把西裤塞进背包里，又带我穿过几个街口到了克拉里昂宾馆，走进干洗服务部。价目表全是英语，默认来这里洗衣服的人都应该会英语。大妈穿着英式女佣服，像是干洗行业权威。伊萨克和大妈用英语交涉，认为以这个价格而言太慢了。大妈说嫌贵嫌慢可以货比三家。大妈告诉伊萨克最近的一家怎么走。我站在门外拿手机收邮件，伊萨克去那家店里询了个价，又折了回来。大妈笑眯眯地收下裤子，开了张收据，转过头对我说：“我就知道他会回来。克拉里昂是最好的。”

但中央车站是最糟糕的。几百辆马塔图向四面八方蠕动。没有站牌，每个路线始发的区域是内罗毕人充满默契的集体经验，但对于外人永远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迷宫。

我时刻保护着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跟着伊萨克一头扎进这个迷宫。我们上了一辆车，挡风玻璃的左下角立着一张硬纸板：“48路”。还有几块硬纸板躺在“48路”下面：下一次发车它可能还是48路，也可能成为别的什么线路。

伊萨克又开始不厌其烦讲起“吃女孩”的事情。“不要饿着回到中国。”“你知道怎么吃‘外卖’吗？”“我还吃过中国女士。”我表示怀疑，但并不能制止他在性的话题上继续天马行空。

这辆马塔图内装简陋，一记颠簸，我撞在车顶上，感到一阵晕眩，伊萨克却顿悟了：“啊！你喜欢‘吃’的该不会不是女孩吧？”

我们在小路的另一端下了车，这辆马塔图司机显然对客源有不一样的看法。走回高地花园的路上，伊萨克说我的轻薄羽绒服不错，问我能不能送给他。我说我只有这一件外套，没法送给他，不然我就要穿着短袖T恤衫在内罗毕的冰冷的夜里瑟瑟发抖。他说，没关系，回到中国又可以买一件新的。我说，我一时半会儿不打算回去，在此之前我不打算把外套送给任何人。他说，你回中国之前记得把它留给我。我不置可否，相信他只是一时兴起，过几天就会忘了这件羽绒服。

薄暮时分，我们在通往高地花园的岔路口分别。后来，我只见过他一次，他和两个朋友正说说笑笑，远远和我打了个招呼，消失在这庞大的迷宫里。

2. 故人

狭窄的街道早已被堵死，每一辆车都无处可逃。司机们咒骂政府、咒骂总统、其他司机、该死的路。“我中午加了五百先令的油，三百先令用来点亮刹车灯，还有一百先令变成了该死的废气”，我的Uber司机左手按住喇叭不放，右手伸出车窗外拍打已经离得太近的邻车。

五十先令的汽油变成成了喇叭声，我心想。石油不仅来源难以确证，去向也虚无缥缈。我让司机结束行程，让我提前下车，我保证给他好评。撇开安全因素，步行在内罗毕才是最可靠的交通方式。

黎尧斜挎着帆布单肩包，站在亚亚中心一楼的自动扶梯边上看手机。我走到他旁边，拍拍他的肩膀，他才抬起头看到我。他说我没变，我说他又胖了。他提议到四楼一家西餐馆里。他点了一份全熟的牛排，我要了一份烤鸭胸肉。我们各要了一杯扎啤，充当前菜。晚风徐徐，我们悠然地坐在露台，与夜幕降临后危机四伏的内罗毕隔开了一整个世界。

黎尧也是刚回内罗毕不久，现在公司驻内罗毕办事处工作，成了当年我们在工地上戏谑的boss中的一员——每周有双休日，在城里的写字楼中办公，住在高档公寓，出入自由，工作轻松。大概在一年前，他被一所北欧大学录取，但只免一半的学费。当时他已回国内，在山东一家公司工作，积蓄吃紧，想来想去还是放弃去北欧留学的机会，而选择了另一种出国。黎尧通过庄经理的引荐，回到了肯尼亚，在办事处谋到了一份差事。“我现在想明白了，到我这个年纪，读书这事情也不差这一两年”。他又在重新准备考GMAT，更像是生活的一种盼头。

黎尧是我回到肯尼亚见到的第一个旧友，我们只用十分钟就互相交代完了各自三年间的经历。“谁能想到我们会在这里重聚？”黎尧说。我的扎啤杯已经见底，果梨木烤鸭还没有上来。

但除了在这里，我们又还能在哪里相聚呢？

公司在内罗毕还有很多小项目，虽然不远，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黎尧带我一起去找以前的同事。这个项目看上去停工已久。黎尧一间间宿舍门敲过去，才在最后一间发现了留下来看场子的两个人。这两人中一个显然是与项目共存亡的项目经理，另一个留下来给项目经理做伴的同事，大概公司总部怕项目经理独自一人守着这偌大的工地太孤单。工地上的设备都被转场到了其他项目，意味着在短时间内资金是续不上的。

两人显然很久没有迎来访客，单是我和黎尧的出现就让他们喜形于色。他们极为热情地从房间里出来迎接，项目停工之后他们每天就在院子里养狗、种菜、上网。黎尧问他们梁岚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们表示这里半年来就他们两个人，没听说过什么梁经理。黎尧说，这难道不是高经理的项目吗？二人恍然大悟，说高经理的项目在这个项目背后，小路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开车的话要在外面绕一大圈。

半个小时后，司机才把车开了回来。留守二人组让工地唯一的保安给司机详细讲述了到高经理项目的路线。他们站在空空如也的仓库前和我们挥手作别：“记得有空再来玩。”

我们赶到高经理项目上的时候，梁岚正准备离开。他明显胖了许多，不知道是当老板的结果，还是当老板的预兆。他看到我和黎尧，走过来寒暄几句，看一眼手表，说实在不好意思，他今晚要去陪大领导们吃烤肉，和我们只好下次再约了，望我们这些老兄弟见谅。我和黎尧望着越野车飞驰而去一路卷起的灰尘，面面相觑。

梁岚这三年的事业可以用飞升来形容。当年他随庄经理一起拓荒，独当一面，深受赏识。不到一年，公司又在内罗毕有新的项目，庄经理向公司推荐梁岚。梁岚也因此成为公司在肯尼亚最年轻的项目经理。后来，他又突然斩断和曾瑛持续多年的恋情，在短暂的回国假期里，与一位高官的女儿完婚。虽然此举引来非议甚至鄙夷，但为梁岚增加了在国企中晋升所需的宝贵的政治资本。他的项目顺利完工，业绩良好，被晋升至和庄经理一样的级别，深受信任，被派往斯里兰卡开拓全新的市场。待命期间，梁岚选择继续留在肯尼亚，而不是回国——呆在国外的日子不仅有额外的津贴，在日后按资排辈的时候，在海外的天数又是一种资本。

我和黎尧都再也没有见到梁岚。“爬梯子只往上看，脚下就容易踩空哦。”黎尧丢下这么一句话。好在他是办事处来的，一般的项目上不敢怠慢。一个瘦高的小伙子走过来招待我俩。他自称小李，说高经理不在，负责项目人事。他和黎尧互通姓名之后，发现曾有邮件往来，也算是本就相识。他以为我也是办事处的人，说今天是聚餐日，客气地留我们一起吃晚饭。

院子里放了一台废弃的挖掘机，起到一种假山式的装饰作用。黎尧告诉我，我们项目以前的厨师董师傅，在国内混了两年，又辗转回到肯尼亚，好像就在这里。正说间，董师傅从厨房的门帘后钻出来，刚洗过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们喊了他一声，他走过来，一眼就认出了黎尧，但没认出我来。“董师傅，不认识我了？还是我送你上飞机的呢。”我说。“我记得是黄野送我上的飞机啊。”董师傅又怕自己记错了，补充道，“好几年了，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觉得是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黎尧和董师傅交谈之间，我走到一旁发了条消息问已经回国的黄野。黄野秒回道：“boss，是我送的董师傅啊。”董师傅见我不说话，也不知道我现在管什么，怕得罪了我，特意走过来赔笑道歉：“真是对不住，我这脑子不好使。我现在想起来了，你以前在项目上，经常晚上和黄野到厨房来。但你呆的时间不长，名字真是没记住。对不起对不起。”

经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当年是去机场海关帮董师傅搞定过期的签证，确实没有送他去机场，说我搞错了，的确是黄野送他去的机场。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记得他上次离开时和公司颇有点不欢而散的意味，便问他为什么又回了这里。“钱花完了呗。回了国，就控制不了这双手”，董师傅尴尬地苦笑着，一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怎么办呢？花完了就得出来挣啊。”

一桌熟悉的菜，围坐了一圈陌生面孔。大家都搞不清我和黎尧在这里干嘛，只晓得是办事处来的，所以对我们敬如上宾，十分客气。黎尧推辞说不喝酒，还是给倒上满满一茶杯白酒。我一见架势，心知不妙，急忙说我喝啤酒。好在大家平日压抑已久，今日放开喝过三巡，除了身旁同喝啤酒的小李，没人还惦记着我和黎尧。

一片哄笑中，老吴和他自己拼起了酒来：“我这一桌人都敬过了，就还有一个人没有敬过。”他端起酒杯碰了一下面前的玻璃转盘，跟说书一样自言自语道，“哎嘿，老吴我，和老吴你，喝一杯。老吴你，也要和老吴我，喝一杯。”老吴一饮而尽，立刻转向桌子这一头之前劝酒不成的老刘：“你看老吴都敬了我，你还不再敬我一杯？”

老刘已经喝了几大杯白酒，又拼了罐啤酒，不胜酒力，望着杯中又斟满的白酒发愁。旁边的小王是好事之徒，怂恿道：“老刘，你别听老吴的。这样，你这杯白酒我帮你喝了。老吴，我们也不能总按你的规矩来，老刘喝酒喝不过你，喝可乐我看你不一定喝得过他。依我看，这一大瓶可乐你们分了，干了，大家说好不好？”

两人都不肯认怂，几番扭捏之后，小王接过两人用来装饭菜的不锈钢大碗，把剩下大半瓶可乐平分。老刘说：“我读书少，讲不过你们。”闷头喝了一大口，不锈钢碗露出了腰线。这一下子老吴傻了眼，面对飘满猪油的一大碗可乐，气势一下子萎了，强辩道：“之前白酒我都是一满杯一喝，你都是小半杯、小半杯喝。这可乐，你先喝完，我再喝。”

老刘倒也一点都不糊涂，以退为进：“你拼酒，我早就认怂了，结果你又要拼吃肥肉，我承认吃不过你。你又要拼喝可乐，事不过三，我舍命陪君子，陪你喝可乐，你倒好，想耍赖。我要是喝完了，你一口不喝，大家都看我笑话。我喝一半，你也得喝一半，喝完我再喝剩下的一半。”

“我也认输好了。你把可乐倒到我被子上去罢，今天刚洗的，它帮我喝。”老吴耍起无赖。

“我虽然读书少，但还是文明人。这种事情我才不做咧。”

“我反正就不喝了，你自己看着办。”

“你这般耍无赖逼我，就没意思啦。大家都看到啦，你明天酒醒了可别怨我老刘。”老刘站起身，端起猪油可乐碗，作势往门外走去。

酒桌之上本来就是墙倒众人推，好事者让老刘一定要洒匀称了。老吴一看这情势，只好一闷头，咕嘟咕嘟，半碗下去，油花还在剩下的可乐上漂着。至于各自剩下的半碗，大家其实也都意兴阑珊，只是两人还在抬杠，也就跟着起哄。这个时候高经理回来了，浑身酒气，但他素以千杯不醉著称，又倒了一杯酒，拿了碗筷，拖来一把椅子，笑眯眯地看两人斗可乐。老刘懊恼地对老吴说：“你看高经理也回来啦，我们还有远方而来的贵客，现在都在笑话我们。我们加起来都一百岁了，现在大家都当在看猴子嘞。”小王纠正道：“不会不会，猴子可从来不喝可乐。”老刘哭笑不得：“你们不要再逗我啦，我读书少，不然还在这里天天打混凝土。”老吴啐了口唾沫：“打你妈的混凝土嘞。今儿晚上我也就图个大家高兴，大家明天起来别笑话我哟。来啊来啊，老刘，剩下半碗，我们耍猴耍到底。刚才半碗你先喝的，这半碗我先喝！”

可乐干完，其时已晚，大家各敬了高经理一杯，酒席就这么散了。我们坐上车，刚出大门，就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喊：“明天起来打混凝土哟！”

第二天，我独自打了一辆车去原来的项目，没有事先告诉任何人。司机问我走哪个匝道口下高速，我才发现不认识曾来回无数次的路线。导航把我们带到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前，我不知道这条路现在是否已经修通，让司机从北环线绕行。

我认出了以前驾校练车路线尽头的环岛，但周围的风景却显得有些陌生。我不记得这么多起伏，总觉得工地就应该在下一个山坡之后，但山坡之后什么都没有。直到最后一个坡顶，导航提示距离目的地还有200米，我才看到工地的铁皮围墙和已经完工的主体建筑群。

工地大门和原来一模一样，几个保安都不认识我，但他们还是把我放了进去。曾经的建筑骨架变得饱满，从大门到生活区铺了一条水泥路，两旁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应该是最近一次接待领导时留下的。三年前我“设计”的花坛仍在那里，没有被拆掉，但也疏于维护。用作背景的紫叶灌木已经全部枯萎，绿叶灌木构成公司缩写，四个绿色大写英文字母依然挺立。

彼得正趴在保安小屋的窗边目光呆滞地望着某处，等待下一次出车。我极少从外面这一侧观察过在保安室里休息的司机。我老远就看到他，喊了好几声，他都没有听到。直到我走到近前，他瞪大眼睛，惊讶万分，但随即开怀大笑：“是你！”彼得老了许多，头发和胡子都白了一大半，手里还捏着我三年前送给他的诺基亚小手机，套了个壳子。

生活区的保安也都换过了，如果彼得不在，我要想进去恐怕又要破费一番口舌。一进到院子里，我就看到正在刷地的文森特。那背影和两年前分毫不差——灰尘满满的旧T恤，蓝色工装裤，黑色高筒套鞋，甚至连严重磨损的洗地刷都分毫不差。

我没有上前打招呼，立在原地默默看着。他低着头把门廊上的灰尘刷到沟里，再用桶里的水把沟冲干净。这些灰尘从工地上卷起，落在院子里，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驱逐这些灰尘。时光流逝，这三年间，我去了许多地方，他仍深陷于此。我想要感叹人的境遇天差地别，但又没办法不显得虚伪——他才是有资格抱怨命运不公的那一个。

文森特突然回头看到了我，足足愣了五秒钟。他摇摇头，眼眶里闪着泪光：“你终于还是回来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次你要把我带去中国了。”说罢他摊开双手，摇摇头苦笑道：“你看看你啊，越来越好了，我还是一样，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我无言以对，感受到一种语言不能承载的沉重。他对生活的战争永远没有可能获胜。

“中午我们再去老地方吃马嘟嘟”，他决定。

纳纳出车到城里去了。园丁嫌钱少活多不干了，园子荒废。他的助手现在成了帮厨。姆望基从保安公司辞职，直接受雇于项目，成了夜班保安统领，是庄经理制衡各股保安的新势力。约瑟夫也从保安公司辞职，去了城里的办事处当司机。秘书潘琪回家生了孩子，没有再来上班，继任者年轻貌美，据说办事也聪明许多。厨房两个帮厨和小保姆本就与我交集不多，现在也不知去向。但一切变故之中，最为戏剧化的是简的出逃。

我之前离开前曾暗示过简，庄经理要对生活区里的偷窃行为做一次清查。她当时拎着一个拖把桶，一脸严肃似有触动。

然而，就在我回到工地前的一个月，简在打扫庄经理的房间时，撬开了她擦拭过一千遍的抽屉锁，偷走了庄经理刚从保险柜里取出来待用的几十万先令现金和一些电子产品。

她抱着此生前所未见的巨额财产，故作镇定地走出生活区，没有像往日一样按指纹打卡。等到发现失窃时，简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庄经理的“浑水养鱼法”遭遇到一次惨痛的失败。公司报警，提供了简的所有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但警察局却迟迟无法破案。在索取了额外的“情报费”和“办案费”之后，警方最终一事无成，只是模糊地说简已经逃到了蒙巴萨，又想要找新的索贿借口。这一点倒不太出乎意料。

村里的土路一如既往，两旁的塑料垃圾更多了。文森特娴熟地跳过脏水坑，伸手过来拉我。他求我带他去中国工作，在这里扫地的工资已经三年没有变过了，现在只够支付每个月的房租和食物。“还没有用就用完了”，他苦笑道。文森特父亲早亡，他是家里的长子，出来打工，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出来。他说想要去中国，做什么都可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他这次不会让我溜走。

我不愿意给他虚妄的希望。我解释说，在中国不会中文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么多，别人为什么要找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肯尼亚人？而且，尽管中国大城市里收入比肯尼亚高，但生活成本也很高，即便我有办法带他去中国，他也不可能赚到钱。我觉得自己这么说已经十分残酷，但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告诉他黑人在中国遭到歧视的现状。文森特说他可以先从帮我打扫我家的房子做起，不要工钱，只管吃住就好，学好了中文再去找别的工作。我笑笑说，我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房子请他来打扫。

我们沉默地穿行在破落的村舍间。文森特说，他根本没钱去上中文课，也不可能去中国打工了。事实上，他很可能连内罗毕都待不下去了。他也想要过自由的生活，50000先令就可以开个小店，他没办法攒下来。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一辆摩托车，不上班的时候可以拉生意。

突然，路边躺着的醉汉一跃而起，要和我握手，文森特帮我隔开了他，醉汉叫唤了几句，又躺回地上。文森特劝我投资买一块地造房子，一楼、二楼白天开餐馆，晚上作酒吧，三楼以上一半做成公寓长租，一半做宾馆，我出钱，他帮我经营。

所有肯尼亚人都有买地造房子的梦想，农业社会的造屋传统参杂进对商业的天真想象。我告诉他，我连买地的钱都没有，哪里造得起楼？就算我真的造起了这么一幢楼，他和我对运营这些东西都毫无经验，怎么确保能赚到钱呢？文森特却很认真地坚持认为他一旦有机会，肯定可以经营好。我本想反驳，转念一想：谁知道呢？

我们走进一家黑漆漆的小店，难以辨认是不是以前常来的某家。门外土灶上的铝壶里在煮奶茶，桌上放着一个塑料水壶，大家都从里面倒生水喝。塑料盘里盛着马嘟嘟，有股潮湿阴干的霉味，不知道是来自食物还是餐具。我犹豫，想找个借口不吃这玩意儿，但想到以前吃这些的时候从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便提起勺子，舀了一勺马嘟嘟送到嘴里。

文森特问我住在内罗毕一个月要多少钱。我想了想，打了个六折，说要30000先令，仍超过他每个月辛劳所得。他觉得我被人骗了。他说在附近的村里可以用8000先令租到有水有电的小楼房公寓。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要描写当地社会，为什么要住在城里呢？

我借口说这里没有网络。文森特笑道：写作又要上网做什么呢？

朴素的道理往往包含深刻的洞察。我后来认真地盘算了一番搬到这里的可能性，但终究没能决心搬到这里。我把贾巴提吃完了，但不敢把马嘟嘟也一扫而空。文森特像从前那样坚持要我吃完，我一再推辞，他笑笑摇摇头，叫老板娘倒了两杯奶茶：“这杯茶我请。”

走回工地门口，文森特说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他不想这么早回去。我们坐在一旁的矮墙上磨时间。路过的工人有几个认出我，来跟我握手或击拳打招呼。对面的保安棚屋里走出一个大妈，一直等到没人，才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她的英语很标准，极有礼貌，介绍说自己是所有“年轻的儿子们”的“妈妈”，她说如果我愿意，也可以喊她“妈妈”。

爽朗、慈祥、总是大笑的非洲“妈妈”，似乎是所有关于非洲的作品里绕不开的刻板印象，但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远超我的想象：“你知道怎么获得美国绿卡吗？”

我关于美国绿卡所知不多，她则迅速掌握了所有要点，尤其认真地考虑了获得难民签证入境等待大赦的可能。我倒是很好奇她是怎么会想到问我关于美国绿卡的事情。她说我不像中国人，更像美国人。她又问我要了手机号，见我有所迟疑，立刻补充道：“你放心，没事我不会打扰你的。”后来，她确实只打来过一次，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些日常问候。她对我能认出她的声音大感惊讶，其实我只是存了她的号码。

后来，我去大门保安棚屋找她，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塑料板房办公室一点都没变，当年项目部的员工只剩下小周、柳经理和以前和我同住一间的徐工。徐工进城去了，不在办公室。小周正在电脑上研究回国在上海中转的购物行程。我坐到她对面空着的办公桌上，隔开挡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她问我上海哪个区域购物方便，我完全搞不清，只好胡乱列举一些高档购物中心。

我想起自己来到这个工地的第一天，也是隔着这样一块挡板，和舒方毅进行了一系列稀疏的对话。当时我感到一种冷漠，但如今我却觉得一种亲切。小周说她自己变化很大，“对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看淡了。”

这次回国休假之后，她很快就要永久调动回国内了。“在外面待久了，一回去感觉都脱节了。”网络卡住了，她摇了摇用作热点的iPhone，“他们都说iPhone好用，又卡住了。买的时候男朋友说16G的足够用了，现在装满了好烦。这次回国内我要买个新的OPPO。”小周和男朋友的关系基本已定。男朋友正在国内复习考证，这次小周回国他们一起还要去看新房。我想起当年小周初来乍到，我只要去城里不管是买菜还是去医院，都会带上她，想让她更快熟悉环境，不要和我当初一样觉得人情冷漠。她和我一样刚毕业，比我还小一点，也学其他人叫我小橙。

柳经理挪到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巨大的办公桌上空荡荡地放着一台Macbook Air。他晒得更黑了，思考时习惯性的眉头紧锁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和他本来就不是特别相熟。稍有尴尬，他正好要下工地去。我刚走出办公室，在拐角有个人叫住我：“boss 橙！”

这人胡子拉碴，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褪色T恤，人字拖露出脏兮兮的指头。我一愣，在脑子里飞速检索，但一点竟想不起来，几乎要冷场。人的外表虽容易变化，但声音却几乎唯一。他念“boss”那字正腔圆的英式口音，在这帮中国人里并不多见。我再仔细一打量，此人便是小晁，以前在梁岚项目上，在我的印象中两人好兄好弟形影不离，不知怎么跑到庄经理的地盘上来了。我试图掩盖差点没认出熟人的尴尬：“boss 晁，你怎么在这里？”

我与他本是点头之交。他刚来肯尼亚的时候似乎在我们项目上短暂住过几天，后来就去了梁岚的项目，只是偶尔放假会互相串门。他在英国念的书，一口漂亮的英式口音，在工地上穿着不可能太讲究，但也算配得上这原装的英音。我记得有一次梁岚陪领导喝得极醉，小晁只有六七分醉。他把梁岚拖进丰田皮卡的货斗。皮卡开动，小晁站在货斗用英语，昂首说一些愤世嫉俗的话，意气风发年少轻狂。梁岚瘫坐在一旁，只能应和。转眼三年，他的眼神中失去了笑傲群雄的少年锐意，像是被洪流冲刷已久的石头，只剩下玩世不恭的嘲弄。

我到工地上走了一圈，碰到谢师傅。我问他眼睛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一直没有恶化，所以也没做手术。我问他，之前送他的太阳镜怎么不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塑料镜架的太阳镜，说今天阴天就没戴，平时都戴的。他又问了我这几年的情况，聊了一阵，他说还要去忙一下，回头再聊。等他走远了，我才后悔没有问他要个联系方式，但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差不多是收工时分，工长们都开始往生活区走，有几个工长认出了我，但我们之间也没有太多可以聊的。曾经我以为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会压缩我们之间的社会距离，但最后我对他们知之甚少，他们也把我当做管理方，是对立面，客气有加，但鲜少交心。

晚上仍是六点准时开饭。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分包商变多，原本项目组吃饭的外间就让给了他们，项目组则进到本来只用做招待的内间，而我变成了被招待的客人。小周嘱咐厨房多做了几个菜，有野兔，有大螃蟹，徐工还特意从中国城买回来了小龙虾，极为丰盛。

庄经理休假未归，老板不在，氛围轻松，开了几瓶啤酒。桌上有三个新面孔，老汤五十来岁，设备工程师，刚来工地不久，十分谦虚客气；小李，公司总部这一批招进来的应届生，现在还在打杂阶段；松工，二十来岁，负责现场的工程师。

小晁是酒桌上的绝对主导，以一当十。他总有办法调动起台面上的气氛：“‘月入大江流’，前面一句是什么，路易？”

柳经理英文名叫“路易”，被小晁念出来，颇有文人互称字号之古雅。“等等，我知道的，就是那个……哎呀啥……”柳经理眉关紧锁，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我记得你上次问过我的。”

小晁得意地转换目标，把酒杯指向松工：“松工，你上次说小周笑起来很‘喜庆’是什么意思？”松工本来还像众人一样津津有味地看着正在苦苦思索的柳经理，被问得猝不及防，“我什么时候说过？”“哟，还不承认了。”小晁眯起眼睛模仿起松工的口音，特意添加了几分猥琐，“‘那个小周呵，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起来，样子好喜庆。’”松工窘得说不出话，只好摇着头闷下一口酒。

小周不喝酒，低头玩手机。我大概有点知道她说的“无所谓”、“看淡了”说的是什么了。作为工地上唯一的女性，每天被拿来开各种恶趣味玩笑是躲不过的。

“星垂平野阔！”柳经理突然想出了前句。众人叫好，小晁又徐徐问道：“路易，那‘江入大荒流’前一句又是什么？”柳经理再度陷入冥思。

这一次他没有想出结果，扒了几口饭，郁闷离席。松工未雨绸缪，找了个借口溜掉了。刚才一言不发的小李也想跟着溜，却被小晁逮住。他取代我成了工地上年纪最小的那一个，也自然成为众人使唤的对象。“你不能走。boss 还没喝够呢。你去仓库里再拿点酒来？boss要喝什么颜色的？”我说不用了，喝完桌上这些我差不多就要回去了。“回去什么？”他又转向一直笑眯眯看着这群年轻人的老汤，“汤工还没喝到位呢。我跟你说，他可是海量。”“喝酒各自随意，高兴就好，不要喝醉。”老汤还是笑眯眯地，并未否认他的海量。

于是大家就随意地又喝了几瓶啤酒，更加口无遮拦起来。“庄经理不傻，他敢放手让年轻人做事情。”小晁夸领导也是这种纵论江山的口气，“但我们这帮人真的是难管。比如你，徐韬工，你一个温州富二代，又不缺钱，拿什么激励你啊？”小晁认为叫“徐工”太平凡，故取他名字前两个字，虚构出一个复姓。

徐韬工点了这顿饭第五支烟：“以前我在温州，一个月工资花一半，请客吃饭没有十几个菜都不好意思，吃了饭晚上出去玩，两三千块的洋酒。还有这个女人啊，不管装的怎么清纯，只要钱给得到位，都贴上来叫老板。”

一直在低头玩手机的小周突然插话：“我怎么周围认识的女孩子里一个这样的都没有啊？”“哼，那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个社会啊就是这样。”小周懒得回应，一脸嫌恶，“今天不是小橙远道而来，我才懒得坐在这里听你们胡扯。”徐韬工又来劲了：“哟！说起橙工，那次我们在宿舍里和黄野一起喝酒吃烤羊腿，后来我醉了睡觉去了。他和黄野吹牛的时候，你就在边上，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吧？”

小周没有识破其中的阴谋，回忆起往事，绘声绘色：“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小橙说他在上海有十几套房子，黄野就一个劲地瞎捧他，然后小橙说我们这帮人来了上海，他不请我们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馆子就不是人。”徐韬工说：“那小周你这次回去，他请没请你住五星级酒店呢？”小周还没来得及回答，小晁接过翎子：“这不是赤裸裸的暗示嘛？”“人家说的酒店是饭店……”“哪有人住在吃饭的地方啊？”

小周哪里说得过小晁，干脆不再辩驳，往玻璃杯里添了一点葡萄汁，钻回手机里。“我以后反正要生儿子，女儿长大了怎么都要被人弄走，好可怜……”小晁更加膨胀了。我急忙岔开话题，问一旁插不上话喝酒的小李是否还习惯这里的生活。如我所愿，小晁调转枪头，抢在小李之前答道：“他刚来的时候，问他能喝多少，他跟我说能喝不少。当天晚上喝的那个样子，我真以为他海量了。结果后来抱着两条狗称兄道弟。”小李倒也好脾气，笑着抿了一口酒，什么都没说。

酒席以众人微醺结束，在工地上是罕见至极的。我被安排在一间空余的宿舍里过夜，小李帮我拿来床单和被子。我打开淋浴龙头，像是一种怀旧的仪式，果然热水已经用完了。我躺在床上，几乎要睡着，突然想起来跟姆望基说好了要去找他。关掉水龙头，穿上外套，我到保安室却没找到姆望基。两个夜班保安告诉我姆望基去工地上巡逻去了，应该不用多久就会回来。

我走出生活区的门，坐在花坛上等他。一个亮点绕着巨大的建筑群慢慢移动，越来越近。到了面前，姆望基关掉手电筒。他还是那么强壮，“没想到你真的会回来”，他也在花坛上坐下。“真是对不起，我刚才跟他们吃饭，差点忘了下午和你约好晚上见面。你也知道这些中国人喝起酒来就……”“

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夜空泛出微妙的橘色，云彩也染上了这种不同寻常的颜色。

3. 硅草原

“我的车在环岛撞了，今天没法过来了，抱歉”，乔发来短信。

“在内罗毕的环岛里不发生事故才奇怪了”，我回复。

乔在我离开工地之后，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肯尼亚人对他的猜忌和流言从未中止过，后来他便离开了。现在他在一个房产中介上班。“明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作为补偿。”乔发来一个地址。

第二天中午，我到了马古阿主教中心，才发现这是一幢空空荡荡的办公楼，一个保安坐在门口的台阶前，但他根本懒得站起来对我进行安检。走进大厅，我打电话给乔。

“电梯上四楼，出来朝左拐”，乔想把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

我走到一扇玻璃门前，上面写着“NaiLab”，里头空无一人，北欧极简风格的装修，落地窗透进日光，四处都是明快的色彩，仿佛是从瑞典的创意园区直接空运过来的。我想不通乔会在这里面做什么，怀疑自己按错了楼层。我又打了个电话给乔，他立刻出现，推开门说：“快进来。”

乔和他的朋友迈克尔就在靠窗的一张高脚桌上。迈克尔在帮乔修电脑。乔向我介绍迈克尔说是他“小时候的邻居”，对迈克尔介绍我说“这个中国人电脑玩得可溜了”。迈克尔不高，肩膀向下削，显得手臂很长，而且右眼轻微地向外偏，但他一谈起电脑就兴奋起来，见识非凡：“在肯尼亚，要找到一个真的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的人就是这么难，好在他们都在这个楼里了。你擅长什么语言？JAVA？C#？还是PHP？”我只会一些Python，不敢班门弄斧，想笑一笑敷衍过去，他却当作是高手的谦逊，以为我的意思是：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编程语言都只是入门工具。

他有些后悔自己问出这个浅薄的问题，更虚心地请教道：“肯尼亚缺少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我想要学都找不到高手。你觉得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我哭笑不得，只好如实以告：“其实我也不太会写程序，更谈不上什么建议。中国有成千上万会写程序的高手，找他们帮我写一下，比我自己折腾半天要高效得多。”他沉吟片刻，像在理解大师因材施教的建议。“你说得对。技术总能实现的，创意才是最重要的。”他豁然开朗。

“这是非洲第一个互联网创意孵化器。所有被孵化的企业都可以免费用这里的设施，也为不同的团队提供了一个交流创意、产生碰撞的场所。”迈克尔向我介绍NaiLab。他和乔共同发起了一个项目，设想一种摩托车智能安全背心。因为肯尼亚大部分道路夜间缺乏路灯照明，摩托车虽然有尾灯但位置较低，骑行者在夜晚的可见性很差，交通事故频发。他们设想的智能摩托车背心除了使用高亮被动反光条，还在背后装上LED灯，显示转向和刹车的信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当双闪灯或SOS灯使用。技术上最困难的部分在于获取摩托车ECU里的信息并无线传输到背心的芯片里。

这样复杂的硬件不是会某一两门语言的软件工程师就能解决的，要建立云服务器和警方互通就更是天方夜谭了。这个“创业只差程序员”的项目已经搁浅了六个月，但迈克尔还在使用这里的场地，理由很简单：他喜欢这里。

今天是周六，空荡荡的NaiLab里只有另一组人，围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一开始在讨论修改PPT，现在架起三脚架，准备拍宣传视频素材。据迈克尔说，那些人在做一个远程教育软件。四周的墙上贴着各种硅谷创业神话和NaiLab孵化的成功案例。这里的一切显然受到了硅谷的影响，具有一种自由自在、轻松愉快、充满活力的氛围，和肯尼亚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而且这种感觉并非源自于隔离——在高档商场里完全不是这种感觉。

NaiLab的联合创始人山姆·基楚鲁（Sam Gichuru）从未在硅谷工作过。他出生在内罗毕近郊的容盖（Rongai），小时候经常吃不上饭，每天来回学校要走10公里。2010年，他与荷兰的众筹平台1%Club的创始人安娜·霍依纳斯卡（Anna Chojnacka）和巴特·拉克洛（Bart Lacroix）联合创立了NaiLab，得到了肯尼亚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支持。NaiLab还处于初生阶段，一切都在对硅谷的想象和模仿，很多像迈克尔一样家境优渥的肯尼亚年轻人对新的事物充满好奇，但对这一套东西完全在摸索阶段，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迈克尔带我穿过走廊，去向“硅草原”的另外半边——非洲最早的极客空间iHub。与空荡荡的NaiLab不同，这里几乎座无虚席。有的人正戴着耳机专注地对着屏幕写代码，也有三五成群的小组围坐着讨论技术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是用笨重的惠普或者戴尔老款笔记本电脑，翻盖上贴着各式各样的贴纸。

迈克尔领着我们穿过犬牙交错的桌椅，向我介绍，iHub有三个会员等级，网站上可以免费注册普通会员，每周可以来这里一次，使用这里的场地，但保安通常不会查得很严。高级会员分两种，“绿会员”每个月会费1000先令，“红会员”每个月会费10000先令。两者都可以任意使用这里的场地和设施，区别在于“红会员”可以预约使用整个场地，通常是已经有了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因此资金宽裕的会员。“绿会员”的项目通常还在筹划阶段，还没下决心投入。迈克尔以前是“绿会员”，项目搁浅之后也没再续费。iHub甚至专门设有一个“UX Lab”，用户体验实验室，门口的海报是：“HTML5和Flash的优劣”。

在“硅草原”以外的世界里，我连一个会写程序的肯尼亚人都没见过。绝大多数肯尼亚人既买不起电脑，也不会用电脑。因此，各大驾校都兼营电脑学校，教一些Windows和Office的基本操作。迈克尔和乔喜欢呆在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免费快速的Wi-Fi。除此之外，只有在高档商场里才有免费的Wi-Fi。绝大多数人上网都必须通过数据流量。

我们走到阳台上，望出去一片开阔，高过四层的建筑屈指可数。乔说他很喜欢从这里远眺，可以忘记烦恼。“硅草原”是一个小乌托邦，但没有人会把这里误认为是硅谷。走出马古阿主教中心，被尘土蒙住的马路上没有任何道路交通标线，对向车辆肆意逆行。没有人行道，每辆车都从我们旁边不到半米飞驰而过，毫无礼让。迈克尔和乔一前一后，下意识地保护我这个外国人，但我们更像是串在一条绳上无助的蚂蚱。

迈克尔听说我想吃烤羊腿，领我走到一个院子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啜马（choma）已备好”。我们在院子中央一张圆桌坐下，邻桌一对白人夫妇正在喝啤酒，是除了我们之外仅有的客人。乔起身找了一圈，才在一扇小门后发现了睡着的老板，把他领了过来。三瓶塔斯卡啤酒很快就来了。迈克尔把塔斯卡啤酒倒进杯中，盯着泡沫的厚度：“德国人喝啤酒很讲究，倒满一杯，上层的泡沫正好一英寸。”他杯中的泡沫略薄于一英寸。“慕尼黑的啤酒太棒了。”我只听得懂“Ich bin”，知道是他说的是德文，有些惊讶，问他会说几国语言。迈克尔笑了，学日本人样子鞠了一躬。

迈克尔和乔是小时候的邻居，他们都来自肯尼亚鲜有的中产阶级家庭。迈克尔的家境更为优渥，他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留过学，也在德国游学过好几个月。这次短暂的创业失败之后，他仍在寻找其他方面的机会。

“迈克尔根本不需要工作，不像我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乔挖苦道。迈克尔反击：“你知道乔有个妹妹在德国吧？拿了奖学金读书，现在拿了德国绿卡留在那里了。你知道乔为什么还在这里吗？”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问过乔，他从没有正面回答过，以至于让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在德国的妹妹。

“因为乔就是喜欢肯尼亚这些乱七八糟的土玩意儿！”迈克尔重重地拍在乔的肩膀上，险些把乔刚喝进去的一口啤酒拍了出来。乔想要辩驳，无尽辛酸在他眼中一闪而过，但他显然没有说出来，只是反问迈克尔：“你不也没在德国待下去吗？你看迈克尔也喜欢肯尼亚这些土玩意儿。”

“对，我们肯尼亚什么都造不出来，只能去偷猎象牙，剥狮子皮，取悦游客”，迈克尔说，“比起德国，我更想去日本。以电子产品为例，中国厂商注重技术，韩国厂商，你看三星就是典型，注重营销，只有日本厂商才两者兼备。”

他这一番论断获得了我和乔的一致认可，但土东西烤羊腿才是眼下最要紧的。已经过了快半个小时，店家毫无动静，我们怀疑他在里面又睡着了。乔和迈克轮番催促，都只带回来一句“快好了”。“这用户体验太坏了。”迈克尔抱怨道。我想起了iHub里的“用户体验实验室”，非洲仅此一家，老板没有去进修过，“啜马备好”是个虚假广告。

我们发现催促并不能让老板改变主意把肉烤得更快一些，只好坐在位子上安心等待，减慢喝啤酒的速度。最终，啜马上来了，太硬了不怎么好吃，配着乌噶里总算能填饱肚子。乔刷卡付了帐，对着刷卡单看了很久，“在肯尼亚，经常有趁客人不注意多刷加个零的事情。”我付了酒钱，算是平摊了费用。迈克尔又教训了一番老板，说他不该虚假广告，要注重用户体验。

这顿饭毁了我们继续探索周围的兴致，约定下次要去一起吃正宗的啜马。但之后几次想要让乔约迈克尔一起出来，迈克尔都很忙，在设计制作各种设备，Facebook上不断更新他和各种人的合影：国家地理的记者、德国来的工程师、斯洛伐克总统。他的兴趣似乎转向了3D打印。

再后来，迈克尔去到南苏丹加入了一个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在一个农村里为村民想办法提供基本的净水、医疗和教育。他为村子设计了净水器，为摔断腿的村民纯手工打造义肢，教小孩子焊PCB电路板。他所有的技能都派上了用场。再后来，短暂地返回了内罗毕之后，他又去到尼日利亚，继续人道主义援助。

伯纳德走后，我就成了孙姐最资深的房客。她在家办公，名头是“海外事务咨询”，常规业务是帮新来的中国人代办签证、工作许可、工商许可、营业执照、驾照。其他不在列表上的项目只要你提出来，她就一定可以报价。她交游甚广，虽说不上神通广大，但整个内罗毕的华人圈子她都是极熟悉的，她认识在孤身在偏远山区开矿、组织私人武装保卫矿山的私人老板，也认识在刚从邻国转战至此、四处疯狂安装老虎机赚钱的游击队，在中国大使馆里有一二熟人，在各地移民局都有直通线路。

餐桌上的文件和护照常年堆积如山。她雇了几个肯尼亚的年轻人帮忙，经常训斥手下办事不力，有时候还跟我抱怨当地大学生能力和态度都颇为堪忧。她也许是个严苛的雇主，但绝对是个好房东：尊重房客的隐私，不好奇，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她请了保姆料理一切家务，另一方面因为她实在太忙，没有心思管这些事情。我每天进进出出，但和孙姐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她说一年前刚开始做Airbnb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忙，餐桌上还可以空出来，和房客一起做饭，交流各国黑暗料理。她现在下厨的频率比我还低，于是她上小学的小女儿就常年要去楼上的其他中国朋友家里蹭饭，有时候没饭蹭就要偷吃我放在冰箱里的食物。

孙姐三十多岁，独自一人在肯尼亚养育小女儿——她的身世我只是在她的大嫂偶尔过来做菜包饺子时，听过只言片语。我从来没有问起孙姐之前的事情。她的韧劲让我联想起库姬·嘉尔曼，历经磨难，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仍和女儿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冒着生命危险和偷猎者斗争。不过孙姐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危险，她每天晚上都开车去附近的高级餐馆用餐和社交，回来后坐在客厅上网，管教顽皮的女儿写作业。如果房客碰巧也在客厅里，就会聊上一阵。

房子也隔三岔五迎来新的住客，大多数是小住三两天。除了我和伯纳德，长住的只有一个英国人，大概住了十天，每天早出晚归，住在我一开始住的那间保姆房，因为有独立入口，每天我们的交集只有早上在冰箱前涂面包的片刻。

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说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英国手机app的名字。“非洲硅谷，你也知道？业内也称之为‘硅草原’。”这次他来内罗毕是给当地一个开发团队担任为期十天的技术顾问，“这里乐子还蛮多的”，他踢完告别足球赛回来，短裤上还带着草。我不知道他说的乐子是足球赛，还是别的什么。

我搬到了一间真正的客房里，小阳台上可以晒太阳，淋浴间里热水可靠，床垫舒适，像是天堂。作为资深房客，在孙姐不在的时候，我也会接待一下新的房客入住。短住的房客交流机会基本就是一面之缘，浮光掠影：肯尼亚老阿姨已经移民荷兰，这次回国探亲住了三天，喜欢炖煮蔬菜让我们吃，追忆1990年代的内罗毕；女大学生因为宿舍周末要开party，但她想要专心学习，便过来借住两天；情侣应该是从邻国来内罗毕旅游，买了一瓶红酒要在房间里庆祝，却四处找不到开瓶器，只好去一层层楼去敲门，最终在楼上借到了。

乔没有忘记烤肉之约。

我们相约在中央车站，然后坐上一辆五颜六色的大型马塔图。售票员居然以前是工地上的工人，一眼认出了我，让我和乔一起坐在副驾驶的位子，算是贵宾待遇。他问我还有没有工作给他做，我说有的话一定先找他，他扯下一张纸条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

贵宾座的缺点就是离发动机太近，发动机就在我和司机中间。热浪袭来，足有六七十度，让我意识到黑暗中那个简陋的铁盖一定可以瞬间煎熟鸡蛋。司机左手边还有个按钮，每隔一分多钟就要按几秒钟，伴随放气的噗噗声。我搞不清是这个发动机需要人工增压提高马力，就像锅炉需要用风箱吹入额外的空气，还是发动机需要人工降压以免爆炸。

我小心翼翼地问司机，他看看我，又看看乔，大笑道：“这只是这大家伙在放屁！”

马塔图停在路边，侧倾的角度足有20度，让我担心下车太快打破微妙的平衡，导致整辆车倾覆于此。我和乔跳下车，还没站稳，马塔图就左右晃动了几下，回到了公路上，疾驰而去。小镇没有路灯，唯一的照明是往来车辆的远光灯。我戴上兜帽，低着头，尽量不让路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

乔保证这个镇子很安全，穿行在小巷里。随着内罗毕的城市化，为了容纳不断涌入的人口，近郊建起了大量这样的小镇。当地人买地、盖楼、出租，不用经过市政规划的审批，因此楼与楼之间也几乎不存在间隙。

兜帽底下的黄皮肤依然明显，所有人都对我行注目礼。我只能掩耳盗铃。乔停在一扇铁门前，敲了几下。里面没有人应，却在我们身后冒出一个保安，开了门。

“哐当”，铁门在身后合上，我才真正感到安全。天井里晾了各家的衣服，每层楼围着天井大概有十户人家，总共五层，一片昏暗之中我不太确定。乔住在二楼紧邻楼梯的一间。他把钥匙伸进铁门，从内侧开了锁。第二道门也是如此设计，挂锁永远在门内侧。我一直很好奇这样的设计到底能给小偷和强盗几分额外障碍？

公寓不大，一间卧房，一个客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收拾得十分干净。乔的女友不在，我们稍坐片刻，喝了一杯奶茶，就准备去吃晚饭。锁了门，从巷子里穿出，再穿过远光灯横飞的公路，来到一大片简易的停车场。

四周挖了一圈壕沟，保证汽车无法绕过正门岗亭进出，算是边界。裸露的地面坑坑洼洼，没有铺装，甚至懒得压平整，下雨了这里绝对是两轮驱动小车的地狱。乔说白天里面停满了车，但现在里面只停了不到十辆车，横七竖八，毫无规律，想象不出白天的车群是如何排列的。我也不明白这个全是居民楼的小镇为什么白天停满了车，晚上却空空如也。

北环线附近有一条街上全是啜马店，以前带我去过。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他说，本来打算等车修好了带我去大快朵颐，但肯尼亚的保险公司理赔速度极慢。过了两周，他的车还停在修车厂里。保险公司保证周五之前一定能弄好，结果还是没有弄好。

他决定问大哥借了辆车带我去。乔走到一辆白色的丰田小车旁，把钥匙插进车门。这车看起来是2000年后的车型，“咔”一声，手动落锁，简单可靠。乔一发动车，仪表盘上就跳出了红色的油量不足警示灯，油量指针已经到零刻度以下。

乔似乎没注意到，直接开上了路。我听到“吱吱”的规律性异响，问乔是不是没松手刹。他说只是正时皮带松动了，不碍事。我正准备提醒他油量不足，他刷地一下急转进一个加油站。车子还没完全停下，乔已经弹开了油箱盖，加油小工把油枪放了进去，乔说加300先令的汽油，这时另一个小工拿着水桶开始往挡风玻璃上泼水，又迅猛地擦干了水迹，乔递出300先令，踩下油门就走了。整个过程中乔的右脚一直踩着刹车，挂在D档上没有熄火。

公路上一片漆黑，路旁经常时不时蹿出行人。所有车都争先恐后地开着远光灯，生怕撞上个倒霉鬼。肯尼亚司机都喜欢每天跑到加油站加今天用的油，从不加满。

我问过许多司机，他们有的说怕偷油，有的说加多了油负重大更加耗油，还有些只是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也这样做。乔说300先令的油足够来回了，应该还会有多。我问他一次加满不是更省事吗？他一脸苦笑，说这是大哥的车，以前乔借大哥的车都是加满油还给大哥的。后来他大哥发现他会加满油，每次给他车之前留下的油就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变成只剩下刚够去加油站的油箱底那几滴油。兄弟情谊演变成勾心斗角，乔每次还车的油也越来越少，逐渐也可以在还车时控制在能够发起车子开到加油站的最低油量。

乔一直跟我说起这条的“啜马带”是公路两边一家挨一家地排列着难以计数的小店。据说这里云集了内罗毕最好吃的烤肉。店前的土路上停满了车，我们只好停在靠近入口最后一个空位，旁边是一辆1980年代款式的奔驰S级轿车。乔领我到一家小店，看起来生意一般，但是这里卖肯尼亚鲜有的猪肉啜马。店家从正在烤的肉上割了一小块给我试吃，肥厚多汁，不枉此行。我们在屋里坐定，乔叫服务员拿两瓶啤酒。我想起乔开了车过来，有点担心。他笑笑说，反正没事就对了。

所有酒驾的司机都过分自信。根据国际卫生组织2013年的统计数据，肯尼亚每10万人中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9.1人，世界平均值17.5人，美国10.6人，中国18.8人，英国2.9人。肯尼亚政府也一直不断严加治理酒驾。从2012年开始，肯尼亚警方在公路上设卡检查，用酒精浓度呼吸测定仪检查过往车辆的司机。所以每到周末晚上，酒吧会播报附近检查点的最新状况。这也催生出代驾行业——但在这里代驾司机只负责帮车主把车开过检查点，就走回来接下一单生意。

我小心翼翼，避免激起乔进一步膨胀的自信心。就算他没有喝酒，在夜晚的内罗毕开车已经足够危险。乔也不固执，答应只喝一瓶啤酒。

他说起这三年间历经的辗转。他在工地上受尽猜疑，两面不讨好，便开始另谋出路。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电调出租车公司，风生水起，就干脆从工地上辞职了。他有一次去机场接一个英国客人去内罗毕远郊一个无名小镇。“我想不出一个英国人到这个镇里要做什么”，抵达旅馆之后，乔从后备箱里把三个大行李箱取出，放在路边。西装笔挺的英国人要乔把这三个箱子提上五楼才肯付车费。乔则坚持英国“绅士”先付清车费，如果要提行李上楼，费用另议。“最后呢？”我问。“他把车费给了我，然后我一脚油门就走了，甩了他一脸灰”，乔一脸得意，“这些英国人习惯使唤肯尼亚人，我负责把他从A送到B。把行李搬上楼是搬运工做的事情，全世界有哪里的出租车司机搬箱子上楼的？”

但这生意没有维持下去，乔说是因为他和中国人交恶，稳定的大客户流失，难以为继。另一原因大概是Uber在内罗毕的发展，有车的人直接可以加入Uber单干，收入更高，不受制约。

乔也做过一阵子盗版光盘生意。他把笔记本电脑带到一个像iHub这样可以免费快速下载的地方，压缩整理盗版电影和MV资源，刻好母盘，有的时候他也会转刻其他盗版碟。一台老旧的电脑主机，连上八台光盘刻录机。

这种“光盘塔”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盛极一时，但随着高速宽带网络的普及，“光盘塔”已经销声匿迹。在肯尼亚，盗版光碟仍是影视传播主要媒介，一张光盘卖50先令，空白光盘批发价不足10先令，利润可观，但同质化竞争严重，销量始终上不去。后来他又尝试了几种小生意，皆不成功，最后到了一家房产中介上班。

乔很早就在房产中介兼职，我以前在工地上就看过他在整理新房源的照片做幻灯片。在内罗毕，能在中介上售卖和出租的房子要么是高档公寓，要么是别墅豪宅，看多了难免产生幻觉。在我这次回肯尼亚之前，乔在网上给我发了不少美轮美奂的公寓照片，我则忙着数到底有几个“0”，再换算成人民币的价格，发现比上海类似的公寓租金还贵。

乔技多不压身。他除了在地产公司上班外，还兼职修电脑，偶尔买辆二手车整修一番，加价转手。

他最近的兴趣是广州。这两年，他有许多朋友去广州打工，所以他很想知道广州的情况，对黑人有没有歧视。我坦言只去过一次广州，去了小北区的天主教堂。小北区原本是穆斯林聚居区，现在已经换成了来自非洲各国的劳工，是我印象中是在中国的非洲人最密集的地方。周日下午三点是英语专场，主教是南非人，教众也绝大多数是非洲人。我告诉乔，许多中国人歧视黑人。但这个表述太笼统，不足以反映出现实中的种种困扰。

乔对歧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十分在意。他问我中国的宾馆多少钱一晚上。我说四处都有便宜的小旅馆，但中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只能住特定的宾馆，这些宾馆就不便宜了。乔问我能不能睡车里，如果可以他就去中国待几个月，学学中文，寻觅机会。我分不出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喝完一瓶啤酒，乔信守承诺，只是再喝了一瓶可乐，吃完了剩下的烤肉。在我所有的当地朋友中，只有在乔的身上，我可以看到个人奋斗的希望，他以后可能在德国，可能在中国，也可能在美国，当然最有可能还是留在这里。

乔发起车子，送我回城里。深夜的内罗毕的交通罕有之通畅，也没有遇到警察查酒驾的关卡。乔打算把丰田从修车厂拿出来就卖掉，加点钱换一辆斯巴鲁掀背车。乔的父母在城郊有一块地，他和哥哥正一起在造房子，建成之后一人得一半。我看到油量表的指针已在最低刻度线以下，想象不出即将建成的新房如何精确均分，但乔看上去一点都不担心。

4. 基贝拉

迈克是高地花园的保安，说起他住在基贝拉的时候，像在陈述可有可无的事实。反倒显得我大惊小怪：“你说的是那个最大的贫民窟？”

他点了点头，历数起内罗毕排名前十的贫民窟，脸上莫名有些兴奋，像极了和他逐条背诵摩西十诫时的神态。他指着夜色中一幢打着探照灯正在施工的高楼说：“基贝拉就在这幢大楼后面，走路过去不远，只要50分钟。”作为东非最发达的经济体，肯尼亚却有着整个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基贝拉。

所有关于肯尼亚的作品都绕不开基贝拉。最初这里是英国人奖赏给效忠征战的苏丹努比亚士兵的土地。它与北面的高档住宅和别墅群仅一路之隔。随着内罗毕人口急剧增加，在这片狭小地带究竟挤进了多少人，众说纷纭，肯尼亚官方2009年人口普查给出的数字是17万人，其他研究中估算的数字从20万到100万都出现过。相比之下，一墙之隔的皇家内罗毕高尔夫球俱乐部就容易定义得多，因为这片和基贝拉大小相当的高尔夫球场在最繁忙的时候也是一片空旷。

迈克对中国充满好奇心。“中国是发达国家，一定没有这些贫民窟吧？”他问我。许多肯尼亚人认为中国是像美国或者英国一样发达的国家。或者对他们来说，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区别，就像冥王星和木星的大小区别一样，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向他解释道：“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尽管经济和技术进步迅速，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也很快，但还有很多穷乡僻壤，就跟这里差不多。”我指着远处那幢正在建的高楼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打工的中国人，很多挤在比这还高的公寓楼里，一个房间住进好多人，生活条件也很糟糕。”

迈克不置可否，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

“尽管比起基贝拉可能好上不少”，我补充道，但立刻发现自己对基贝拉几无所知，不知何来比较，有点心虚。

迈克凝望着远方的高楼，灯光打在绿色的脚手架幕布上，像个巨人。从迈克的表情里，我看不出他是在努力想象挤在高楼里的生活，还是单纯地望向夜空。

迈克负责夜班保安，从每天傍晚六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职责通常也非常简单：核实进入小区的车辆和人员的身份，推开沉沉的大铁门，再推回，放下地栓。他为拉文顿保安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待遇处于行业中游水平，能够达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也仅此而已。迈克曾为肯尼亚农业部下属的茶叶工厂工作，负责采摘。他用手给我比划两片叶子之间的嫩芽，向我讲解采摘的技术。我听了半天还是懵懵懂懂，突然理解了迈克之前的沉默：他所熟悉的世界在老家的田地里，在肯尼亚西部那个半农半牧的传统社会之中。

他打开保安室的门，简陋的木桌上放着几盘乌噶里，配着切成细条的卷心菜。迈克邀请我一起吃，他从保安室黑暗的角落里摸出一柄勺子。尽管我对于这勺子卫生状况有些隐忧，但面对迈克盛情的分享，不忍拂其意。我嚼着寡淡的乌噶里和只加了几勺盐简单调味的卷心菜，仿佛和迈克产生了某种互相理解的基础，便以夸赞食物为契机问他能不能带我去基贝拉转一转。迈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5:40，天还没亮，离闹钟时间还差五分钟，手机上已经收到迈克的短信：“我准备好了，在等你。”我到大门口的时候，迈克已经整装待发。清晨的行人出乎意料的多，绝大多数沿着李科尼路向北而行——从这个城市最大的贫民窟走向富人区的各种工作，女佣、清洁工、保安、服务员。我和迈克逆着人流向南走去。我是路上唯一的中国面孔，偶尔有三两年轻人向我打招呼，跑过来跟我握手，但大多数人匆匆赶路，不曾看我一眼。

我问迈克说早饭准备吃什么，他一愣，说自己根本没打算吃早饭：“早上一般就喝点奶茶，多放点糖。睡一会儿起来研读圣经，累了再睡一会儿，下午两点吃中饭。”

“所以你晚饭一般都是换班之后，在保安室吃吗？”

“一般也没有晚饭吃，多穿点衣服御寒。有时候，小区里有个好心的阿妈做饭会特意多做一点，分给保安吃。你前天吃的就是她送来的”，迈克笑笑，“每周有两三次吧。”

走了四十分钟，我认出了“威望广场”(Prestige Plaza)。我打车来过这个崭新的购物中心很多次，购物中心里有着肯尼亚最大的连锁超市“那库马特”，光鲜亮丽的货架上摆满了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从比利时巧克力到日本液晶电视，应有尽有。我紧跟迈克，这是我第一次在威望广场的铁栅栏外面继续向南步行。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拖着个脏兮兮的麻布袋迎面走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麻袋瘪瘪的。贫民窟的入口紧贴购物中心的后门。

电影、纪录片、新闻报道塑造了世人对于基贝拉的想象：不可名状的危险、贫穷、肮脏、混乱。安德鲁·哈丁是BBC驻东非记者。他在2002年有一篇短文叫做“内罗毕贫民窟天黑以后的生活”是这种想象的典型：

被遗忘的城市

“家”，朱利乌斯没有看向我。

异味涌入车厢：柴火、烤鱼、粪便、垃圾——80万人住在沟渠里那种复杂的臭味。

这臭味从根本意义上就是基贝拉。

你不会在旅游地图上——或任何其他地图上——找到它。

这是一个占地为屋的地方——一个非法的、被遗忘的城市——至少三分之一的内罗毕人住在这里。

五分钟后，我们坐进了一个极小的糊着泥墙的酒吧。

里面没人。

“这是每个月的角落。”约翰解释道，“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没有人还会剩下钱。下个周末，发薪日之后，这里就变得疯狂起来。每个人都喝醉——抢劫犯也到了丰收日。”

吧台后，一幅褪色的莫伊总统画像正俯视着我们。

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岛屿——它根本不像肯尼亚的一部分。

国家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不供水、没有学校、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公路、没有医院。

安全由治安小组保障——他们抓贼，讨债，明码标价

通常，内罗毕警察不敢进来这里。但即便他们来了，也只是索求贿赂。

当我真正走进基贝拉之后，发现这里远不如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么糟糕。最主要的一条水泥公路呈U字型，贯通整个区域。马塔图售票员探出大半个身子，拍着车顶，大声拉客。街旁小店一家接一家，经营着各种生意。音像店里奔腾着当地DJ混制的流行乐，配上一些情色挑逗的画面，就是伊萨克喜欢的“情欲MV”——律师和贫民窟里的无业青年爱好类似，肯尼亚人的文化生活相当扁平。

这些小店也租售一些诸如“中国经典功夫片20合1”、“美国赛车经典30部”之类清晰度极低、有时候文不对题的滥竽充数的DVD碟片，却广受当地人欢迎。肉铺里挂着整只的羊或者牛，对半剖开，露出肋骨，苍蝇萦绕，屠夫就算坐在一旁闲着也懒得赶。还有一些杂货铺，货架上摆着80年代的索尼收音机，中国产的“诺基欧”（NOKIO）山寨手机，当地产的Kenpoly牌的塑料椅子，门外都挂着好几串直径三十公分左右圆形银色金属片，亮闪闪的，猜不出作用。

在路旁卖“贾巴提”（chapati）的小摊上，我掏出50先令买了5张。这种烤饼源自印度，油腻滚烫，“滋啦”一声落在看起来随时会溶解的劣质塑料袋里，再用报纸一包。

迈克在一旁不停地感谢我.对他而言，这是他久违的早饭。

我随着迈克离开大路，穿入小巷，贫民窟的面貌才真正展现出来。曾经的河流被垃圾堵塞，散发出腐败的恶臭。经过垃圾河上的小桥时候，可以望见两旁的泥房紧挨河岸，都没有窗户。

“垃圾河”，迈克又是那种好像在陈述与己无关的事情一样，“本来政府三年前，曾经拨款要整治这条河流。但是钱全部被社会发展部时任部长给贪污了。后来事情被揭发出来，部长入狱，换了个新部长，河还是这个样子”。三五成群的鸭子在河边啃食着垃圾。

我们侧身在两面泥墙中挤过，迈克推开右边一扇铁门，里面又是个狭小的通道，不到一米宽，进深十多米。通道左侧是一堵两米高的泥墙，右侧有六扇铁门，每扇门边上都开一个二十厘米见方的小窗。迈克住第三间。

屋子全用泥土堆成，里面空间极小，至多六平方米。前后左右的泥墙和天花板上都钉上了一层硬纸板，再糊了几层报纸，用胶带整齐地封成一块一块的。除了地面以外，没有泥土裸露在外。屋子中央放着一张木茶几，上面摊开一本圣经，旁边的纸上一条条工整地写着关于某某篇章的笔记。靠近进门的墙边，正对着桌子放了一个小沙发，屋子正中央拉起一面帘子将整个屋子一分为二，帘子那边正好放下一张床。

我把冷却的贾巴提放在圣经边上，塑料袋还没有完全融化。屋里仅有两样电器：一个巨大的白炽灯高悬头顶，还有一个古董收音机，年龄应该比我还大。迈克用一个便携煤气炉煮沸了半锅牛奶，从一个黑漆漆的油漆桶里捞出一把茶叶，放进筛漏里，把杯子接在下面，用沸腾的牛奶冲过茶叶接入杯中，瞬时香气扑鼻。

“只是活下去而已”，迈克往奶茶里狠狠地舀了两勺糖，把一张薄薄的贾巴提对折了两次，仿佛只有这样，贾巴提才产生了食物应该有的厚重感，“在这里，我们都只是活下去而已。但我相信神让我们这样是有理由的，比起耶稣所受的苦难来说，这不算什么。我每天读圣经，我读得越多，从神那里得到的给养也越多。”

我不晓得如何回应，心想迈克刚上完夜班需要休息，我喝了几杯茶之后，起身告退。迈克说他不打算睡觉了，要去教会做礼拜，邀请我一起去。

我在外面的通道里等了一会儿，迈克换了一身蓝色的西服，走出来坐在门边给皮鞋上油。他说，这套西服除了他去面试工作的时候，只有在每周去教会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穿。我觉得奇怪，今天明明是周六。迈克解释说他们教会叫“神之教会，第七日”，遵循犹太人传统，每周的第七天，也就是星期六，为礼拜日。

我们匆匆由另一条小路走回威望广场，跳上一辆马塔图。司机和后面的客座中间有一块隔离板，朝着乘客这一侧装着两个巨大的先锋牌音响，爆裂出强烈的非洲节奏，铺天盖地朝我喷射而来。整个马塔图车站乱作一锅粥，售票员们拍着车的外壳，大声吆喝；好不容易装满乘客、准备上路的马塔图又被仍在拉客的同行堵在里面，司机一边鸣笛一边叽里呱啦地互相咒骂。在这无止尽的喧杂之中，我感觉自己马上要蒸发成无毒、无害、无色的气体。此时，我注意到迈克的蓝色西服右侧下摆有两个不大不小的破洞。

迈克原本是天主教徒。1995年，他接触到一个新的教派，推翻了他之前对于圣经的理解。按他的话来说，他以前对圣经没有理解，只知道教皇对圣经的理解。他现在归属的教派叫做“神之教会，第七日”，是美国基督复临派的一个分支，每周六做礼拜，坚信基督第二次降临就快要来临。

教会传入肯尼亚的历史难以考证，也从来没有发展壮大过，如今栖身在内罗毕西郊一个村子里。一间小学教室就是教会每周六集会礼拜的场所。这里距离基贝拉贫民窟不到4公里。

迈克每周六早上六点换班，从高地花园步行一小时回到基贝拉的逼仄的土屋之中，喝一杯奶茶充饥，读一段圣经，换一身西服，搭一辆马塔图，在枢纽商场下车，在商场铁栅栏外步行15分钟，把城市甩在身后，进入一个种满芒果树，鸡犬相闻的村庄。迈克每周穿梭其中，早已不以为奇。但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这一切就像一堆被弄乱的相册。

时间尚早，迈克邀请我先去约翰长老的里坐一会儿——“长老”听上去像教会为了适应当地文化产生的改变。长老的屋子就在村口，外墙刷了白色的石灰浆。客厅光线充足，但被一群沙发严严实实填满，仅留下从大门到内室的一条通路。我猜想长老总是有很多客人，才需要这么多沙发。我一进门就受到了长老的热烈欢迎。他肩膀宽实，有着中年人的肚腩——在肯尼亚这绝对是地位的象征。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已经成家，大女儿在外地上学。他把小儿子和小女儿叫出来和我打招呼。小孩怯生，只在走廊里远远地跟我打了个招呼。长老的妻子从内室厨房里端出涂好花生酱的切片面包和香蕉，长老给每个人倒上奶茶。迈克平时每天只能保证一顿饭，此时正在一块接一块的吃面包，储存下一周的能量。

认识迈克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神之教会，对基督复临派也知之甚少。这一新教派别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创始人是“第二次大觉醒”中威廉·米勒。米勒最初是浸礼会教友，但后来他认定《旧约·丹尼尔书》中的“2300天末日预言”实际指的是2300年后，并以此推定的基督第二次降临应该在1843年，后来具体化到1843年3月21日之后的一年间。等到1844年3月21日，基督还是没有复临。米勒认为错误出于之前使用的拉比犹太教日历，改用卡拉犹太教日历，将计算修正为4月18日。基督仍然没有复临，米勒公开认错，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仍然狂热地坚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就要发生了。通过对于旧约和新约文本之间的类型学比对（typology），米勒的一名追随者在8月提出1844年10月22日才是正确的基督复临日。

这一天除了米勒派的信仰崩塌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史称“大失望”（Great Disappointment）。1845年，在美国乔治亚州西南小镇阿巴尼，米勒的追随者们进行了激烈的神学辩论，分为四派，正式确立了“基督复临派”（Adventism）的教派认同。米勒本人在“大失望”后淡出了所有宗教活动。这次争论催生了1863年艾伦·怀特在密西根成立的“第七日基督复临派教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如今在全世界有着超过1800万信众，占到全部基督复临派的80%。

同一年，艾伦·怀特的反对者也在密西根创立的“神之教会（第七日）”，这一派的影响就要小得多。1930到1950年间，“神之教会（第七日）”几经分合，形成了丹佛和萨勒姆两个分会。丹佛分会规模较大，全世界有20万信众；萨勒姆分会在全世界不足2万信徒。这个村子里的“神之教会（第七日）”是萨勒姆分会在非洲唯一活跃的分支。

关于这一教派的公开书面记载到1950年为止，迈克归顺后的记忆始于1995年，中间相隔的45年模糊晦暗。我在路上问过迈克，这个总部设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萨勒姆镇一幢普通民宅之中的教派怎么会来到这里？迈克说他不知道，但如果我跟他来教会，约翰长老一定知道。

“米勒预言的第二次降临没有到来，一小部分信众认为耶稣当年曾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建立了一个教会，那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教会。后来一个德国人找到了这一教会，从以色列带回美国，几经辗转然后又到了尼日利亚。根据旧约，也就是犹太人的圣经，在创世纪里，神在第七日造人，所以我们在第七日，也就是每周六做礼拜……”

约翰长老以为我要入教，十分乐意地给我介绍。我发现长老关于教会传到尼日利亚的过程语焉不详，也没有解释教会是怎么传入肯尼亚。我打断他想问个明白。约翰长老大笑起来：“这是神迹。”

宗教历史始终有这样一对充满分歧的取向。从神学史来说，约翰长老说这是“神迹”并无丝毫不妥：这个极小的教派能够传播到这里已是偶然中的偶然，不可能中的不可能。但从世俗史的角度而言，他的说法充满了太多不完整的空隙，对于最为关键的信息选择性忽略。

长老看了看手表，说礼拜很快就要开始了，他要去卧室里换衣服做准备了。我这才注意到进门右手边的墙上高悬着一张年轻士兵的照片，扛着一把步枪，瘦削的身子斜向一边，应该就是还没发福的长老。照片右边的墙上刷四个巨大的字母：“PUSH”。如果不是下边一行小字说明其含义——“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祈祷直至发生些什么）——我一定会去推一下这面墙，进入后面的暗室。

不到一分钟，长老就换好了一身天蓝色礼服，像一个海军中尉。出门前他祷告道：“感谢神赐予我们茶、面包和尊贵的中国朋友。”

教会活动的小学教室，由政府免费提供使用。长老给了我一本便携版英文圣经，然后向我介绍了一下教会的成员。教会的伴奏乐手阿莫斯是背着一把电吉他，正在讲台上调试音响。人还没到齐，长老从讲台的抽屉里翻出一本《真理倡导者》递给我。我翻开第一页，想起了上学时的班刊。“订阅是免费的。它的发行由关心真理的人们资助。”手上这一本2012年7月23日的过刊通过萨勒姆邮局发行，不知花了多久抵达这里，又会在这里停留多久。目录像是胡萝卜和螃蟹一起搅拌榨汁：

7月4日和效忠宣誓 （我们是否都力争完成神的准则）

我们的基督徒之路 （愿我们都以神的方式行走）

全能神之伟大 （主仍会为我们做他曾为以色列所做的）

一个被保佑的人 （诗篇I详细描述过此人）

信仰堂（你符合神的信仰标准吗？）

自立与依靠（这两个对立面实际上可以协作）

时代的征兆（儿童变性手术正在兴起；重提圣徒之地位）

问与答（圣徒保罗为什么可以既是罗马人又是犹太人？）

世界教会巡览（这个月我们来看看印度）

儿童板块（礼拜学校课程；一个故事——“筏子营救”；游戏和谜语）

看起来，无论谁都能在这里面找到感兴趣的文章。我正读到“神的信仰标准”的开头，礼拜正式开始。大家全体起立，站到讲台前。电吉他响起，人们踩起节奏左右舞动起来，拍手打着拍子。我仍然坐着，不知道怎么加入他们，只好拿出手机假装拍照，掩饰我的尴尬。这么唱跳了大概5分钟，约翰长老做了个手势示意阿莫斯可以停了。音乐停止，热身运动结束，大家各自归位。

长老向教众正式介绍了我，大家鼓掌。长老注意到了我对电吉他的关注，在开始正式布道前，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旧约·诗篇》中提到“用弦乐和管乐赞美”，说明吉他作为弦乐器，用作教会音乐伴奏有着经典中的依据。他随即正式开始布道，在《新约》中旁征博引，讲述耶稣如何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间建立了真正的教会。

我检索圣经的速度，完全跟不上长老的节奏，他引用一段，等他已经讲解完了我才刚刚翻到。他又立刻地转向下一段。这种无谓的追赶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长老合上圣经，把慈祥的目光投向我，问刚才这些讲解是否解决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我慌忙点头。

长老也满意地转向《旧约》，讲起摩西的戒律。他在黑板上边写边摩西律法中的613条戒律，这当中有248条肯定性戒条，365条否定性戒条。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只知道这613条中的“摩西十诫”，但对剩下的603条知之甚少，而摩西律法正是最早的惩罚性赔偿出处。长老上过大学，专业就是犯罪法，谈论到刑法相关问题滔滔不绝。

长老为了大家更容易理解，开始用斯瓦希里语举例，我的注意力也就此涣散。迈克极其认真地听着，思考着晦涩的旧约神学问题。有几个小孩子已经坐不住了，跑到外面的空地上玩耍去了。长老讲完此段，阿莫斯又上台背好电吉他，这一次，他还加上了电子琴的自动伴奏——既不是弦乐也不是管乐。

我走到台前，拍了一小段视频，顺势加入了他们的歌舞。脚步左右移动相当简单，但赞歌一时学不会，只能和他们一起打节奏。除了在台下休息的长老之外，每个人都要领唱一段。我以为这是终场前的仪式，但唱罢大家各自归位，长老又继续讲起了新的篇章。我在这里待了快两个小时，再也没办法集中注意力。长老已经专门针对我的神学问题做出了回答，现在他则需要解开其他人的疑惑，也因此没有必要再用英语来讲。又过了一个小时，长老又让大家起身跳舞。我才意识到这一环节也承担了课间操的作用。

如是往复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到了教众的分享时间，如果本周研读圣经有心得，就可以上台与大家分享和讨论。迈克拿出他备好的一页密密麻麻的笔记，讲了起来。我只看过一遍《圣经》，而且是以文学的方式看待其中的故事，而非信徒式地阅读神圣的经卷。不仅如此，我还在神圣的集会里搜集写作素材，现代性终究没有给神留下位置。

迈克走下讲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另外两个教友也分享了他们的心得，简短得多。他们都说斯瓦希里语，我什么都听不懂。一片掌声之中，长老重回讲台，我嗅出了一点结尾的征兆。长老总结了一下刚才的分享，突然改用英语：“今天我们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兄弟，这说明什么呢？”恰如其分的停顿制造出思考的空间。“说明他在这里是有原因的，说明是神要他来到这里。在从我家走到学校的路上，中国兄弟告诉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今天在这里，就有了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神之教会’的机会。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为中国兄弟鼓掌。”又是一阵掌声。

教众都站了起来，我以为是要结束解散了，结果所有人走到讲台前排成一排，电吉他和电子琴再次响起，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循环标记的乐章。 这场礼拜已经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还没有任何结束的意思。迈克在我旁边又唱又跳，我保持手脚和节拍协调，凑过去小声告诉他：“下午我还和别的朋友有约，可能要先告辞了。”迈克也踩着节拍，凑过去和正坐在第一排休息的长老耳语了几句。音乐声终止，众人再度归位。长老起身站上讲台，解释道中国兄弟还有别的召唤，今天的礼拜集会也进行得差不多了。他提议最后我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走上台去，手里拿着本微缩版英语圣经，对于如何引用却一无所知。我没什么可说，又从自我介绍开始说起，台下有个年轻人举手，让我把名字拼写在黑板上，留下手机号，这样他们以后就能找到我。我有点犹豫，但却之不恭，也就在名字下方写下了我的手机号。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极认真的盯着我，刚才跑出去玩耍的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到了教室里。习惯了敷衍和被敷衍的场面，我却在这里感受到了语词的重量。我说，尽管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感受到了每个人虔诚信仰的力量。

宗教是飞升的、超越的，而这个简陋的教室也承载了这种神圣，是迈克这样奔忙劳累、食不果腹的底层人民的精神庇护所。但从世俗史而言，宗教是一时一地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拿撒勒的耶稣对于罗马帝国的反抗，经过两千年的演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救世许诺。在永恒的最终审判面前，俗世的一切都不值一提。失去了反抗精神，基督教之于信众变成社会制度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

没有人看出我此时内心的冲突。噼里啪啦的掌声之后，大家站成一排跳了最后一段舞。我走出教室，重见天日。在教室门口的空地上，长老提议拍一张合照，大家摆出微笑。长老意识到拍照人没有被拍进来。他换另一个人去拍，再用另一个手机拍，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接着，长老和我拍了一张双人合影，长老的夫人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他俩和我拍了一张三人合影，夫人又单独和我拍了一张，吉他手阿莫斯和长老一起和我拍了一张，阿莫斯卸下吉他单独和我合影一张，迈克凑过来和我合影一张，长老再次加入，用他的手机拍了一张，我要求用我的手机再拍一张，迈克也要用他的手机再拍一张，不知道谁的小孩表示要和我合影一张，刚才坐在我后面一排的大叔也要合影一张，没有手机的大妈也不甘示弱……

我保持脸上的笑容，来者不拒，苦苦回想中学数学排列组合知识，力图心算出到底有多少种照片可拍。大家如此不知疲惫地拍着。我突然变成了草原上懒洋洋的一只狮子，被躲在越野车里游客们的长焦镜头包围。

长老提议大家一起去村里吃个饭，我急忙从狮子变了回来，拖上迈克就要告辞。几番真诚的挽留之后，长老带着众人在学校门口向我们挥别，让我下周再来。

我带着迈克去了枢纽商场里的肯德基。我点了六块炸鸡，两瓶可乐，1200肯尼亚先令，大致是迈克四天的薪水。他像坐在高档餐厅里一样拘束，我说，我不是很饿，他可以多吃一块。他谢过我，又感谢了神，只喝了两口可乐，风卷残云吃掉了四块炸鸡。

我们走出枢纽，搭上一辆马塔图。迈克把那瓶可乐揣在口袋里，要带回去给他儿子喝。这辆马塔图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巴，而不是常见的小面包车，像是刚从1950年代通过时光隧道穿越至此。座位肮脏但宽敞，我的右边是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一直在嘟囔，把鼻涕擦在至少有一年没有洗过的外套上。我小心地和他保持距离，不想挨到他，但又不想表现得太过明显，被他察觉。

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橙子，剥了起来，黑兮兮的双手糊满了橙汁。他一口一口咬着橙子，汁水四溅。我又挪远了一些，几乎要从边缘掉下去。迈克没有意识到我的窘境，沉浸在轰隆的音乐声中。我总觉得流浪汉粘稠的脏手很快就要甩向我。所有的人权、平等、博爱一下子从我的道德感中蒸发掉了，巴士停站在威望广场，迈克从这里下车走回基贝拉，我找了个借口说我朋友就在附近等我，赶紧跳下了车。

时间尚早，我决定走回高地花园。太阳高照，我浑身是汗。我看着路边杂乱无章的简陋土屋和新建的高层住宅和办公楼交替出现，一直在想刚才那个流浪汉：我想了解贫穷，想要写出真实的贫穷，但事实上，我却只能接受它的某些面貌：乐观、善良、有尊严的贫穷。但贫穷天生就是恶的温床，滋生绝望、放任。

回到家中，在孙姐正在训斥三个肯尼亚助手工作不力，他们都是在校学生，在此兼职补贴日用。太阳能热水器液晶面板显示42摄氏度，但淋浴的水一直温吞，等到我快洗完了，水才突然热了起来。

5. 过客

我走过亚亚购物中心，又走过威望广场，到了基贝拉的外围环路。我不认得基贝拉里面的小路，只好停在大路口的杂货店前，给迈克打电话。打到第三个电话终于通了，迈克说他在等补发拖欠一个多星期的工资，如果今天上午领到钱就准备回波迈特老家，他可以带我稍微转一转再走。

迈克问了我的位置，说五分钟就到。十分钟后，我又打了个电话，他还是说马上就到。我已经百无聊赖地把旁边杂货店的货品每一样都仔细观察了好几遍，杂货店老板也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无数次。他拿出一把木椅子，请我坐下。又等了十五分钟，我打电话问迈克是不是有事来不了，他说已经到了但没找到我，我把手机递给杂货店老板，他只讲了两句话就精确定位了。我问老板，迈克有没有跟他说到底在哪里。老板只说：“哦。他快到了。”

迈克从马路对面的巷子里钻出来，带了两个年轻人。他只领到一半工资，但还是要回老家去了，“他们是我儿子的朋友，都出生在这里，对基贝拉十分熟悉”，迈克介绍道，“这个是斯蒂夫，这个是尼古鲁，这两个年轻人会领着你转转”。迈克看了一眼手表，告辞回去收拾东西，说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再出来陪我们走一段。

斯蒂夫和尼古鲁带我穿过一个不起眼的通道，进了藏在角落里的一个大开间。里头没有开灯，虽是白天，仍显昏暗。有黑板、讲台和课椅，也有吧台和电视。“这是我们的总部。”斯蒂夫介绍这个教室和酒吧的混合体，却没有说是什么的总部。第一排的课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看电视里的足球赛，课椅很矮，他更像是蹲在地上，转过身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也是我们的成员。”

斯蒂夫领着我穿回主路，指着路边的小店告诉我们：“我们以前都是‘坏小子’，你知道的。除了变坏，在基贝拉你还做得了什么？但后来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记得来时的路上那个洗车店吗？那是我们‘自助会’的。这个光碟店也是我们的。大家一起赚钱，互相鼓励，互相约束。”尼古鲁又向我介绍了一番互助会的其他产业。

迈克不知道从哪条巷子钻了出来，背包装得半满，已是回乡的全部家当，来和我们道别。

肯尼亚从陆地面积上来讲是个大国，如果放在欧洲，除去俄罗斯，只有乌克兰比肯尼亚稍大。英国本土不足肯尼亚一半大小。极为不便的交通使得肯尼亚各地之间的心理距离进一步增大，从内罗毕到迈克老家波迈特两百多公里路，7个小时都开不到。

但肯尼亚又依赖公路交通，替代性的交通方式几乎不存在，内罗毕城区每天堵车水泄不通，大量古旧、狭窄的街道显然没有准备好迎接爆炸式增长的汽车数量。跨省市的主干道几乎都是双向两车道，车流量大，碰上超载的卡车，只能极慢地跟开，此时对面又会有人铤而走险，趁着卡车前的空档，逆向行驶强行超车，但有时候距离估算不好，没法见缝插针缩回去，就只能横在路中间。两个方向都有人这样做时，脆弱的交通就会彻底瘫痪。再接下来就有人冒着侧翻的危险，一边轮子开在极窄的路肩上，另一边轮子开在路基之下，强行通过。

想要避免堵车的噩梦，只能陷入另一场噩梦。

从1980年代起，内罗毕以中央车站为中心开通了6条火车通勤线路，每天早晚高峰双向运行2到6班，铁轨、机车和车厢都维护不善，只能以不到三十公里的时速运营，运送乘客量只占每天内罗毕总通勤人数的1%。史蒂夫和尼古鲁要带我们去看一下穿过基贝拉的这段铁路，基贝拉最著名的“景点”。

这段老旧的铁路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是19世纪末欧洲诸国“瓜分非洲”的遗迹。那时的英国虽然名义上从桑给巴尔苏丹手上租借了东部非洲大片领土，但彼时通往内陆交通极为不便，处于英国实际控制之下的领土只有海岸线向内延伸不到30公里。与此同时，德国人已经在南面登陆，英国人愈发感到加强内陆控制的紧迫性，于1896年斥资550万英镑（相当于今日6.5亿英镑）从国内进口所有部件，从蒙巴萨向内陆修建铁路，终点定在了乌干达的尼罗河源头，想借此在下游诸国的争夺中占得先机，对埃及形成得陇望蜀之势。1901年，铁路竣工于维多利亚湖东岸的基苏木，“乌干达铁路”最终没有抵达乌干达，全部1709公里都落在肯尼亚境内。蒙巴萨港口的货物通过铁路运到基苏木后，装船运到乌干达在维多利亚湖北岸的贝尔港，再接驳一段11公里长的货运铁路到达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

为了使得铁路盈利，英国鼓励国民前往肯尼亚务农，通过乌干达铁路将农产品运到蒙巴萨出海，但这个移民计划不太成功，应者寥寥。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条铁路却迅速成为了东非最流行的旅行方式。19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造访英属东非，搭乘乌干达铁路列车深入内陆观光。当时要客们都受邀坐在火车头前方的一个平台上，以获得更好的观猎视野。罗斯福总统也不例外，他除了用餐和睡觉会回到车厢里，其余时候都是坐在这里的。他写道：

这条铁路，这热切的、精湛的、物质至上的当代文明的化身，被推入一片领地，在这里自然（在野人和野兽的双重意义上）都和欧洲在更新世晚期没什么太大区别。

和大多数非洲殖民时期修建的铁路一样，如今的乌干达铁路年久失修、运力萎缩、苟延残喘。内罗毕到蒙巴萨的客运列车从最早的每天一班，到近年逐渐减少为一周三班，整个大裂谷铁路公司能够正常运营的车厢只能凑够一个编组。

2012年，内罗毕和基苏木间的客运线路停运。2016年，这条百年铁路已是强弩之末，内罗毕向蒙巴萨方向每周一、周五开两班，蒙巴萨往内罗毕方向每周三、周日开两班，都是17点出发，次日11点到达，530公里耗时15小时。即便一周两班，列车晚点七、八个小时甚至延误到第二天都是司空见惯，甚至连游客都疲于尝试。《经济学人》记者诺尔斯记录了他2015年的一次搭乘体验：凌晨三点终于登上火车之后，列车员给他端上来了本应七个半小时前提供的晚餐，“假装”列车没有晚点，一周两班的这趟火车上只有不到50人，全是游客。

“走这边，那边危险。你不会想去的”，史蒂夫领我们向右走。在棚屋和泥墙间穿行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看到了铁轨。尼古鲁则一直跟在我后面，避免我走丢。我站在丁字路口，仔细比对左右两边的区别：铁皮的棚屋紧邻轨道，火车经过的时候，巨大的噪音毫无遮挡，乘客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晾晒的衣服。遍地都是垃圾，好在内罗毕海拔高，终年凉爽，垃圾没有散发出恶臭，算是上帝的恩惠。从表面上看来，左右两边似乎并无区别，但史蒂夫紧张的神色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跟着史蒂夫和尼古鲁，沿着铁轨一直走了二十分钟，似乎进入了安全的领地，史蒂夫和尼古鲁也不再一前一后严加保护。在我们上台阶准备离开铁轨时，一个大男孩从一旁蹿过来缠住我讨钱，史蒂夫急忙回头隔开他，训斥了一番。那男孩又退回路边。我问史蒂夫怎么恰好认识这人。他哈哈大笑：“我认识基贝拉所有的坏小子”，尼古鲁补充道：“这也是我们坚持要一路陪你过来的原因。”

站在高处，我可以望见铁轨的另一侧的上政府近年来建造的改善性住宅，但基贝拉里的人就算分得了这样的房子，也更倾向于自己继续住在基贝拉里，把新房子出租用来补贴日用。

我警醒地观察路边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但他们只是友好的打个招呼，再也没有人冲上来。低处，铁轨进入一片开阔地带，分成五条，经过空空如也的三个站台。主站台正中一块石碑上写着：基贝拉。侧旁一个站务厅，似已废弃。我刚拿出手机，已被藤蔓覆盖的木门里蹿出一个保安，说站台不允许拍照。他大概也很久没有见到访客，跟史蒂夫和尼古鲁用方言聊了很久。

1901年乌干达铁路完工时，时任英属东非专员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宣称：“一个国家创造一条铁路不少见，但一条铁路创造一个国家着实少见。”

但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肯尼亚再也没能新建一条长距离铁路。直到2014年，中国路桥公司在承建全新标准轨距“蒙内铁路”正式开工，设计最高客运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设计货运时速每小时80公里，年运力2500万吨。这是中国在海外建造的第一条全中国标准的铁路，于2017年5月31日正式开始运营，从内罗毕到蒙巴萨仅需4小时30分，票价也仅需700先令。那条“创造一个国家”的米轨铁路在内罗毕到蒙巴萨线路上彻底被弃用，只用作内罗毕中心火车站和新的SGR车站之间的接驳。

蒙内铁路只是中国在东部非洲宏图的第一步，拟修建的“东非铁路网”不仅将从肯尼亚直通乌干达，完成名副其实的“乌干达铁路”，还会将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这三个内陆国通过铁路和海港连接起来。另一个方向上，北线从内罗毕出发，经过区域第一大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继续向北到达亚丁湾港口国家吉布提。向南，铁路网将连接到中国在1970到1975年间援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坦赞铁路。

当年，为了修建这条全场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中国向两国提供了9.88亿人民币的巨额无息贷款，但坦赞铁路的运营却极为失败。1976年正式通车，在1978年达到运力巅峰，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1985前后又有回光返照之势，但随着1990年前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坦桑尼亚也修改宪法，允许私有化，坦赞铁路也没能逃脱被瓜分的宿命，客货车厢数量锐减，轨道维护不善，运行时速一降再降。在2011年，中国免除了私有化后的坦赞铁路局一半的债务。2010年和2012年，中国又向坦赞铁路局提供3900万美元和4200万美元两笔贷款，意图恢复这一线路的运营，但无异于泥牛入海。2015年，坦赞铁路运力仅为8.8万吨，不足1978年的7%。

前车覆，后车诫。480公里的蒙内铁路的建设成本高达38亿美元，从立项之初就受到各方非议。肯尼亚国内的反对派认为小肯雅塔总统置迫切的民生问题于不顾，大兴土木，让肯尼亚背上根本无力偿还的外债。蒙内铁路的工程款90%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只有10%来自肯尼亚政府的财政拨款。非洲大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差，经济得不到发展，也没钱改善基础设施。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成功打破了这一恶性循环，但基础设施的进步能否给非洲各国带来偿还贷款的能力，饱受质疑。对非洲诸国而言，这是天上掉的馅饼，是布罗蒂加姆所说的“龙的礼物”，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赌局。

但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蒙内铁路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投资。它从象征意义上取代了“创造”这个国家的铁路，让西方在东非地区的最忠实盟友肯尼亚转向中国。

当年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主张援建坦赞铁路，也是出于类似的政治考虑：坦赞铁路帮助赞比亚的铜矿抵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出海，摆脱对亲英国的津巴布韦和南非的依赖，被称为“自由之路”。这条自由之路在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的投票中，换来了非洲国家大量赞成票，帮助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

“不拍照，不拍照，我的朋友。”保安回站务厅之前一再叮嘱我。我也依样回答说：“没拍照，没拍照，我的朋友。”史蒂夫和尼古鲁哈哈大笑。一路上，我注意到他俩轻车熟路，渐渐有些担心这是互助社的一个固定的旅游项目。

诚然，他们劳动付出理应得到报酬，但他俩十分礼貌，我担心他们不好意思开口要报酬，所以我在路边小店买了汽水，并主动提出中午请他们吃一顿烤肉。他们一听来劲了，有点惊诧中国人居然知道并喜欢吃“啜马”，要带我去基贝拉里最好吃的那家。

酒足肉饱，斯蒂夫决定也给我奖励一个额外的神秘项目。但走进小屋，我发现并没有烟雾缭绕，也就省去了一番推辞。屋内摆设和肯尼亚一般人家并无太大区别，大白天嗅不到任何危险气息，反倒有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氛围。我们进去时，沙发上已经坐了三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塑料量杯，里面盛着透明的液体。

“这是好东西，是她自己酿的，和外面的不一样。我们只到这里来喝”，斯蒂夫指指屋子中间坐在小板凳上的大妈。大妈从桶里拿出三个塑料量杯摆在我们面前，再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罐，给我们一一斟到50毫升的刻度线。肯尼亚私酿白酒的统称“甲恩阿”（changa’a），以黍、玉米或高粱为原料发酵蒸馏而成，是本地最廉价的酒精饮品。私酿制作工艺中通常会残留有毒的甲醇，更有甚者在酿造过程中加入航空汽油来加速发酵过程并且使得成品口味更带劲。 2010年，肯尼亚政府决定将“甲恩阿”合法化，规定所有的私酿酒必须符合卫生标准，采用玻璃瓶罐装，不能散装售卖。

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执照的酿酒厂。我端起面前这杯酒，闻了一下，有一股玉米的清香，闻不出航空汽油或者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小心地抿了一口：极烈，酒精的味道未加修饰（也有可能是甲醇的味道）。一屋子人望见我喝了，都友善地笑了起来。聊了几句，我因为晚上还要去工地，便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准备向众人告辞。斯蒂夫跟我说这叫“flash”，能在这里“闪掉”一杯烈酒的人，别人都敬畏他。我向他们解释，这在中国的酒文化里，先干为敬。

一片叫好声中，史蒂夫和尼古鲁也“闪掉”了杯中酒。我拿出100先令，付了三人的酒钱。尽管在过去十年里，甲恩阿不断涨价，但比起昂贵的啤酒，还是便宜有效，我接下来的一整个下午头昏脑胀。斯蒂夫送我们到来时的路口，有个人缠上来讨50先令，斯蒂夫从口袋里掏出钱把那人给打发走了。

他们坚持要把我们送到威望广场——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下次来，直接找我们”，史蒂夫和尼古鲁互相搭着肩膀，兴高采烈地向我挥手道别。我晕乎乎走了一百米，回头望去，他们早已消失在某条小巷之中。

甲恩阿导致我当晚在工地给庄经理接风宴上的溃败，醒来已经是清晨，躺在不知道谁的床上——但这间宿舍里只放了一张床，应该是以前柳经理的房间。手机还在口袋里，眼镜不知所踪。我爬起身，把床单卷起来，丢在地上。我走出门外，又是口渴难耐，办公室的门已经开了，但空无一人，我找到一瓶矿泉水，想起了三年前半夜起来找不到水喝的那个夜晚。我坐在旗杆下，拼命回想昨天晚上到底为什么喝了那么多酒，却只记得起个开头。

庄经理刚从国内休假结束，回到工地。黎尧和我也一起回去给他接风。庄经理首先举杯敬众人，感叹道：“小橙、黎尧都在这里，好像回到了两年前一样。”众人附和感慨，但席间面孔实际上换了大半。“还是三年？”庄经理问我，满脸疲惫，一半源于长途飞行，一半源于项目延期。他吃得少了，话多了些，少了威严，多了无奈。

酒席依然是小晁控场：逗柳经理背诗，考宋工红酒知识，使唤小李，调侃世事。庄经理笑眯眯地看着小晁，说：“叫小橙把你们都写到书里去。”好像是把妖怪都收到宝葫芦里一样。“A类员工。嗯，他是B类员工……C类员工嘛……嗯……”庄经理喃喃自语，饮完杯中威士忌，“single malt……”他若有所思，匆匆扒了几口饭，早早离席。

其实我并非在庄经理走后立刻醉倒，而是和小晁喝到很晚，只是本来清醒的记忆也被酒精反噬。黎尧和小晁争论了一番谁的英语水平较高，黎尧是英语专业生，承认小晁口语很好，但论专业水平，修为尚浅，考专业八级怕是考不过的。小晁不服，说比什么专业八级，来比雅思。黎尧避其锋芒，说雅思不过是语言考试，专八考的是英语文学专业问题，比如贝奥武夫写于公元几几年，问小晁知不知道。小晁在工地上历来靠文化资本刁问他人，这一下被问住了，气急败坏，说黎总英语公司第一，天下第一，我晁某不过一条野狗，甘拜下风。

黎尧满意地笑笑，就此离席，据说他当时想拉我走，我却说他不痛快，不肯走。他就不知怎地溜掉了，回去拉了个群，又发了几道专八真题。小晁第二天，又回复了一遍“黎总英语公司第一，天下第一”。据目击者说我和小晁喝得兴起，我们把内间所有柜子里的酒喝完了，已是深夜，小宋想要去仓库里拿国产白酒，却被小晁制止，“boss在此，那种不好吐的酒怎么能喝？”他镇定地走出去，把宿舍的门从北到南一扇扇敲过去，敲到最后一扇，庄经理已经睡了，爬起来开门以为有什么要紧事，结果小晁把庄经理屋里一箱酒拿了出来。第二天一早，小晁告诉我，他也不太记得这个时候的事情了，眼神中的狡黠一闪而过，难辨真假。我有些懊恼，酒后真言本是难得的素材，但记忆会受到污染，酒量不够大又会出现我比素材先醉的情况，实为可惜。

回想起来，上一次醉酒竟也是三年以前离开肯尼亚前夜，只不过当时一圈人竟然只剩下了小周，那个时候她是新人，现在已经数着日子等调用回国了。

已经七点，其他人都没有起床，工地上的规矩松了不少。庄经理的房门开着，啦啦趴在门口。我走过去，庄经理正在显示屏上浏览英文新闻，见我过来，转椅转过来斜对着我，咯咯笑了起来：“还可以嘛。这么早就起来了，昨天小晁来讨酒，我就知道要把你放倒。”我靠在门边，想起自己和庄经理谈话总是这样的姿势。

“你们两个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谈得来。”

我以前只知道庄经理心中有本笔记本，给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条目，言简意赅地写着此人的优点和缺点，这么看起来他还给家庭背景和人物关系做了不少批注。我总是很乐于听他武断的分析，颇有点禅宗“当头棒喝”的机锋。“你们两个性格也很像，工地上的人都很闷，需要有人活跃气氛，不然死气沉沉，长久下去，都要出心理问题。”庄经理递给我一瓶矿泉水，瓶身上落满了灰尘。

“小晁戾气太重，这也是你和他最大的区别。”

这场久别重逢的对话随时会结束。我告诉庄经理，我一直记得他的“浑水养鱼法”，想知道他现在对于简卷款出逃怎么看。

“简的心路历程就可以写一本书，可惜她现在不在这里了。”庄经理苦笑，摸过来Zippo打火机，点着了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用力吸了一口雪茄，“我后期确实对她太仁慈了，但我相信这钱她不是那么好拿的，她毕竟是个基督教徒，等她把钱花完了，负罪感会伴随她一辈子。”

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来了消息，他只是瞟了一眼，没有点亮屏幕去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一天到晚抱着个手机，特别是小周和小徐，两个人永远吸在手机里。我说他们还不服气”，庄经理摇摇头。

的确，除了庄经理的办公室和卧房，这个工地上仅存的另外几本书属于小晁。尽管在电子内容的冲击下，纸书衰微。但恰恰是纸书出版和印刷的成本，使之拥有了第一道天然筛选的标准。电子媒介上固有大量优秀内容，所有的实体书的电子化也近在眼前，但就平均水准而言仍是纸书胜出。我向庄经理简要说明了一下书的写作主题和思路。他听罢，感慨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只是家里没有这个条件。”

庄经理的童年在青海湖边的原子弹城度过，父亲是核工程师，爷爷曾是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教授，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境遇几经沉浮，如今他在内罗毕的工地，竟与童年的经历遥相呼应。他开始剧烈地咳嗽，把剩下三分之一的雪茄掐灭在烟灰缸里，服下几颗药丸，有所缓解：“这几年，你们一个个走了，我过敏越来越厉害。项目做的太辛苦了。这次回国休假，有朋友要我在国内合作项目。我还没考虑到底怎么样。”他透露出难得的忧伤，“我一直跟他们说，我们还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底端，小橙已经爬到顶上去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了。咳咳咳。”

无论是出于关心还是礼貌，我都应该劝他少抽烟多运动，但在庄经理面前，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无穷的建议，而我可以给他的建议，他早已考虑过了。我转移话题，问他对中国人和肯尼亚人的关系怎么看待。“在人家的土地上，尊重当地人是最基本的。不管赚多少钱，都是当地人辛辛苦苦在工地建造出来的。现在这里都很讨厌黑人，哪怕是经常和他们开玩笑的小晁，从骨子里是看不起黑人的。中国人这种‘沙文主义’在西方早就过时了，是抬不起头的论调，有教养的人都不会这么说话。中国人还在步人家百年前的后尘。”庄经理的手机持续响着，他瞟了一眼来电显示，示意我这个电话他得接。拿起手机接听之前，他最后忿恨地概括了对于一切的不满，“停止了思考，垃圾就会泛滥。”

我在院子里转悠，小晁拖着行李箱拎着西服，要去赶飞机去蒙巴萨，为领导致辞做翻译。彼得已经发动车子，准备好了，纳纳则穿着高筒套鞋正在擦庄经理的车，新来的司机好像也叫史蒂夫，正在擦另一辆皮卡。文森特还在洗狗，我答应送他一台智能手机，他欣喜若狂。我感到膝盖酸痛，继续回高地花园去睡觉。我预约了一辆Uber，定位显示它在附近的村庄里打转，迟迟不来。

我摸出钱包，看看今天中午吃饭的钱够不够，一打开，里面一张纸钞都不剩，银行卡倒是一张不少。我回到房间里，重新打开包裹了呕吐物的床单，没有纸钞，四处找过，还是没有。我又回到昨天吃饭的小厅，杯盘狼藉，还没有人收拾过。昨晚外套忘在餐厅，皮夹放在口袋里。我脑袋昏昏沉沉，努力回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钱包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我出门不会带很多现金，但至少会有一千多先令。工地上的中国人不至于摸走这么一点钱，桌子还没收，进来过的肯尼亚人只可能是帮厨，他以前是我招来给园丁做助手的，后来园丁走了，他就去帮中国厨师打下手。上次回来，他还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难道是他？他不知道那件衣服是我的？

一时间，我几乎盲目地断定，他就是唯一的嫌疑人。但我又仔细一想，也许我正好昨天中午请吃啜马花完了现金？或者昨天去基贝拉时，藏来藏去把钱都弄丢了？坐车时候掉在了车上？又或是昨天喝醉之后，在酒桌上吹牛散尽了？工地上大家有种恶习：凡是少了什么东西必然归咎为某个当地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到后来就演化成毫无凭据但一口咬定。

这点钱于我而言，可能只够在内罗毕的购物中心里吃两顿饭，算不得巨大的损失。但如果我认定是他，他极可能就会丢掉这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如果真的是他拿的，他也肯定比我更需要这些钱。何况钱不见了有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根本与他没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我和谁都没有说，车一来，我就离开了。

一觉睡醒，已近黄昏。我不想打车去商场吃饭，步行范围内只有一家印度餐馆，桌子都摆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价格和商场里不相上下，味道勉强及格。我踩着松软的泥土，吃着黄油烤馕和炖羊肉，想象自己像是百年前的英国贵族。夜幕降临之后，蚊子开始肆虐。

我坐不住了，结了账准备离开。一个中年大叔从院子的大门进来，并没有坐下来吃饭，而是靠过来攀谈，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噢，中国人，”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有个财务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过。我不喜欢你们中国人工作的方式。太善变。”我对于这种开场白猝不及防，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也想不透为什么一个不喜欢中国人的家伙偏偏要凑过来。

他胸有成竹，说今天出来吃饭，正好没带名片，问我为哪家公司工作。我对他的商务拓展不太感兴趣，托辞说自己是游客。他置若罔闻，一个劲地问我到底为哪个公司工作。我想了想最接近我的职业，说是记者。“噢，记者，都是谎言家。你为哪家报纸工作？”我胡乱编造了个中国的报纸名。

“噢，你是记者，”他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你一定很了解，很多在肯尼亚的中国人都是从监狱里运过来的。中国人在这里能拿到的钱比在中国少。”我不同意：“囚犯还关在中国的监狱里。事实是，这里很多中国人赚的比他们在国内多得多，否则没有人愿意来了。”他置若罔闻。“我认识超过200个中国人，我有个列表记录每个人的信息。”他重申道，“我了解中国人，但我不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

偏见是相互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居高临下的态度会逐渐使当地人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偏见。我决定终止这场讨厌的对话，但大叔却先行一步，仍不肯卸下礼貌的伪装：“我就住在这附近，非常高兴和你谈话，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6. 灵粮堂

黄昏沉沉，黎尧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到了。我走出大门，看到一辆老款的白色三菱翼神，黎尧坐在副驾驶，打开车窗，胳膊肘架在窗外。我坐进车里，发现是曾瑛开车，驾驶座椅调得十分靠前，方向盘下端几乎要贴到她的肘部。“好久不见。咯咯咯……”她还是那副小女生模样。在内罗毕暴躁的交通里，她开得极慢，不断被人从两侧超过，但她气定神闲仍然保持匀速前进。在这个城市里，每个司机都争先恐后，坐在曾瑛的慢车上反而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如果不想着抢道和超车，在内罗毕开车也并没有那么难。

这辆车是某处国家驻外机关处理的一批旧车，公司做了个顺水人情，统一购入，现在给办事处里员工日常使用，前提是敢在内罗毕开车。

曾瑛三天前刚从国内休完假回到内罗毕。她这些年一直留在办事处工作，呆在城里。她对于内罗毕的熟悉程度远胜于我和黎尧，所以由她选定餐馆。“好像就是这个路口。我记得差不都要转了。”在一个没有路牌、也没有门牌号的城市里，要找到一个地方只能凭借记忆。“我不太认路，好像是这里。咦，怎么没有门？”她减慢车速。我和黎尧不敢作声。“找到了找到了，是这里。”铁门打开，她慢慢开了进去。“停在哪边呢……我想不起来那个店怎么进去了。”她之前提过是一家印度餐馆，黎尧看到一个招牌，这才找到了餐馆。

曾瑛说这里的烤羊腿特别好吃，其他烤肉也不错。黎尧和我则点了两种不同的炖肉，各要了一杯啤酒。吃着印度菜，曾瑛总结这些年在内罗毕接触到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区别：“中国人不团结，勾心斗角。什么都是商业机密。印度人的配件原料则从不无故提价，而且他们很团结。 ”

曾瑛这两年间皈依了基督教，找到了属于她的小群体。她每周日都去内罗毕的华人教会做礼拜。她告诉我，教会正组织一支朝圣队伍，去以色列参加祝棚节。她这两天就在买去特拉维夫的机票。我知道祝棚节是犹太教圣经（也就是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节日，但并不知道基督徒同样也去参加这一节日。曾瑛说华人教会每隔几年都会组织人去参加，她有份祝棚节的资料等今晚她回去用电脑发给我。我问她明天是不是要去做礼拜。她带着传出福音的喜悦，答应明天带我去她的教会。

我跟曾瑛说起我上个礼拜回工地时看到文森特还在那里扫地，以及之后我和文森特之后的一系列谈话。曾瑛与文森特相识时间比我更长。她是个极为善良的人。刚来肯尼亚的时候，她觉得这些肯尼亚人都好可怜，经常借钱给他们，但她后来发现当地人把好心当作理所当然，而她能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有时候反而造成自己内心的煎熬。

吃烤羊腿的好处在于话题变得过于沉重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捧起一根骨头来啃，而不显出沉默的尴尬。等到啃完骨头，又可以自然而然地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但黎尧却在一阵沉默后，讲起他刚来时的故事：一个当地工人发生了工伤事故，在敲钉子时候砸到了手，去医院简单包扎处理之后就回家去养伤了，不久后还回到工地上了几天工。工地上杂务繁多，黎尧也就淡忘这工人的事情。

一个月后，工人暴毙身亡。那个工人携带HIV病毒，自己并不知道。或许是这一枚钉子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又或许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当时，保险公司赔了一些钱，加上工人最后一个月上工那几天的工资，黎尧想要交给工人的家人，但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领。他打听得知工人的老婆回老家去了。“他有艾滋病，他老婆肯定也……”黎尧的苦笑使得气氛更为凝重，“后来，我一直没有把这份钱打到工人的卡里——他本人已经去世了，你们也知道肯尼亚这些银行，亲属要去取钱肯定很麻烦。最终也没有人来领这份钱。我当时觉得收不了，无法想象生命如此轻贱，这么一点小小的、不起眼的事情，人竟然就死了。”

我和曾瑛都是第一次听黎尧说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接话，只好继续摆弄光秃没肉的羊腿。“我老家的房子，很老很老，挨在一起，有点像贫民窟。每隔几年回去，外面的世界都变化了很多，我在外面也有了新的变化，但回去那里还是那个样子。”这是我认识黎尧这么久他第一次说起老家的事情。“邻居家的布帘，在同样的位置挂了几十年，已经褪色了，但仍在那里。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种感觉。”

“触雷——那个工人在我心里也是这样。不去想，远离这些事情，不去触碰，就不会受其影响——苦难没有办法被消解，只能回避。”我以前一直不理解黎尧对于肯尼亚人矛盾的态度，这才豁然开朗，这一切不过是他的一种回避。我说黎尧真的是又分裂又纠结。曾瑛也咯咯笑了起来，说小橙你总是这么精辟。黎尧也笑了。

桌上的炖羊肉已经凉了，黎尧盛了一勺到盘子里。他接着说，中国和肯尼亚的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相似。只是在肯尼亚，我们和底层之间的间隔被抽去了，直接碰撞机会也就更多。黎尧说起文森特，安慰我说，文森特虽然扫了八年地，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谁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他人的命运太过操心，无力改变只能徒增烦恼。

曾瑛开车送我回到高地花园。迈克休息了一下午，已经来上晚班了。他问我要不要打开大门把车开进去，我说不用了。我谢过曾瑛，让她明天早上到了打我电话。她在前的空地上缓缓倒车，又徐徐驶离。走进铁门，我坐在花坛上。我满肚子烤肉的蛋白质和脂肪，只穿一件短袖，仍然隐约觉得有些燥热。

迈克的保安外套里穿着厚厚的棕色高领毛衣。他缩着肩膀，两手缩在袖口里，不愿意放走多余的热量。

迈克问我对今天的礼拜怎么看。我说很受启发，唯一的缺点是时间太长。他很高兴，邀请我下周六再一起去。我想把刚才和黎尧讨论的尖锐问题抛给迈克，现在就是时机。我问他，如果他的虔诚有用，神为什么还没有帮助他脱离贫穷和苦难？他没有感到冒犯，只是笑笑说，对于真正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此生的生活都是暂时的，不值得留恋的，基督徒相信的救赎是最终的、永恒的天国。他相信我也有一天会像他一样感受到神的力量。我点点头，沉思片刻。铁门的缝隙里透出车灯，迈克走过去开门。摩西得到的神启由光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我没有坐电梯，走进没有灯的楼梯间，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向上走。

曾瑛的华人教会在一幢办公楼里。我们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上楼的电梯里都是曾瑛的教友。教会租用了一个大开间做活动场地，里面放了60把折叠椅，从中间分开一条走廊。走廊正前方是一个演讲台，后面挂着一块投影幕布，它的上方贴了一个十字架，表示这是一个基督教堂。

进门处的桌子上摆了一本登记册。负责登记的姊妹澄清道，这只是做统计每次人数用，不会没事打骚扰电话。虽然我不知道统计人数为什么要手机号，但人家都这样说了，我只好乖乖登记。黎尧只是潦草地写了个名字，没有留下手机号。我们在最后一排找了两把椅子坐下了。边缘是局外人最好的观察角度。

曾瑛打完一圈招呼，回来发现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坚持要让我们往前面坐。我和黎尧挪到了第四排最靠右的两个位置。曾瑛要去彩排赞歌，找来一个姓杨的兄弟向我们介绍教会。

杨兄弟五十来岁，在内罗毕做生意。他是这个教会的元老，从九十年代创会活跃至今。他坐在我们前面一排，扭过身来，让我和黎尧自我介绍一下。杨兄弟脸上挂着宽厚的笑容，不断对我们的家世刨根问底。黎尧已经开始敷衍，我试图转移话题，问他在肯尼亚宗教场所的注册选址是任意的吗？他一下子觉得我对于教会充满了兴趣，不仅解释了内罗毕宗教场所登记的流程，又接着讲了一大通。“你们知道吗？耶稣是犹太人，但也是犹太人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所以犹太人就此失去了神的庇佑，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主的福音传回以色列。”我虽然记得是罗马人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但宗教的传说本来就是神学寓意重于历史真实性，以此而论福音回传论也颇具新意。我想要知道这个教会所属的教派，回去深入研究，杨兄弟语焉不详。对于中文世界的普通基督教徒而言，教派认同总是显得模糊。一个特殊的用法是用基督教指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的区分。我昨天也问过曾瑛同样的问题。她也只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应该是福音派吧。”

最终，杨兄弟向我揭示了奥义：“神选择了中国作为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中国的兴起不是偶然，而是神的意志。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神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赐予中国。”我被这君权神授式的大国崛起论镇住了，接不上话。杨兄弟继续笑眯眯地说道：“一人信教，全家得福。”

我和黎尧都不置可否，杨兄弟感到话题已尽，在场面变得更尴尬之前，礼貌地起身告退，去和刚进门的教友聊天去了。我开始研读签到时领取的单页材料。大多数教众都没有携带圣经，这张正反两页的A4纸上摘取了今天要用到的圣经片段，不用像昨天那样翻找了。

肯尼亚内罗毕灵粮堂周报

教会异象：传承使命权能宣教力行圣经迈向荣耀

年度目标：门徒训练作盐作光

我拿出手机一查，发现灵粮堂是创立于上海的基督教教派，由上海宣道会守真堂牧师赵世光创立，灵、粮二字均来自《圣经》：

“灵”字来自耶稣于约翰福音6章63节所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粮”字取自约翰福音6章第35节中“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上海灵粮堂最初的简史载于《上海通志》：

1942年，赵世光等在上海创建灵粮堂教会。1946年，成立灵粮世界布道会。向南洋等地派遣中国宣教士，自称中国差会，实际接受美国津贴。1944年起，在杭州、南京、苏州、台北、港九、爪哇、印度建灵粮堂、神学院等教会机构，后分为8个教区。1949年，在沪有教堂5所，办有灵粮女子神学院、中小学、幼稚园、孤儿院、公墓及出版事业。是年，总会执行委员会迁香港。1956年后，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教会、神学院和大学。

但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灵粮世界布道会”在东南亚的布道并不成功，主要发展集中在国内。据静安区志记载：

民国31年，借静安寺路协进中学聚会。在“三自”宗旨的影响下，参加的信徒骤增。有人捐献乌鲁木齐北路严家宅土地一块，民国34年，即建简陋教堂迁入聚会。民国36年，信徒增至1085人，严家宅教堂不敷使用。由信徒捐款后购得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187号，先建一砖墙结构的临时聚会所，1956年4月始动工兴建，全部费用由信徒历年来奉献积累。是年8月1日晚，举行新堂落成暨建堂14周年感恩礼拜。

时过境迁，今日的灵粮堂真的传播到了非洲大地。然而，内罗毕灵粮堂源于另一分支。

1949年，时局动荡，赵世光前往香港，成立九龙灵粮堂。1954年，赵世光又前往台湾，成立台北灵粮堂。1977年，周神助大力推进“灵粮全球使徒性网络”，台北灵粮堂才真正在世界范围的华人中广泛传播。至2016年底，“灵粮全球使徒性网络”在世界六大州均设有分堂，总共443间。在台湾地区有181间分堂，亚洲其他国家83间分堂，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蒙古，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台北灵粮堂的分堂。在非洲，一共设立76间分堂，其中肯尼亚4间分堂。而杨兄弟的“中国福音世纪论”并非他自己幻想杜撰出来的，而是将灵粮堂推向世界的周神助牧师提出的：按照灵粮堂对使徒行传的理解，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由非犹太人的外邦人组织的教会，确立了原本属于犹太人的福音外传的神学基础。

我还在钻研灵粮堂的历史，大家都倏然起身开始唱赞歌。曾瑛和另外三个姊妹在台上对着麦克风领唱。初来乍到的几个人，立在原地一脸迷茫。但教友们都十分投入地唱着，无暇顾及。歌词直白赞美，曲调也更近于流行乐而非传统基督教宗教音乐，让我想起了昨天在神之教会里电吉他伴奏的非洲赞歌。

接连唱了两三首之后，教友的情绪都变得激动。我左前方的阿姨双目紧闭，左手上扬四十五度，右手扶着心口，沉醉其中偶尔默念几句。我身后的一对中年男女，一直按按抽泣，唱到“主，你是我的盾牌”时放声大哭。领唱四人组中一个姊妹忘情地占据了麦克风。曲罢，她仍难掩激动，不住地用手抹眼泪。

主讲牧师上台，轻轻拍了拍仍然情绪激动的领唱姊妹。礼拜正式开始，但我却一直在寻找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是独自而来，他应该不在其中。在唱赞歌时，我向左边望去，把自己的目光假装只是不经意的张望。这个人？不，这个人和其他教友太熟悉了。我试图回头继续寻找，但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后排放声大哭的中年男女以为我这是对他们刚才嚎啕大哭表示惊异。我避开他们的目光，想要迅速在人群中找到他。最后一排，靠近墙角，左右两旁的位置都是空着的，独自出现的新来者。也许他不是独自而来？他应该是通过朋友加入的？或者他根本没有来？

我在找的昨晚曾瑛提起的“那个导游”。她一反常态，神秘兮兮地说：“那个导游明天也会来”。当时，我和黎尧对视一眼，确认自己不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你们都不知道吗？就是几个月前，马萨马拉的那个导游。”曾瑛极为惊讶，但又意识到这与某种准则相违背，“也许我不应该说的……”

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夜里回到高地花园，我一番搜索，才知道“那个导游”姓李，在肯尼亚当了19年向导。2016年8月8日晚，在马赛马拉的克科罗酒店（Keekorok Lodge）的餐厅里，李向导用刀刺向两名中国游客夫妇，一死一伤。马赛马拉保护区是东部非洲热门的野生动物观察地，克科罗酒店则是保护区内最早建立的酒店。整个事情发生在短短几分钟里，一片混乱。李向导在酒店的自助晚餐时，和一对中国游客夫妇发生口角，用刀刺向两人。女士被刺中胸口，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她的丈夫被刺中腹部，由飞机送往内罗毕救治后脱离危险。当时，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2岁。他们亲眼目睹残忍的凶杀。

我一周前刚去过去马赛马拉，入住的正是克科罗酒店。动物大迁徙已近尾声，马赛马拉即将进入漫长的淡季。我那个时候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克科罗酒店看上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晚餐时，服务员把中国人安排在餐厅一侧，其他国家的人安排在餐厅另外半边。我当时以为酒店认为中国人吃饭时吵闹，故隔开距离，尽量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客人。但同一次行程中过其他酒店和餐厅都没有这种安排。我心中的疑团一下解开了：克科罗酒店既不愿意放走中国人的钱，又怕西方客人因命案产生顾忌另择住处，才想出这种对策。

李拔刀相向的动机和现场的细节都不确定，唯一的一手信息来源是一位匿名警察在接受肯尼亚最大的报纸《民族日报》（Nation Daily）的采访时给出的描述：李在克科罗的餐厅有一个常坐的位置，被一家游客坐了。他要求这家人换个位置，遭到拒绝，拔刀相向。这段描述中间充满了疑点。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为简单的座位争执而直接拔刀杀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非洲总站的记者李佳璇认为所有报道都没有采访到现场目击者，因此无法还原真相。她找到当晚在现场的另外两名中国导游（在命案发生前和李说过话）和一名游客（在两米左右的距离目睹了事件始末）进行了采访，整理出事件的来龙去脉：

肯尼亚度假酒店会在客人第一次用餐时，由服务员安排好座位，客人之后用餐皆固定此座位。当晚，李带着自己的客人走向酒店先前安排过的座位，但发现被罗女士一家坐了。一番争执之后，李的客人做出让步，坐到附近一桌。这是双方第一次冲突，是被所有其他报道忽略的导火索。李在肯尼亚做向导19年，会说斯瓦希里语，和酒店关系也很好。他带着客人的国内随行导游走去厨房额外要一份烤鸡。因为旺季餐厅爆满，等待取餐的队伍很长，李绕过自助餐台前往厨房，又经过了罗的桌子。罗十分激动，大声叫喊：“又来做什么？”“老公，刚才就是他骂我 。”一阵扭打后，李被劝架者拉开到左侧门口，这是第二次冲突。但罗和她的丈夫紧追不舍，李挣脱后重新冲回去，根据李向导辩护律师的说法，他查看过监控录像，双方是在扭打过程中，李从餐台上摸到一把餐刀进行自我防卫，而非像传闻一样使用他的随身佩刀。这是最终致命的冲突。

邻桌美国人克里斯·拉尔森是一位护士，立即对罗和她的丈夫进行急救。“她倒下时，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在帮忙处理，大部分仍坐在座位上吃饭。那个向导冲出餐厅时，也没有人拦住他。 ”她请酒店服务员拿了一瓶纯净水清洗伤口，事后酒店要求他们支付这瓶纯净水的费用。克里斯的丈夫回忆起来：“太讽刺了！”

酒店的失职和冷漠本应成为众矢之的，但最终在所有的媒体上的标题重点却都是“中国导游杀死中国游客”，酒店仍生意盈门，只是将中国游客和西方游客隔离开，算是对这些标题的回应。新闻热度一过，也没有人再关心事件中的人物的命运。李向导在内罗毕候审，加入了内罗毕灵粮堂教会，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救赎。

我醒悟过来，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我根本不可能从外表上认出他来。即便是我真的认出他来了，又应该问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教会的怀抱，正是因为为了寻得在世人间得不到的宽恕。

主讲牧师是个台湾女生，三年前来到肯尼亚，在黑人贫民区小学和华人教会青少年开展宗教教育，现在是内罗毕灵粮堂的主传道人。她布道深入浅出，超出了我的预期。

很快就轮到从基苏木来的客座牧师站上讲台布道。他年纪稍长，一直没有翻开手旁的圣经。结束之前，他讲到一个牧羊人的宗教寓言：

牧羊人总是两两合作。每日清晨，负责白天的牧羊人将羊群领出去吃草，日落之前回到羊圈。另一位牧羊人就会接管羊群，整夜不眠，在小棚屋里看守羊群。他就此引申，基督徒是神的羊群，牧师是牧羊人。牧羊人有两种，所以牧师也有两种：一种去外面把羊群找回来，另一种在羊圈里看守羊群，缺一不可。

“有的教友问我，为什么教会已经有这么多兄弟姊妹还要不断去外面找新人加入？”牧师的目光扫过全场，“牧师有两种天职。我们的教会这些年来的确有所发展，很多兄弟姊妹离开内罗毕，去了其他地方，每周能来的四五十人。内罗毕有多少华人？我们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全世界有多少华人？我们当然要去找回更多的羊群。”我并没有察觉故事在此处的突兀，黎尧却察觉到气氛微妙的变化。“他应该指的就是那个向导。也许很多人接受对他入会不太高兴。”

最后一个环节，祝棚节朝圣小分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条，写下要在圣城代做的祈祷。我本来不想写，但曾瑛看到了，让我一定要写点什么，说只会让神知道。看到她现在在另一种生活中如此投入，我不忍拂其意，在纸条上写了“我想了解更多的世界”，折叠起来，觉得有点矫情。黎尧则把空白的纸条折起来交了上去。

随即散场，有个姊妹带来了自制糟卤鸡爪，放在门口的签到台上。我领了两个，等电梯的时候吃了起来。黎尧推辞说不吃辣，没有领。在车库里，我和黎尧等曾瑛来开车。每个教友手里都拿着个鸡爪。我们聊起刚才的礼拜，黎尧说他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或者说不适合，成为宗教的人，接受这些仪式对他而言像是默认接受传教。

曾瑛和两个随她而来也是初次参加礼拜的朋友从电梯里走出来。老旧的翼神载着五个人爬坡十分吃力，但最终还是驶出地下车库。黎尧坐在副驾驶沉默地看着窗外，刚才随着曾瑛上车的男生说下午要去东土酒店的赌场试试手气，女生要回住处窝在床上看电视剧。曾瑛和我目光在车内后视镜短暂相遇，但什么都没有说。

7. 海量

工地上流传着无数纳纳饮酒的传说：有人说纳纳喝下10瓶健力士黑啤而面不改色，也有人说他豪饮1公斤伏特加不过微醺，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见过他喝酒。作为司机，纳纳周六也要上班，也不饮酒。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到了周日，纳纳的手机永远是无人接听。

喝酒的行家瞧不起啤酒。酒吧里塔斯卡啤酒180先令一瓶，一天薪水也就喝个五瓶，醉得太慢，远不如烈酒直接。酒吧小妹拿来一小瓶斯米诺伏特加。纳纳瞟了一眼满是积尘的瓶身说：“这个又贵又不好喝。拿KC来！”纳纳满意地接过KC，递给我。歪歪斜斜的标签两个角已经剥落下来，粗糙地印着两行字：肯尼亚之杖（Kenya Cane）。

这个名字真是绝妙的反讽。我立刻想起村庄附近无人开垦的荒地稀稀啦啦的金合欢树下，烂醉的酒鬼躺在土包上，手边散落几个KC空瓶——辛苦一周之后的享受。

我没有邀请纳纳。我和姆望基在工地对面的棚子里等了很久，发现姗姗来迟的文森特旁边还有一人，正是纳纳。他们在村口偶遇，纳纳听说上个周末我们去喝酒吃烤羊腿没叫他，一听说又有喝酒的好事，自然黏了过来。我心想惹上了这么个千杯不醉的大佬，不晓得到底要买多少酒才能见底，想不到他倒是这般客气，说KC就已是极好的酒，不用再让我破费。纳纳问小妹要了瓶苏打水，和KC兑在一起。

纳纳是喝过酒出门的。在马塔图上，他反复大声嚷嚷：“一个人30，我们4个人，总共多少？”“120。”“我们是不是一起？”“是啊。”我以为他问我是不是一起付钱。“谢谢。”然后他有如表演完落幕的话剧演员优雅地向全车人致谢。

过了一会儿，他又逮着文森特，重复了一遍这两个问题。文森特不答，只是偷笑。我才明白过来，其实纳纳只是在说醉话。“我们到底是不是一起？”纳纳极为严肃地问。姆望基逗他，装作严肃地点头：“是的，是的。”纳纳很满意，再度向所有观众行礼致意。众人哈哈大笑。

下车后，我肚子一阵绞痛，问他们哪里有厕所。纳纳说待会要去的餐馆有，但要走15分钟。我等不及。文森特说车站就有，姆望基强烈反对：“车站的厕所脏到骇人听闻。”我顾不得那么多，赶到厕所发现要交钱，又摸不出零钱，跑回正在慢悠悠走过来的三人，拿到硬币，10先令入场费附送三张草纸，进去之后发现倒也不比在中国西北农村的旱厕更糟糕。

我在厕所外一口大水缸里舀水洗了手，一身轻松。纳纳作为我们四人里喝酒的权威，拒绝一边吃东西一边喝酒，所以我们先要去一家餐馆填饱肚子再去喝酒。我突然认出这条小路。我曾把一个工长送到这附近的医院拍过X光片。纳纳也记得，说那次就是他开车送我们来的这里，医院就在前面。这条小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在路尽头的小餐馆吃了乌噶里和一公斤烤肉，随即来到了纳纳最爱的酒吧。

姆望基要了一瓶健力士黑啤，文森特要了一瓶塔斯卡啤酒。“其他酒都太烈了。”他只喝这种肯尼亚本土品牌啤酒。周日下午，酒吧里空空荡荡，电视里在放斯瓦希里语的新闻，莱拉·奥廷加在做演讲，看不出是在哪里。莱拉是肯尼亚第一任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的儿子，是肯尼亚反对党“橙子民主运动”的领袖。这一党派联盟肇始于2005年的修宪全民公投，当时肯尼亚识字率很低，于是选票上用香蕉代表赞同，橙子代表反对。这次对宪法的修正是由时任总统基巴基推动的，旨在增加总统的权力。莱拉·奥廷加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是基巴基的竞选伙伴，但基巴基希望通过修宪独揽大权，踢出奥廷加。奥廷加因此和三年前大选中的对手乌胡鲁·肯雅塔走到了一起，发起了橙子民主运动，反对修宪。两人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前的亦敌亦友的恩恩怨怨又开始了新的篇章。公投结果：橙子战胜了香蕉，宪法修正案没有通过，两人脆弱的政治联盟随即瓦解。

2007年总统大选前夕，乌胡鲁·肯雅塔领导的KANU退出ODM，决定不参加大选，而是匪夷所思地支持基巴基竞选连任。结果基巴基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天对奥廷加以46.42%对44.07%的微弱优势反超，连任总统。奥廷加认为计票舞弊，煽动他的支持者在各地抗议，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暴乱，造成超过1500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当时安南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仍前往肯尼亚居间调停。作为妥协，基巴基重启了首相职位，奥廷加也就此成为肯尼亚第二任首相。他的前任乔莫·肯雅塔是在1961年肯尼亚从英国独立到1962年正式建立共和国之间的过渡时期担任首相，在他就任总统后将这一职位废弃。奥廷加和基巴基达成了权力表面上的平衡。

但奥廷加的败选生涯才刚刚开始。2013年，受到宪法限制，基巴基不能再参选。乌胡鲁·肯雅塔却积攒了力量，以50.51%对43.7%击败莱拉·奥廷加。根据2010年宪法修正案，参选者必须在首轮投票中得到超过50%的选票才能直接当选总统，否则要在得票最高的两者之间再进行第二轮决选。基巴基认为肯雅塔真实得票没有达到50%，要求审查计票，进行第二轮决选。

此时的肯雅塔缠身于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指控。在2007年大选后，他作为基巴基的盟友，镇压各地暴乱，并组织基库尤族人参与暴力冲突。六年前的一切似乎就要重演。最高法院裁定选举结果有效，乌胡鲁·肯雅塔就任总统。奥廷加飞往南非，避开了肯雅塔的就职宣誓。

2017年的总统大选又将是这两人的对决。纳纳、姆望基和文森特用斯瓦希里语正在激烈讨论。我用英语问他们在争执什么。姆望基端起健力士喝了一口：“你看，ODM又在造势闹腾挑起矛盾了，哼。”纳纳接着说：“这些人都是乌干达来的，没脑子，不想搞好就业，只知道反对、反对、反对。我们是不是还在一起？”文森特不服气，满脸阴沉。他家乡在肯尼亚西部靠近乌干达的地方，整个部落都支持奥廷加。而姆望基和纳纳都是基库尤人，是肯雅塔坚定的支持者。文森特双拳难敌四手，只好闷头喝酒。

纳纳顾不上我有没有还在一起，话峰急转。他听不止一个中国人说过，中国没有反对党，不能投票就是专制，仿佛忘记了刚才自己刚讥讽过ODM。我试图说服纳纳，政党只是表象，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仅凭形式上的反对党是远远不够的。纳纳的KC已经喝了一大半，大嚷起来：“我就可以选任何我想要的总统！”姆望基这时候插话进来：“纳纳，肯尼亚政府这般腐败，你看看我们的国家，政客们都是收了别人的钱，再来收买选票的。你觉得你可以自由地投票，你能投给文森特吗？你觉得他能当总统吗？”

纳纳觉得有道理，立刻推翻自己之前所说的：“对对对，腐败！政治！肮脏！”众人沉默。

纳纳突然转向我，问道：“你hungry（饿）吗？”hungry从他嘴里说出来h不发音，和angry（愤怒）难以区分，成了天然的双关。让纳纳又饿又愤怒的事情有很多，最近的一次是我上周末没有请他和我们一起去喝酒吃烤羊腿。

“这是你的不对，别人说你对肯尼亚人好，你却从来没有送过酒给我。”他说，“只有黄野对黑人好。这么多中国人，只有他给我买过酒。到超市里，他让我随便挑，他请。我拿了一大瓶KC，他说这酒太次了，给我拿了瓶Johnnie Walker。其他人都看不起黑人，看不见黑人。”

我不知道如何帮其他人作答。

“还有安迪是好人，他现在是个boss了。当年还是我教他开车的呢，那个时候你都还没来肯尼亚。自动档的RAV4，安迪一倒车就撞到柱子了。那个时候就他和大boss两个人住在这附近一套大房子里。有钱人住的地方。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庄是大老板，我们三个经常在这大房子里一起吃饭，有时候还有牟经理，当时他还在造图书馆。牟后来回中国了，现在他也要走了。”

听到这段史前史，我觉得今天这点酒钱也算花得值了。文森特接着说，牟经理也是个好人，看得起他们这些黑人的好人。牟经理离开肯尼亚前留给了文森特他在中国的电话。我一直觉得这看似好心的举动残酷极了。隔了这许多时空，他们能聊些什么话题？

文森特却很认真地说，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牟经理，说牟经理会回肯尼亚看他。牟经理回国之前把文森特推荐给庄经理现在的项目。眼下新的项目又快完工了，他不知何去何从。文森特闷下最后一口塔斯卡啤酒。我叫来小妹，再要了三瓶啤酒。

姆望基接过啤酒，用牙咬开瓶盖。他从农村里进城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酒吧的服务生，薪水太低，做了一周之后他就另找工作了。他人高马大，相貌英俊，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国保安公司的保安，每月薪水稳定，略有结余。他被派到庄经理的工地做生活区保安，因为表现可靠，被庄经理留下来，脱离保安公司，当上了夜班保安长，每晚巡视。庄经理本已将工地安保包给了三个不同的公司，还找到了24小时住在工地中央的四个马赛人，避免保安公司串通起来，监守自盗。但他仍不放心，加进姆望基这个独立势力用以制衡。他夜里来上班，认真巡查，领庄经理的钱，白天则外出积极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他在过去的一年里结婚生子，总是需要钱的。

沉重的烦恼随着轻浮的酒精挥发到空气里弥漫开来。纳纳又叫小妹过来，想再要一瓶KC，想要借“肯尼亚之杖”放倒自己。我向姆望基使了个眼色。他起身把正拿着KC走过来小妹拦了回去。然而，好酒之人到七八分醉时，想要讨酒喝，谁都拦不住。纳纳飞身跃起，夺过小妹手中的KC，紧紧攥在手里。我劝他把KC退回去，试图从他手中夺回酒瓶。纳纳把KC攥得更紧了：“黄野请我喝Johnnie Walker，你连KC都不肯买！”文森特咯咯笑了起来，劝纳纳要一瓶啤酒都好。纳纳握着到手的宝贝决不肯松手。

姆望基严厉地呵斥纳纳：“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带你出来喝酒了吗？你总是要把自己灌醉才罢休！”纳纳不响，只是紧握KC。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劝他今天不要再喝了，明天上班要开车也不能喝。这瓶KC我买下了，但他要答应我，带回去下个礼拜再喝。纳纳一听我松口，急忙笑嘻嘻地保证今天肯定不喝。他得意地把那瓶KC揣在裤子口袋里，露出一个金色的瓶盖。

杯中酒尽，我提议找个地方打几局桌球。只是纳纳愈发喋喋不休，已经开始不知所云：“我会保护你，有谁敢碰你一下，我纳纳就会去杀了他。就在此时就在此地。”我们都知道他在说醉话，不再搭理他。

“我们国家下一代人，不会再受政府的剥削。收了税，却不办事。纳纳要杀了他们，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我纳纳虽然喜欢喝酒，但是上班从来没有喝过酒，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我们三人在前面着，纳纳远远在后面拖着，不断跟路人和商贩说些疯言醉语。他知道我们不想带着他，也不走上来热脸贴冷屁股，保持三米的距离跟着我们。文森特建议我们要把这个“行李”先甩掉。我担心纳纳这个样子回不去，姆望基说这里是纳纳的地盘，他每周都喝成这样总能回去，让我宽心。我们拉开距离，躲到一辆马塔图后，以为已经摆脱了纳纳，他竟然从我们身后走了出来，拍拍我的肩膀。姆望基架起纳纳，把他硬塞进一辆马上就要出发的马塔图里，叮嘱售票员在哪里把纳纳放下来。我们一转身想就此消失。纳纳精明，一看我们不上车马上就跳下来，一言不发继续跟着我们。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姆望基低声说他去引开纳纳，让我和文森特走出纳纳的视线，躲进店里，然后他再想办法甩开纳纳。纳纳正在跟路旁卖零食的小贩吹牛，姆望基加入，成功吸引了纳纳的注意力。我和文森特拐进了街旁的一家小餐馆，在门帘后面看到姆望基引着纳纳走过。我们朝反向走去拐了个弯，确保彻底拉开了距离，这才打电话给姆望基。姆望基一看电话心领神会，甩掉了纳纳，这才打电话过来约在车站汇合。

我和文森特来到马塔图云集的车站，远远看到姆望基高大的背影，相视会心一笑。但我们又发现了另一边纳纳脚步歪歪扭扭，正东张西望。他知道我们肯定要回来坐马塔图，守株待兔。我急忙和姆望基做手势，叫他俯身过来，不要被纳纳看到了。

我们只好走去提卡路边的另一个车站。途中经过废弃的铁路，三人对着铁路撒了一泡尿。我跟着姆望基上了一辆马塔图，售票员发给我一块木板。我把它架在两边座位上，坐在过道里。在马塔图嘶吼的引擎声和永无止尽的颠簸中，我感到心跳加快，酒精在血液里加速流淌、扩散，开始肆意涂抹周围的一切。

好在车程不长，我们只是为了摆脱纳纳去邻近的镇子。马塔图把我们放在匝道口，扬长而去。我们顺着匝道往下走，高速公路底下的涵洞正摆开周末市集，无穷无尽的摊贩售卖各种日用百货箱包服饰。嘈杂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中，搭起了几个戏台，无论是脱口秀还是歌舞表演，都吸引到了黑压压一大片观众。姆望基穿过人群，转进了一个僻静的小巷，不到半米宽木楼梯通向二楼的酒吧。里头坐满了人，没有人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巨大的液晶电视正在直播曼联队的比赛，外接的功放把音量调到最高，仿佛这样就可以置身现场。一脚凌空抽射，偏到角旗区，酒吧里球迷发出100分贝的嘘声。

我急忙逃了出来，问姆望基有没有稍微安静的地方。他说我们得去高速路对面。于是我们从44号镇，再一次穿过涵洞里的无数摊贩，到了对面的45号镇。数字编号的镇子给人一种科幻小说里银河系边陲无法无天的感觉，过于偏远甚至都懒得命名。一番寻觅后，我们在一家酒吧里坐定。这里有两张台球桌。靠里的这张正在打赌钱的局，在一旁黑板上计分。两人互有输赢，输家却总是不服，总要再开。他们的规则也很有趣：1号球16分，2号球17分，其他球按球面分数记，按得分差来算钱。开球时，所有球都分开贴边摆放而不是放成球堆，这样一来连杆就变得十分困难。黑板擦了又擦，两人丝毫没有让出台子的打算。

我们等了一瓶啤酒的功夫，另外一张台子的人打完了，我们跑过去占台子。我更喜欢在旁边看姆望基和文森特打球：文森特打进了球高兴地扭起屁股跳起舞来，打不进也哈哈大笑，姆望基眼看就要赢了，却误把黑球触入袋，输了下来换我。我打了几杆，转头一眼瞥见他在座位上又问服务员要了瓶啤酒。我下去换他来打的时候，他有些不好意思， 那瓶酒也还没开，说他前面那瓶喝完了，想要再来一瓶，但是我在打球比较远，没能征得我的同意。如果我不愿意的话，他可以把这瓶啤酒退回去。

文森特也放下球杆回到座位，问我他可不可以也再来一瓶。我一口气喝完了半瓶啤酒，允诺他们今天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不要喝醉就行了。我能为他们做的如此之少。

我想起文森特苦笑着说起生活没有希望，辛辛苦苦工作只够勉强维持活下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安慰他一切都会好，他轻轻地反问我：“具体什么时候才会好？”

我无言以对。我又想起姆望基当年借朋友的摩托车教我骑，后来那个朋友被人杀害，姆望基请事假去参加葬礼，我扣了他半天工资。我们各自对着啤酒瓶，一口口喝着。没有人说话。我不晓得他们此时正在想什么。

姆望基和文森特都表示再喝就要醉了，愿意适可而止。我们喝完了各自瓶中最后一滴酒，走出酒吧。夕阳染黄了整个天空，戏台已经收起，提卡路上下匝道的车流堵在了一起，像是一条吞进自己尾巴的怪蛇。

他们执意要送我上车。姆望基远远认出我叫的车，正堵在匝道上，挥手喊我过去。我拉开车门，正准备上车。文森特满脸不好意思地开口了：“其实，我们没有回去的路费了。”我掏出钱夹摸到一张500先令，又看到旁边夹了张100先令，就把100先令递给文森特。

他也有几分醉了，笑嘻嘻说旁边那张500先令也挺好的。我把钱夹放回口袋里，坚持认为100先令足够他们回去的车费并在村里吃一顿简单的晚饭。

500先令于我而言并不是个大数目，只是我最不想看到我的大方让我的朋友对我产生理所当然的期待。他们对100先令欣然接受，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仿佛这一切只在我心中激起了水花。他们站在落日余晖里笑着朝我挥手，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越来越远。

车上，我一直在想，我这样做到底对吗？我付了些许微不足道的酒肉钱，就如同剪羊毛似的从他们身上剪下故事，缝进我自己的作品里。可我又留给他们什么？我又有什么资格和立场来评判他们的道德与动机？是夜，文森特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先是一段没有标点的英语：

好梦兄弟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伙计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上帝让我变得有钱了我什么时候想去就会去中国看你然后给你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做很多祷告啊兄弟）

接着一句斯瓦希里语，打错了好几个字，我只看得懂最后是“谢谢”：

???… ma night poa mtu wangu!!! asante asana.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但是只给他回了几个字：“晚安我的老朋友。”

第二天中午，小晁发消息让我晚上去蹭饭，不明所以。到店之后，庄经理坐在长桌的端头，我坐在他的右手边第一个位置，我再往右是小宋，他是这张桌子的分界。那一大半边已经沦陷，成为“西餐中吃”的食物分享大会。马经理最为积极，像执匕首那样反握着叉子，站起来俯瞰全场，瞄准其他人盘中的龙虾、螃蟹、鱼块、牛排，不由分说叉起来就吃，只差没有站到桌上了。在他的带动之下，桌子那一大半的七八个人都开始疯狂地交换餐盘中的食物。我发现中国人不论私下关系好坏，在餐桌上总是可以对食物的味道共同品评一番。在众人鼓动之下，柳经理也心急火燎地站了起来，一览众盘小。中餐大圆桌在发明转盘之前也有同样的缺陷：桌子远端的菜色和余量总难以观测。

这是内罗毕西南郊外一家高档海鲜餐厅，做的是混合欧陆菜系。餐厅向南一个街口就是卡伦·布利克森的故居博物馆，她脍炙人口的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在1985年被西德尼·波拉克改编成电影，获得当年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奥斯卡奖。电影引用了书中著名的开头“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在恩贡山脚下”，说的正是这里。如今这一整片区域就叫做卡伦区，过去都是卡伦的农场。布利克森本人也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中在1959年她已经获得委员会的多数选择，但最终委员会认为卡伦是北欧作家，为避“地方保护主义”之嫌，转而颁给了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但在卡伦在成为名满世界的作家之前，她的生活并不顺遂。

1914年，卡伦为了头衔嫁给了布利克森男爵远赴肯尼亚。她抵达恩贡山脚下时，只有茫茫无尽的草原。彼时的内罗毕也只是随着1899年乌干达铁路的通车才从漫无边际的蛮荒中刚刚开拓出来的城市。1921年，卡伦和布利克森男爵婚姻破裂。1930年农场大火，刚采摘的咖啡豆尽毁。1931年，在与男爵离婚后的十年间给予卡伦关怀和慰藉的爱人哈顿驾驶的双翼机坠毁。她心如死灰，放弃了经营17年的农场，离开非洲。回到丹麦，

卡伦已是中年，婚姻破裂，一无所长，写作成了她的救赎。1933年她完成第一本小说集《七个哥特故事》时，已经46岁。没有人愿意出版此书。她通过弟弟托马斯的关系找到美国作家多萝西·坎菲尔德，才在1934年出版此书，当时出版商甚至不愿意预付书款。《七个哥特故事》被多萝西担任委员的“每月荐书俱乐部”选中，卡伦才在文学界一举成名。1937年，卡伦写出《走出非洲》时，52岁。

今天请客的是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他年纪轻轻，戴一副黑框眼镜，看不出他自己就是老板，还是上面有更大的老板。我听闻是他是一个承包商，完成了他们的分包合同，这算是个庆功告别宴。“只管吃！”小晁通知我来的时候如是向我说明。

餐桌那头几乎处于沸腾状态，我没有机会插话。我看了一眼庄经理。他拿起红酒杯，抿了一口，什么都没有说。之前在等待上菜的时候，小周和唐经理两个人凑在一起拿手机看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外放声音开得到满格还嫌太轻，把手机架在面前“用餐时请关闭手机”的提示牌上，不时浪声大笑。

庄经理和唐经理之间关系微妙。唐本来在国内坐办公室，和这个项目八竿子打不着。也正因如此，他被国内派来，说是帮忙，更像是放一颗眼中钉，表示高层对庄经理的不满。唐经理对这样的安排也不满意：他本来在国内好吃好喝，莫名其妙又被运回了非洲。他靠英语专业八级在公司做书面翻译起家，显然读得懂桌上简单的提示牌。我看到庄经理眼里难以掩饰的鄙夷，但两人此时关系本就微妙，庄经理在公司内摸爬滚打多年，从劳务做到项目，早已懂得将各种东西深埋于心。他只能对小周旁敲侧击：“全屋子人都在陪你们看。”

但小周显然沉浸在节目里。这句话就像在掉在深不见底的山洞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有点庆幸自己无意中坐在了桌子这头，尚能悠哉享用盘中精致而昂贵的碳烤龙虾。此时进来了一队美国青少年，十六七岁，由两个中年人领着，想必是某种夏令营。他们在我背后那桌坐定，一下子的热闹程度与我们平分秋色起来。这时候，唐经理突然冒出一句：“谁说外国人安静啦！依我看，这些人吵得要死。”

我想起前两天在办公室东面的墙上一则告示：

通知：

各项目组人员：

鉴于项目后勤主管徐工同志工作疏忽、未细致安排接人事宜，导致今早狗咬人事件的发生，项目组要求其做出书面检讨，深刻反思，并视情况做出后续处理。

项目组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进出门时间，晚上天黑前（19：00）回到生活区，不要在外逗留；白天天亮前（6:00）不要出门， 请大家严格遵守。

特此通知。

项目组 某年某月某日

我记得工地上传说狗群会自动识别中国人，从不咬中国人，庄经理也颇以此自得。对于狗群识别中国护照的能力，我一直深表怀疑。不过狗群倒也真的从未咬过中国人。

告示里被狗咬的正是唐经理，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咬的中国人。他刚来就吃了个下马威，被狗群挤倒在地，狂吠声惊醒了众人，这才把唐经理抢救出来，送去医院处理伤口，打了狂犬病疫苗。庄经理心胸不至于如此狭隘，当天徐工忘记锁狗绝非故意，狗群突然翻脸不认中国人，一切巧合也许本有天意。

受限于长桌的视野，我听得见远端的热闹，但望不见细节。旁边的宋工正在摆弄一大堆刀叉，深感疑惑，问庄经理为什么要摆这么多刀叉。庄经理笑笑，说这个应该问我。我也不太精通西餐礼仪，只知道这是侍者按照每个人点的菜上来的顺序摆好，客人从外向里依次使用餐具，比如前菜点了汤就会放勺子，主菜是牛排就会摆专门的锯齿刀等等。宋工沉吟片刻，把所有的餐具全部放到盘中，只留下一副刀叉架在一起，放在右手边：“哪有这么多麻烦。”

事与愿违。小晁帮宋工点了螃蟹。螃蟹还没上来，侍者先拿了一个小框，里面放了小锤、钳子还有各种工具。螃蟹做得极慢，其他人都快吃完了，结果剩下来的时间，宋工都在琢磨这些工具的用法，真到螃蟹上来，还是不得其法。庄经理“咯咯”地笑起来，说小宋你就用手抓起来用牙咬开吃吧。

高潮已经过去，气氛归于平静。侍者到小晁边上，拿了一本小本子，耳语几句，小晁在本子上写了不少字。我以为是在签单或者填支票。甜品是一块蛋糕，但每个人的盘子上半边用巧克力酱写了名言警句，好比海外的中餐馆都喜欢在饭后的膨化脆角里放一张似是而非的算命先生式的金句。盘子下半边沿则写着各人的名字。我一看，居然是“Orange the Weak”——我以“虚弱橙”行世作文，自己译作“Orange the Weak”，有点仿古风韵，又有些许戏谑的味道，颇为得意，但这一英文笔名未正式启用，应该没人知道这种译法。小晁在英国留过学，英语虽好，但又如何知道这般翻译？他笑嘻嘻看着我，但嘈杂之间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插曲。

众人离席，小晁拿着一大把钞票去前台结账。前台本想要小费，没打算找零。小晁如数讨了回来。其他侍者本来围在一旁等待打赏，悻悻散去。等我们走了之后，他们想必少不了说一顿中国人的坏话。

每一次外出聚餐，等我们酒足饭饱走出来，彼得一定会等在车里。我们会给他几百先令自己找吃的。彼得下来打开车门，花白的胡茬自由生长了一天，不再整齐。我很多次想问他去吃了什么，在车里等了多久，是不是很无聊，但从来没有问出来。我知道他一定会大笑着摇摇头：“你为何要问？这是我的工作。”

彼得开车拉走了一车人。其余人坐庄经理的车回去。深夜的内罗毕道路通畅，我们匀速地行驶在路灯稀疏的公路上。最后一排的徐工和宋工已经睡着了，互相枕头。庄经理放起了汪峰的《春天里》，他喝了一杯半红酒。唐经理坐在副驾驶也不再夸夸其谈，所有的敌意都融化作温柔。我和小晁中间坐着小周。工地上的女孩子是珍稀动物，永远处于众人的中央。

我记得三年前她和三个大行李箱来到工地上，一挨批评就躲在房间里嗷嗷大哭。大家也总喜欢拿她开玩笑，一会儿说她喜欢这人，一会儿说那人看上了她。但终究都是些无聊的、不上心的玩笑。她厌倦了这里，半夜爬上十几层楼高的塔吊顶上吹冷风。

起初人们都以为小晁来非洲是“官二代”基层锻炼。但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小晁已经磨去锋芒，和他父亲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此时此刻更像是一场自我放逐。

我们时而默契地沉默，各自凝视窗外不见边际的黑夜，时而纵论天下。氤氲弥漫，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异国他乡，来自天南海北的一群人，聚到一起，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算不上好朋友，但在此时此地，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是如此贴近。

车开进院子，停进车位，车灯熄灭，狗群聚来，人群散去，像绽放的黑白焰火。

8. 遗忘

“肯尼亚有很多敌人，你知道吗？”自从2013年“西门商场”事件之后，肯尼亚所有大型公共建筑如临大敌，荷枪实弹的警察昼夜巡逻。

“你知道这里是不可以拍照的吗？”他把AK-47端在胸前，用枪柄指了指我的手机。

“非常抱歉，警官。但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指示牌。”

“总之这里就是不能拍照！你们国家的商场可以拍照吗？”

“我们国家的商场可以拍照。无意冒犯，但在我们的国家不能拍照的区域都有指示牌，如果我刚才看到不能拍照的指示牌，也一定会遵守的。”

警察被我的话噎住了，但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但这里是肯尼亚，我们维护这个国家安全越来越困难。新的《国家安全法》你不知道吗？”

“长官，很抱歉我不清楚。但中国人是肯尼亚的朋友，不是你们国家的敌人。”

我可以肯定《国家安全法》里没有规定警察抓到拍照的游客处以罚款的金额。他发现我不是胆小怕事花钱消灾的中国人，也没有更多用来恐吓的由头，只好作罢，勒令我删掉照片。他还没等我打开手机相册就转过身去，不耐烦地走了。

三年前，西门商场主体毁于爆炸，如今依样重建，甚至连地下停车场商场入口处的人工喷泉也重新立了起来。路口巨幅广告牌上印着各种名牌商标，象征着整个东部非洲最精致的生活。我在一楼的Artcaffe要了一份蔬菜炖羊肉配米饭，1200先令。这里是当年军队夺回商场的临时基地。等到袭击结束，店主回来收拾残局，发现士兵们喝光了餐厅的啤酒库存，空酒瓶散落一地。

商场里人来人往，没有任何东西让人回想起三年前那场惨剧。唯一的变化是在所有的商场门口如今都设有安检关卡，清空口袋，开包查验。开车进入停车库则需要打开后备箱，摇下所有车窗玻璃，保安翻来覆去确认没有藏匿军火或是索马里人。两种安检对于外国人都十分宽松，我的背包通常只要拉开拉链，保安从不深究里面装了什么。乘车进入的时候，摇下车窗，保安看到车内坐了几个中国人，通常也是草草了事。

我十分怀疑这种检查的有效性。青年党在2013年策划袭击的时候，事先将枪支弹药藏进了商场内部。在效忠基地组织后，青年党也吸引了许多非索马里穆斯林，甚至吸引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白人皈依伊斯兰教改名换姓加入圣战。

乔曾向我抱怨，他开一辆二手丰田小轿车，也算得上是内罗毕的中产阶级，但每次进入商场，旁边的陆地巡洋舰和奔驰S都过了好几辆，保安还在盘查他的空空如也的车。这种安检凸现了肯尼亚人危险的心态：富人和外国人没有任何问题，所有麻烦都是本地人和穷人带来的。西门商场袭击是惨痛的一课，但肯尼亚并没有学到太多。

另一改变是大型建筑中不允许拍照，如果被发现，保安或警察会立即走过来让你删除照片。但充满讽刺意味，自拍没有问题，只要前景有人像，以商场为背景也没有问题。显然肯尼亚政府认为青年党事先拍下了建筑的内部结构，才会比军队和警察更熟悉地形。如果说安检只是百密一疏，拍照的一系列规定就是十足荒谬了：即便不拍照片，恐怖分子多进出几次，凭借记忆也不难画出建筑的详细地图。

重建后的西门商场赶在奥巴马2015年7月访问肯尼亚之前开业，而肯尼亚仍是美国在东非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但就在3个月前，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东北部的加里沙大学发起袭击，屠杀了142名学生，并在交火中杀死了3名士兵和3名警察，又一次反映了一个惨痛的现实：即便有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帮助，肯尼亚仍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国家。

青年党的领袖戈丹在2014年被美军无人机击杀，但肯尼亚仍没有能力解决青年党对肯尼亚东北地区渗透，这一地区许多肯尼亚索马里人也加入了青年党。另一方面，许多青年党成员藏匿于东南海岸穆斯林群体中，肯尼亚政府展开过几次清理行动，但都无法精准定位，乱抓一气，收效甚微。而内罗毕市内的索马里聚居区伊斯特雷（Eastleigh）已被西方国家列入旅行高危区域，警示本国国民不要前往。

肯尼亚对这种“替罪羊”的身份毫不陌生。1998年8月7日，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造成213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肯尼亚人，只有12名美国人。这是肯尼亚史上遭遇的最惨痛的恐怖袭击。几乎同时，在达累斯萨拉姆，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也遭到炸弹袭击，但因为计划执行稍有偏差，运载炸药 的卡车没能通过大门岗亭，爆炸掀起的声浪震碎了所有玻璃，但只造成11人死亡。

这场袭击正是由奥萨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共同策划的第一次行动，也正是由此开始，基地组织在伊斯兰世界中声名鹊起，吸引了大量狂热的追随者。但此时两人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名单上都只是级别很低的无名小辈，基地组织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本·拉登在1992年被沙特驱逐，来到苏丹寻求庇护，并将所有的钱都投在这里。苏丹政府却迫于美国和沙特的外交压力在1996年将本拉登逐出。他流亡到阿富汗，失去了大部分追随者，只留下一小撮死忠。他痛恨美国在沙特所做的一切，也痛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所做的一切，当年8月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向美国宣战。

扎瓦希里医生此时也处于低谷，日后他将会成为基地组织二号人物。他苦心经营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多年，始终没能推翻政府，追随者信心尽失，自己也被迫流亡。

1998年2月，扎瓦希里宣布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并入基地组织，也放弃了自己埃及复国的梦想。在掀翻了美国大使馆后，2000年，两人又策划并成功炸沉了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美国海军驱逐舰“科尔号”。也是在这一年，基地组织先后派遣两批共5名成员到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学习飞机驾照。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坐在阿富汗的山洞里一个老式收音机边。宣战五年，疯子的长矛刺入了美国的心脏。

我对内罗毕生出厌倦。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像蝗虫一样繁殖，高层公寓、赌场、汽车、智能手机、4G网络、商场，像一场沾满扬尘的浮华梦境。

但内罗毕没有像样的工业，也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不断涌入的人口，贫民窟不断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我很好奇，肯尼亚的农村到底有多么糟糕，以至于人们宁愿呆在贫民窟里，也不愿意回到老家去放牧种地？

我翻遍了联合国在肯尼亚的NGO名录，又在网上搜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大堆西方人运营的项目当中，找到由当地人运营的一个极小的环保机构，位置在肯尼亚山脚下一个小镇。根据介绍，他们平日就去附近村里种树，目标是还原肯尼亚山因为人工开垦被砍伐掉的森林。

这看上去是了解肯尼亚另一面的绝好机会。我给他们写去邮件，过了5天收到了回复。我已经迫不及待。

余下几天我都在和内罗毕的朋友们道别。我请黎尧在“银座”吃铁板烧。他坚持每人轮流请客，而不是各付一半。这样被宴请的一方总有理由再邀请相聚。

当地厨师日式穿着，两把锅铲娴熟地制作着一道道电视里学来的日式铁板烧料理。其实这家店是中国人开的，楼上就是同一个老板的中餐馆。酒足饭饱，我们出门在夜幕中道别。银座前仍停着那辆兰博基尼跑车，像是湖水干涸之后，搁浅在岸边的船。也许是这个商场的主人进口了一辆兰博基尼，却发现底盘实在太低，整个内罗毕没有一条路可以供它驰骋，只好放在这里做个展品。

我又回了一次项目，把自己不用的旧手机送给了文森特。我已经给他下好了一些常用软件，还特意挑了两个学习中文的app，下载好了离线课程包。我多么希望这就是他无望的循环最终的出口，学会中文，找到更好的工作，攒下钱，学习更多的技能，再也不用为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和食物而发愁。

我特意叫他等其他人都走了再下工，他在门口新安装的指纹打卡器上按了拇指，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小声跟他说手机我带来了，我们往工地上走一圈，我教他怎么用。我教会了他基本的操作，帮他注册几个网站的账户，密码都是我的名字加“！”。我们用他的新手机自拍了一张合影，背景是夕阳下已经完工的主楼，他笑得很开心。

我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送给他的，他把手机在口袋里藏好，又一次谢过了我，然后一路小跑就要回家。我记得他家在另一个方向，问他怎么往那边去。他说去玩一会再回去。

“玩？”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好玩的。

“就在对面村子往下走一点，有个屋子，里头有种机器，你扔钱进去，它会吐钱出来”，文森特说，“是中国人开的。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了。”

中国人把老虎机卖到了这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我想起来孙姐家里有个常客，看上去挺和气的，以前好像是厨师，经常来做饭一起吃。他说自己的小公司里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极有干劲，每天要吃一斤饭。我问他做什么生意，他略有些尴尬，低头扒了一口饭，说是卖老虎机的：“黑人的钱真是好赚。”

我跟着文森特走到一间不起眼的泥屋，没有窗户，没有店牌。我走进房间，眼睛花了几秒钟才适应黑暗。左侧墙边放着两台“机器”，涂装是1980年代的流行款式，一圈转动的红灯来指示奖励。按下按钮命运开始旋转，再按一次按钮，它就会宣判。

它们既不接受信用卡，也不用兑换筹码，把硬币投进去，就有可能吐出成百上千个硬币。有两人正坐在简陋的木凳上入迷地玩着，凳子腿歪歪斜斜，地面凹凸不平。对于赌徒，这些都无所谓。

我退出来回到阳光底下，问文森特：“昨天输了多少钱？”

“200先令。”

“你知道吗？这东西你赚不了钱的。”

“但有时候它确实会掉很多钱出来啊！”

“那它掉钱的时候多还是不掉的时候多？”

“不掉的时候多。可是一掉就掉好多！”

“那你从玩这个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投进去的钱多，还是掉出来的多？”

和所有惯输的赌徒一样，他说：“我反正又不会玩很多钱。碰碰运气罢了。”

“真的吗？我记得你上次没钱回家吃饭。”

他低头不语。

“这些赌博机就是用来骗人的。你想一想，每天早上他们是从机器里拿钱出来，还是放钱进去？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是用来给这些人骗的。”

文森特沉默半晌，答应我从今往后再也不来赌博了，再一次谢过我送给他的手机。

我现在只要在高地花园门外喊一声：“是我”，大门就会打开。迈克刚从老家回来，得知他的牛病了。他婉转又客气地问我借5000先令，说他真的是不得已才开这个口。再不治，牛就要死了。

我说不会借现金给他。救急不救穷，但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帮助他的方法。

迈克最需要的就是钱，我却不借给他，我在商场咖啡馆坐一下午，喝两杯拿铁、吃两顿饭就要花去2000多先令，我又为什么不愿意给迈克5000先令呢？

我相信他说的，但又将信将疑。我怀着恶意去揣度，才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知道我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最后的机会，才胡乱编造了这么个借口。

“这不是索求，只是询问”，迈克看出我的不情愿。钱的话题总是这么沉重。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你真的相信一切会变好吗？”我刚问出口，有点后悔，不敢相信自己还在试图从迈克的身上收集更多的故事。我像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我当然相信。对于真正的基督徒，物质世界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天堂里完满、没有痛苦，是最好的世界，也是唯一重要的世界”，他露出虔诚、平静的微笑。

“你的信仰告诉你要相信，但……”

“你没有看见所以不明白。”

“所以你看见了？”

“看见了，在心里看见。”

我不再辩驳。我去过他在贫民窟的斗室，也见证了他对基督的虔诚。

我想起文森特：他每天祈祷，周日去教堂也从不落下。但不像迈克，文森特会抱怨神的不公，给他的布下无解的圈套。

我告诉迈克，我真的帮不了他。即便我给了他5000先令，他治好了牛，但他的工资仍然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下个月的工资仍会被拖欠，房租会涨，食物也会更贵，老家的庄稼会欠收，牛羊也还是会生病。他无能为力，我也无能为力。连续几天吃不上饭仍然司空见惯，希望也更为宝贵。

“耶稣可以把清水变成美酒，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这就是基督力量的明证”，迈克穿了好几层棉衣，但一整天没有吃饭，能量不足，在高原冰凉的夜风里瑟瑟发抖。

我所能说的其他都只是太轻浮，最后跟迈克握手道别：“La la salam”。

次日一早，彼得开车来接我。迈克已经换班离开了。

渐渐开出城区，道路稍微畅通起来，彼得猛地踩下刹车，“这些警察就等着我们超速呐。”我四处张望了好久，没有看到警察的影踪。“你看那个天桥上，两条彩虹之间，有两个警察正拿着测速雷达。”彼得伸手一指。我把头伸上前，鼻子已经贴到挡风玻璃，那天桥至少还有三百米远，还是什么都看不清。“还没看到吗？你们中国人头脑聪明，但眼睛都不大好”，彼得把车速降至40公里每小时，“你注意看，就在那个缝隙里，有两个警察。”

直到车从桥洞穿出，我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他们就算拍到了，司机已经跑了，他们能怎么办呢？”

“喔喔喔，你还是太不了解肯尼亚了。他们会把车牌抄下来，然后用对讲机告诉前方的警察，他们负责把你拦下来。”

看来肯尼亚人都长了鹰眼。

“那么多车，这桥上的警察怎么来得及抄，就算报知了前面的警察，他们又怎么从这么多车里仅凭肉眼发现这不断更新的超速名单？”

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彼得无奈地笑笑：“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过了检查点，他摇下车窗，解开安全带，把胳膊撑在窗框上，一脚油门轰下去，皮卡车瞬间飙了起来。我特意要彼得来送我，就是想在路上和他多聊一会儿。他无数次答应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但每次都不了了之。他平时经常和我开玩笑，但很少讲起自己的事情。他是土生土长的内罗毕人，应该是在肯尼亚独立之前出生的，见证了国家和首都的兴衰。他和一大家子人住在内罗毕近郊，家里有一大片茶山，兄弟姐妹也有不少在政府部门上班的。

他再一次答应我，等我从山村回来后，一定要带我去他家的茶山玩一玩。他开车沉稳、为人可靠，所以周日有什么事情要出车，总是优先考虑让他加班，也导致他并没有什么休息日可以带我去他家玩。

我正在思索怎么让此事铁板钉钉确定下来，彼得又猛踩一脚刹车，前方发现警察。他右手拉下安全带，左手接过来插在卡扣里，一气呵成。一大片海龟壳一样的水泥减速带让所有车都只能慢慢蠕动。在肯尼亚的公路上，这是唯一有效的限速。路旁一名警察把对讲机放在护栏上，在便签纸上飞速记录车牌，其他警察轮流领取最新的清单，忙着在车流中识别出这些车牌号。

真是一群紧密协作的工蜂。

车出提卡，整个东非唯一一段高速公路在此结束，城市也被我们甩在身后。再往北开，道路慢慢收窄，变成六车道，又减为四车道，最终汇合成坑坑洼洼的双车道。

视线开阔起来，绿油油的稻田一望无际，成堆的秸秆堆在路边焚烧，冒出滚滚黑烟。

我们继续北行，渐有山势，气温下降，不再适合种植水稻，路边的作物变成玉米和茶树。

在所有这些外来作物到来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到底种些什么、吃些什么？或是他们什么都不种，全靠游牧为生？在英国人修建水泥公路之前，这广袤的荒原上又是怎样的风貌？

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来。属于非洲人的历史被外来者侵占、磨去、改写，原本的底色早已无处可寻。

第三部：山村

1. 姆宗古

从内罗毕去梅鲁的路上，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叫做卡塔戈里（Kathageri）的小镇。镇口没有任何标牌，小镇的名字似乎只存在于当地人的集体记忆里，但又没有人能说出“卡塔戈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肯尼亚山近在咫尺，晴朗的天气在高处可以眺望海拔5199米的巴蒂安峰(Batian)，但从此处没有登顶的线路，游客们都会继续向北绕行进山。

狭长的小镇依公路而生，西侧的土丘上顺着地势搭着一排凌乱的木楼，都是些小餐馆和杂货店。东侧有一大片空地，每天一早就摆起菜市场，每个摊头上都卖雷同的几种蔬菜。

空地外侧是个肉铺，门口悬着屠宰好的牛羊，苍蝇萦绕。靠近镇子北面的尽头，是马塔图车站。向西分出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口停着许多拉客的摩托车。没有马塔图进站，就没有生意，司机们昏昏欲睡，突然看到我，吹起口哨，挥手大喊起来：“姆宗古！姆宗古！（mzungu）”

保莱诺和吉鲁早已等在这里，他们是我之前在内罗毕联系的公益组织的发起人。保莱诺高大壮实，五官俊朗。吉鲁则显得有点单薄，两撮小胡子。彼得跟他们特意多聊了一阵，大概是为了摸清两人底细，并坚持要送我到住的地方。我心中暗自佩服彼得心思缜密。

他们钻进一辆微型掀背车里，天蓝色车漆明显是后上的，车标也不见了。彼得跟着开进土路，前车总是换档不及，排气管冒出阵阵黑烟。“这个家伙肯定是刚学开车。”彼得说。

沿着羊肠小道颠簸5分钟，前车在一个陡坡前呜咽了一声，熄了火。“你看看，我说了吧。”但前车没有重新发动，保莱诺和吉鲁顺势从车内“解压缩”出来，仿佛熄火也在计划之中。“这里上去就是我的‘城堡’了。”彼得张望了一番，帮我把行李搬下车，就此作别。

吉鲁扛起我的行李箱，保莱诺则挎着我的登山包，领我走上坡去。这里称为城堡一点都不夸张：坡势极陡，我步行向上都几欲向后倾倒，第一道铁门之前向右一个急弯，稍有不慎容易翻车，但稍一减速又没有足够的马力冲过第二扇铁门，进到青草茵茵的院子里。

院子里的草地上停着一辆丰田海皮卡，20年前的款式，棱角分明，和工地上的新款比起来，显得小了一号，但能够爬上陡坡停在这里，证明它宝刀未老。院子中央用铁皮搭起了个柴房，屋顶的缝隙里漏出炊烟。

保莱诺把我带进柴房边上的一间小屋，门上刷的和他车上同款天蓝色的漆。

“随便你睡上铺还是下铺，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他解下门上的锁和钥匙，递给我，“你休息一下，好了就来这边喝茶。”

我谢过保莱诺，把门合上，开始仔细地打量我的“新家”。小屋不知何故是八边形，两边的墙上各有一扇窗，薄薄的窗帘褪色了，挡不住赤道的阳光。上下铺位都堆了些猩红色的毛毯，看起来从未洗过。我仔细对比了上下铺的床单，上铺可疑的痕迹大概只有六处，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枕头的外表更为可怖，大块棕色液渍年代不可考据。我也没再深究枕芯的状况，找了件不常穿的T恤直接把它包了起来，眼不见为净。

廉价的海绵床垫中间已经彻底失去弹性，躺下去像睡在吊床上。墙壁是八边形，于是床没有哪一边可以靠墙，也无法在床头靠坐。上铺离天花板太近，直不起腰，下铺稍好些，但盘腿时也没法挺直背。

“也许只是洗不下来呢？”我安慰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肯尼亚农村。我的登山包里有雨季之后去肯尼亚山露营的全套装备，这小屋独门独栋，遮风蔽雨，总比帐篷强得多。我从上铺跳了下来，回到院子里。

客厅很大，足有30平方米，三面靠墙摆着沙发，加起来可以至少可以坐12个人，布套经过反复漂洗早已褪色，北面的柜子上放着32英寸的老式电视，再上面一层柜子摆着收音机，落满了灰，显然早已失宠。电视左边的门通向厨房，右边的门连着走廊，接着其他人的卧室和共用的卫生间。

保莱诺往面前的奶茶里狠狠舀了五勺糖，把罐和盛满奶茶的热水瓶推到我这边。他饶有兴趣，问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地方来。我说，我喜欢爬山，在内罗毕呆久了，觉得没意思，想来山里看看。我看了他们NGO的网站，像是个认真种树的机构。

“哦？你以前种过多少棵树？”保莱诺问。

“大概小时候种过一棵吧。记不清了。”

“那你一直在用别人的树咯”，保莱诺哈哈大笑，“那你知道每个人应该拥有多少棵树吗？”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要替我回答的意思。

他起身带我参观一下他的“城堡”：库房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农家工具，里头停放着一辆豪爵牌摩托。紧挨着库房是两层鸡笼，再往前走是简单的厕所和淋浴间。厕所的坑深不见底，任何东西掉下去需要三秒钟才能听到底部的回响。淋浴的热水则是直接在喷头上用电加热，很常见，但触电风险并不因此降低。

绕过我的小屋，保莱诺带我到了后院。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陌生的植物。这不仅是我头一回看见长在树上的牛油果和夏威夷果，也是我第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香蕉。严格来说，香蕉不能算是树，粗壮的“树桩”其实是粗壮的花梗，可以像笋衣一层层一样剥开。红酒瓶大小的淡紫色花苞从密密麻麻的几百根香蕉中间耷拉下来，像火烈鸟倒挂的脖子，美丽中带着几分恐怖。

新鲜的咖啡豆是青色的，摘下来用力一挤，会淌出白色的汁液，闻起来和其他新鲜浆果没什么分别。想出烘焙咖啡、制成饮品的第一个人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后院里的其他植物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保莱诺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他仍没有告诉我一个人到底应该有几棵树：“你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就可以分得清这些树了。”

保莱诺回到客厅叫上吉鲁，要带我出去到附近村子里兜风。我这才近距离打量了一下那辆天蓝色小车：车头上的丰田车标也被上了蓝漆，车型是1999年已经停产的最后一代“斯妲莉”（Starlet），空间极为狭小。

但这附近还有一半人家没有通电，有这么一辆车也算是富甲一方。吉鲁半年前刚拿到驾照，不放过任何练车的机会。他一上来就熄火两次，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内罗毕考驾照的下午。第三次，吉鲁把斯妲莉开了起来，挂在一档上开了几百米，发动机转速指针都到了红区，像是在发出哀求，他才手忙脚乱地换到二档。

山间小路蜿蜒曲折，连接起散落的村庄。这些土路为了茶叶运输修建，都没有硬化铺装，到了雨天变得泥泞不堪。沿途总有小孩在路边嬉戏，百米之外就发现了我，目光再也不肯离开，等我们开车接近，他们就会大喊“姆宗古！姆宗古！”吉鲁和保莱诺听得乐不可支。我想起在镇口摩托车司机们也叫我“姆宗古”，便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吉鲁笑得方向盘都握不住了，差点撞到路边一棵树。保莱诺强忍笑说是这些人以为我是“白人”，所以喊我“姆宗古”。

在内罗毕，别人总是喊我“China！China！”，这是我第一次被误认做白人。“姆宗古”（mzungu）源自斯瓦希里语中的“游荡”（zungu），用来指称18世纪初到非洲大陆四处游荡、经常迷路的欧洲人。这么说起来，我在这里也算得上是个地道的“姆宗古”。

保莱诺带我来到组织自营的育苗基地。易拉罐大小的黑色塑料袋里装着从山上森林里挖来的土，树种在塑料袋里发芽生长，等到雨季的第一场雨到来，凡是高度超过30厘米的树苗会被运进森林里种到土地里。树苗们整齐地排在一起，十个一列，一百个一行，一个方阵就是一千棵。

育苗基地外面就是漫山遍野的茶树，属于当地的村民。保莱诺信手摘下一段三瓣的嫩芽，问我中国人怎么摘茶叶。我从小到大喝了这么多茶叶，从未亲自采摘，如实以告。吉鲁又示范了一遍，我学模学样摘了一段，保莱诺说不对。他把手里的那一段茶叶丢掉，又信手摘了一段。他动作太快，我完全看不出区别来。我拿我手上的茶叶跟他手上的对比，问他究竟区别在哪。他说，茶叶要摘每一枝顶上的嫩芽，而且每一段摘下来都是左右各一片嫩叶。见我仍似懂非懂，他又极快地摘了五六片茶叶，摊在手心给我观察。

“采茶占据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刚采掉的嫩芽七天之后又会长出来，茶农从茶田这头摘到那头正好七天。好不容易摘完了一遍，又要从这头重新摘起。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茶奴”。保莱诺揉搓着手里的茶叶苦笑道，“英国殖民者把茶叶带到了这里，茶叶也成为了当地人的‘手铐’。英国人走了，‘手铐’留在了这里。”

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里种茶的自然环境都无可挑剔：气温终年在10到30度之间，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海拔处在1500米到2000米之间，虫害稀少。绝佳的自然环境被英国殖民者打造成了极度单一化的产业。茶农没有工厂和设备，只能接受极低的采购价。工厂也没有定价权，因为国内茶叶消费极为有限，极度依赖向英国出口。这一片山地的茶树终年生长不断，却并没有给茶农带来富裕的收入，而是进一步压低了原叶采购价，茶农只能牺牲所有休息时间来努力谋生。

“茶奴”起早贪黑采摘新鲜茶叶卖给当地的制茶工厂，每千克价格大约15先令，刨去苛捐杂税之后，每千克利润在3到4先令之间。

图奇河发源肯尼亚山深处，涓涓细流汇至此地，已是一条奔腾的大河。我们在河谷南侧不断爬升，直到图奇河看起来就像一条土黄色的丝带。

前面坡度变得更为陡峭，保莱诺替换吉鲁开车。他把车倒回离坡底一百米的地方开始加速，冲了上去。呜——三档降到二档——呜呜——二档降到一档——呜——再也无档可降，熄了火。保莱诺踩下刹车和离合试图重新发动，在这么陡的坡上，显然不可能成功。车子一直在向坡下倒退，保莱诺踩住刹车，又拉起手刹，无济于事。吉鲁已经推开车门跳下车去，叫我赶紧下车。我以为他们要弃车保命了，急忙跳下车，躲到一边。吉鲁大喊：“快来抵住车！”我急忙上去，用肩膀扛住下滑的车。吉鲁迅速从路边搬来两块大石头，垫在后轮底下，这才止住下滑之势。

我和吉鲁在车后奋力推车，保莱诺放下手刹，猛轰油门。前轮剧烈在地上打滑，扬起尘幕，几个小孩子放学路过，站在路旁瞪大眼睛，津津有味地看着姆宗古推小汽车。排气管里喷出呛鼻的黑烟，整个车身剧烈抖动，就当我觉得这辆饱经摧残的斯妲莉就要报废的时候，车身欢快地一扭，径直开到了坡顶。小孩仍一动不动，像幼年羚羊一样瞪大眼睛地盯着我，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我指指自己满是尘土的脸：“姆宗古！”他们咯吱咯吱笑了起来，跑下山去。

坡顶一片开阔，俯瞰整个峡谷。保莱诺给我指了指对面低处，说是他父母的屋子。距离太远，至少有三公里，我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在坡顶逗留了一会儿，正准备离开，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老先生，身着老旧的横纹毛衣，太大完全不合身，上面粘满了红色的尘土。他左手拿着一把柴刀，右手挥舞着一根手杖。他嘟囔着，拿木棍在地上，一笔一划在地上写了六个大写英文字母“MAUMAU”。保莱诺和吉鲁在一旁偷笑。老先生愤慨地念道：

Mzungu Aende Ulaya, Mwafrika Apate Uhuru

“让白人回到外面去，非洲人民重获自由”，首字母合成“MAUMAU”，指的是1950年代一系列针对英国人在肯尼亚统治的反抗运动。老人用手杖反复在“u”上画圈：“自由？我祖父传下来的房子都被淹掉了，又哪里有什么自由呢？”

当地政府计划在这里修建一个大坝，蓄水以备旱季灌溉。坝成之际，水位将要上升一百多米，峡谷两侧的村庄都将被淹没，村民们迁居到高处毗邻森林的地方。保莱诺只是笑笑，并不接话。

“英国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住的好好的。当年的英国人在峡谷底下搭帐篷的时候，我去见过地方长官，他还给了我地契。现在说是非洲人夺回了肯尼亚，倒要把我家给淹了，我宁可死在峡谷里的房子里。”老人家愤恨之中百味杂陈。

保莱诺却开起玩笑：“我们就是来造大坝的，最后来看一眼。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就要淹您的房子啦。您最好跟其他人一起搬到林子里去罢。”

老人家愈发激动了，开始说起恩布部落方言，我完全听不懂了。他激动地挥舞着手里的柴刀。吉鲁帮腔，笑着跟老人家说：“政府决定要造大坝，我们也没办法啊，你可以到山上来我们一起种树嘛。”老人不依，一言不发，立在原地，望向峡谷深处。

保莱诺摇摇头，置之不理，叫我上车。我们调转车头，从来时的陡坡一路下去，回到公路上。我很好奇老人和英国人的故事。保莱诺告诉我，这老人是附近一个小学的老师，大家都认识，他的年纪不可能参与过和英国人的协商。英国人到来也应该是发生在老人的祖辈一代的事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把山里的原住民聚拢到峡谷之中的，也是英国人。

峡谷对侧，村庄密集，保莱诺的父母老房子就在一个叫姆牛图的山坳里。保莱诺把车停在他父母的房子前，又指给我看峡谷对侧的坡顶，我努力眺望，没法辨认。保莱诺的父亲是个健壮的老人，端坐在院中的板凳上，挥手跟我打了个招呼。不需要干活是一家之主权威的最好表现。保莱诺的母亲不会说英语，给我们拿来一盆煮熟的番薯和一热水瓶奶茶。

“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经常走到峡谷底下打水。一年以前，这里才刚刚通了电。以前这里都是用煤油灯，方圆几十公里的煤油都是从另外一个更大的镇上买过来，我们的办公室也在那个镇上。为了打到最便宜的煤油，我一早出发，走1个小时山路才能到刚才我们开过的公路上，再走三个小时到加油站，打两桶油，每桶5升，左右手各提一桶，原路走回来。早上出门稍晚或是路上耽搁，回程就要走夜路，一片漆黑。”

保莱诺的妈妈又拿了一大串香蕉和一盆乌噶里，我已经吃了两个番薯，乌噶里实在是吃不下了，但盛情难却，拿了一根香蕉。

“这里香蕉的习惯是至少三根。”吉鲁说。我说香蕉吃多了会拉肚子。他说反正这里的香蕉吃再多也没有事情，他们有时候把香蕉当饭吃。我将信将疑，配着奶茶，又吃了两根香蕉。

回到城堡，吉鲁把车开走，我和保莱诺回到客厅里继续喝奶茶。从内室里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姑娘，一头长发，穿着打扮都很入时，过来跟我握手，介绍说自己叫茱利安，我想起来之前每次收到邮件回复的落款都是“项目经理 茱利安”，说我们在邮件里已经认识过了。保莱诺插话进来，告诉我那些邮件都是他代为落款回复的，茱利安是这个公益项目的负责人，平时事情很多，回复邮件没那么及时。

这时，客厅的门开了，一个大妈从门外进来，她穿着传统样式的长裙，包着头巾，一道伤疤划过只能微微睁开的右眼。保莱诺向我介绍，这是他的大姐露西，就在我们会面的路口附近开一家小的杂货店。露西听说我叫“橙”，试了好多遍还是不能准确地发出这个音，她笑呵呵地念叨着到厨房里去做饭了。院子里又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拿着个头盔走进来，一言不发躺在沙发上开始玩手机。保莱诺只是简单地介绍说这是丹尼斯，也住在这里。

我看不懂斯瓦希里语的电视新闻，只能根据画面瞎猜。茱利安明明是从里面走出来的，显然住在这里，保莱诺却只说是“亲戚”，而没有像介绍露西一样讲清楚。我开始猜想，茱利安面容姣好，极有可能是保莱诺的小老婆，保莱诺知道很多外国人对于一夫多妻制反感，所以只是含糊其词。

这种猜想并非空穴来风，1964年，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父亲老奥巴马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老奥巴马天赋甚高，两年内已经完成课业并通过考试，博士论文也几近完成。哈佛大学怀疑老奥巴马在肯尼亚已经结过婚，在夏威夷结婚涉嫌重婚罪，但调查委员会发现在老奥巴马所属的罗部落，一夫多妻是常态。委员会不想公开反对文化多样性，但又怕授予老奥巴马博士学位有损哈佛大学声誉。整个调查最后以一种“莫须有”的办法不了了之：学校通知老奥巴马，系里和学院里都没有继续支持他的奖学金，移民局也就此取消了他的签证。老奥巴马被迫放弃博士学位，只拿到一张硕士学位证书便匆匆回国，从此消沉，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曾寄予他的厚望。

晚餐是番茄卷心菜炖牛肉，配上乌噶里作主食。番茄已经炖化在汤汁之中，牛肉丁紧实有嚼头，是附近放养山林的“生态牛肉”。乌噶里热气腾腾，不像餐馆里总是煮好一大盆，等到盛出来吃的时候已经冷掉变硬了。佐餐当然还是少不了奶茶，把茶叶放在钢丝滤网上，用煮沸的新鲜牛奶浇上去，接到热水瓶里，上头一层厚厚的油脂。

只有我在仔细品味这些食物，其他人的注意力全在电视上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全是拉丁面孔。丹尼斯斜躺在沙发上，告诉我是墨西哥电视剧。我奇怪剧中人物说的是印度英语，更想不明白为什么肯尼亚会放墨西哥电视剧。我想知道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去网上找到更多信息，没有人可以回答我——“每天晚上那个外国电视剧”。

今天是第540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但当我问他们这么多集到底讲了什么，会得到一个含糊的回答：“一个大家庭的故事。”

造作的演技和戏剧性的背景音乐，配上谁都讲不清楚的剧情。我后来才弄明白这是一个意大利电视剧，英语配音来自印度版本。我看不出大家执迷于此的原因，起身告辞要去休息。茱利安问我知不知道怎么洗澡，我说下午保莱诺已经给我演示过了，她问我要不要盆，我没想明白淋浴要盆做什么，她却坚持拿了个黑色塑料大盆给我。

撇开漏电的风险，这个淋浴间还是挺舒服的，热水稳定，远胜流行的太阳能热水器。走出热气腾腾的淋浴间，山间的凉气逼来，我穿着拖鞋，走回小屋的路上沾了许多土，在小屋前洗衣池里用冰冷彻骨的山泉水冲了脚，打着哆嗦跳回小屋里。我爬进深陷的海绵床垫里，躺了一会儿，决定还是把自己的睡袋铺开，把毛毯全部扔到下铺，又爬上上铺，正欲睡去，却发现没法够到灯的开关，从登山包里抽出一根登山杖，伸到最长，戳到了门边的开关。

白天无穷无尽的山林全部隐没在黑夜之中，隔着屋顶可以听到牛油果树的叶子嗦嗦作响，偶有几颗成熟的果实，被风一吹，重重砸在铁皮屋顶上，继而滚落到地上。

连绵不绝的鸡鸣。我摸到手机一看，凌晨三点。我倒头继续睡，但公鸡嗓音高亢，打鸣不断，我醒了睡睡了醒，折腾到五点多，决心把椅子搬到屋外的门廊上，看书等日出。

空气清冽，云层极厚，天色慢慢亮了起来，不知日出何方。

六点半，露西就起来了，她很惊诧我起得这么早。我说三点钟被鸡鸣吵醒了。露西英语不太好，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扇动双手比作翅膀，又模仿公鸡“喔喔——”地叫了记起来，露西笑了：“Jogoo! Jogoo! 斯瓦希里语里我们这么说。”

她也学我扇了扇翅膀，又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把枕头扣在耳朵上就听不见鸡鸣了。

茱利安七点起来，我又抱怨了一遍公鸡。她说公鸡根本没有那么早叫，每天过了六点她才会听到鸡鸣。我说今天早上我从三点钟开始，一直听它们叫到现在，千真万确。茱利安向我保证：“你在这里住几天就听不见了。”半个小时后，她帮我在客厅里准备好了早饭：四片切片面包放在盘中，旁边是一罐花生酱，当然还少不了奶茶。八点半，丹尼斯起床，依然是斜躺在沙发上喝茶吃面包。保莱诺睡到十点起来，说起鸡鸣，他大为惊讶：“这么说起来，我至少二十年没听到过它们叫了！”

说说笑笑，出门已是十一点。吉鲁今天要去北边的一个村子和当地农民协商，把斯妲莉开走了。保莱诺需要动用院子那辆丰田海力士皮卡，把我和茱利安送到镇上的办公室，再去和吉鲁汇合。这种型号的皮卡在各种恶劣的工况下极度可靠，维护便易，在货斗里架一挺机枪，是世界各地军阀和土匪的最爱，比起专门的装甲车便宜得多。眼前这辆海力士通身白漆，节气阀为了省油进行了改造，像是被阉割过的公牛，温驯无害。

海力士只有一排座位，茱利安叫我到前面一起挤。前排荷载两人，多挤一个人恐怕会影响驾驶，我爬到货斗里坐定。“你确定吗？”保莱诺回过头来问。我点点头，说我不会掉下去的。

所有路人都驻足观看车斗里的姆宗古。车速不到五十公里，风却急速略过耳旁，所有“穆宗古”的喊声都被撕成碎片。天地玄黄，万物苍凉，我顿悟到“兜风”一词的准确含义，以及挡风玻璃的至关重要。

狂风止于一条砂石小路。

“哟！看到你还在上面我太高兴了”，保莱诺永远在开玩笑。

“我刚才从车底下爬回来的，怎么喊你都不停车。”

保莱诺耸耸肩：“毕竟你们中国人都会功夫。”

我们踩着一块木板过了水沟，进到一排平房之中，这里有裁缝铺、有理发店、有文印店，俨然是小镇的商业中心。他们的组织就在这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仓库。茱利安拿出一大串钥匙，大环套小环，少说有五十把。她半蹲着把左手伸进门洞去摸到锁，右手紧紧攥着一把钥匙，生怕整串钥匙都掉在门里。

“不是这把。”

“那一定是这把。唔……也不对。”

“那就是这把。”

“……”

“奇怪了。”

她对着那一大堆钥匙，陷入了沉思。我正准备先四处游荡一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姆宗古”，茱利安奇迹般地把门打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迷你办公室，没有落地窗，也没有什么高级玩意儿”，保莱诺介绍道，“我们在附近组织村民种树快十年了，之前一直是个团体，但直到去年才有了这个不起眼的办公室，正式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

我还分不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微妙区别，试图从这个办公室中找到一丝提示：进门右侧的墙上悬着巨幅的组织徽标，白底绿字，是保莱诺在内罗毕找一个德国朋友帮忙设计的，正对大门是一张深色木制办公桌，上面放了一台老旧台式电脑，左侧靠墙放了另外一张木桌，木面没有上漆，作为工作台，也可以在上面用笔记本电脑。

保莱诺分配给我两项工作：把大袋装的树种分装进小的透明塑料袋，然后打印出树种的标签、裁切成细条，分门别类贴在小袋种子上。他打开Word给我示意，手动拉了一个表，不断调整大小，打印了好几张空表，都没法正好打印满一页纸。我让他给我试试。我打开Excel，一下子就设好了边距和单元格大小，在打印前就用模拟页边界确认了正好一张纸。

这样的操作对我而言很简单，保莱诺和茱利安却刮目相看——他们每次都要重新尝试好几次才能找到合适的设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从小看着树长大，只晓得电脑基本操作，我从小看着电脑长大，看到树不分大小高矮都只知道叫树。

我从来没用过热封口机，但学起来也很快。保莱诺在墙壁的插座上加插了一个过载保护座，确认保护座正常工作之后，才把热封口机插了上去，打开电源开关。

“就是这样，把袋口放在这里，拉下手柄，听到‘嘎哒’一声没？那就说明温度到了，自动切断了电源，这个袋子就封好了”，保莱诺向我做了个示范，“每袋封装差不多的种子，我们会发给村民，他们可以种在自己的田边，作为他们帮助育苗种树的报偿。”

保莱诺拿了张纸，分别写了四种树种的拉丁文学名，在我看起来完全是天书：

Markhamia lutea

Calliandra calothyrsus

Sesbania sesban

Leucaena tricandria

保莱诺要去和吉鲁汇合，给我示例装了一袋Markhamia lutea种子，没有时间再给我一一讲解树种，说是茱利安认得出，便匆匆离开。茱利安从剩下三袋里各抓一把，放在桌上，端详了很久，确定了Sesbania sesban，但剩下两种却怎么都搞不清。我上网搜了一阵，也没有找到清晰可辨的树种图。

“村民们真的可以认出这些拉丁文标注的树种吗？”我问。

“他们当然认识。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工作才开始认识树种，几年前我和你一样，什么树都认不出来。我拿一本小本子，每种不认识的树都采集一片树叶标本，记好笔记，现在森林里的树我可以认出一半，但种子我没有那么仔细地学习过。我建议你也准备这样一本笔记本。”茱利安说，“嗯，没错，这个是Calliandra calothyrsus，那这个就是Leucaena tricandria。我以前在马赛马拉保护区运营一个公益小学，经常可以看到狮子，再之前在内罗毕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首都有很多好看的衣服，但实在太吵了，天天失眠。最后我还是回到了这里。”

我把打印好的标签裁剪好，堆成四堆放在面前，铲一勺种子装进塑料袋里封好，再把标签放到封住的袋口，再封一道。一开始我操作热封口机不熟练，经常封歪，或者把标签压在封口上，这样遇水标签就会湿掉，容易损坏。但重复的机械动作很容易熟能生巧，用了半个小时把Markhamia lutea全部封完之后，我已经成了熟练工，效率大增，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封完了剩下三袋种子。

接下来的时间无所事事，太阳高悬头顶，晒不进屋子。茱利安惊叹我的高效，正好她今天也没什么事情，就带我走到小镇尽头的小餐馆吃中饭。看名字应该应该是阿拉伯的穆斯林开的。

土豆胡萝卜切成小丁，牛肉丁已经炖了一整个上午，汤汁极为鲜美，我吃掉了一整块乌噶里。老板娘很高兴有中国人欣赏她的手艺，让我常来。我正在是应该平分账单还是我全部付掉，茱利安已经把钱给了老板娘。和当地朋友吃饭时，一向是我来买单。这下倒有点不习惯了，茱利安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说我是他们的客人，理应盛情款待。我点点头，接受好意。

我跟着茱利安散步回办公室。正午阳光极烈，照得人睁不开眼。茱利安把外套罩在上，蒙住脸：“太热了，这样好多了。”我担心她看不见路，会被绊倒，时刻准备跨步上去扶住她。她却越走越快，路过镇上唯一的超市，正好两个中国人正提着几大袋日用品走出来，茱利安转过身，招手示意我赶上去。两个中国人也看到了我，目光接触，他们知道了这个镇上新来了中国人——这个小镇上原来还有其他大熊猫。但我们没有打招呼，他俩上了一辆皮卡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赶上茱利安，她透过“面罩”神秘兮兮地说：“别人叫你‘姆宗古’，但我知道，他们才是你真正的兄弟。”

2. 山村

保莱诺在梅鲁办完事，没有回卡塔戈里，而是直接去了内罗毕。下午两点，无所事事。茱利安也昏昏欲睡，我问她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她才想起来前几天英国的资助方“国际树木基金”发来邮件，认为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有问题，分项对不上。她、保莱诺还有吉鲁三人研究了几天，还是没找出错误的原因，让我帮着看一下。我仔细比对了一会，发现有几个项目的先令金额没有被正确地转化为英镑，本应按照公式自动换算的单元格里空空如也。我再一检查，发现许多格子的公式也被破坏了，是手动输入的静态数值。

我给茱利安一一演示错误的原因，让她以后不要手动更改公式单元格，另外我告诉她有几个项目的经费数额完全不合理，像是输入错误。她说这个报表都是保莱诺填写的，所以她也不是很清楚。我跟她讲解这些简单的公式，她听得似懂非懂，全权交给我来修正。我说如果他们准备长期用这个报表模板，我可以帮他们做一个自动将收据导入、汇总、归类并转换城英镑的Excel表格。她点点头，有点迷茫：“听上去不错，等保莱诺回来再做吧。今天我们差不多了，我这边也没什么事情了，就早点回去吧。”

“现在还不到三点？”

“走吧，我不想让我们的志愿者第一天就太累。”

茱利安在锁门，对面裁缝铺子门帘后几个少妇盯着我，交头接耳。小镇上的人还没有习惯我的出现，我已经习惯了她们的惊诧和好奇。我和茱利安在路边小卖部买了两瓶姜汁汽水——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无孔不入，高低端通吃。

保莱诺不在，我们要坐马塔图回卡塔戈里，但我们已经走过了镇中心的车站，我提醒茱利安。

“哦，我们先要去中午吃饭那地方对面的加油站买煤油。”

我才注意到她手上的黑色塑料袋里是一个五升容量大号水壶。我记得家里四处都有电灯，颇为不解。

“这个不是拿回家用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从家里出来的路上，没到公路之前，路边有一排小店。其中有两间铺面是我的，白天一般是露西在那里看店。为什么不在中午买？我可不想拎着一大桶煤油走来走去。下次你愿意帮我提着倒也不是不可以”

20年前，保莱诺从村里家中徒步半天来打煤油的加油站，就是这个BP加油站。这里也是附近所有煤油的来源，隔街相望的TOTAL加油站和镇中心的私人油站都不供应煤油。煤油是在BP加油站角落里一个单独的油泵提供。

我拎着一大桶煤油，走回车站，手臂已微微发酸。在这里坐马塔图比内罗毕简单。内罗毕马塔图以中央车站为中心辐射出几十条线路，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根本不可能搞清楚。但这里马塔图只有两种线路：向北开往梅鲁或向南开往内罗毕。

回到店里，茱利安把煤油分装进空饮料瓶里出售。每升煤油在BP加油站大概70先令，茱利安每次买5升，350先令，拆成10小瓶卖，每瓶50先令，这样一次可以赚到150先令。金额看起来不多，但是利润率可观。

肯尼亚电网只覆盖到卡塔戈里镇子附近，整个地区还有一半人口居住在没有电力的区域，煤油灯是主要的夜间照明工具。即便是已经通电的区域，家家户户也会常备煤油灯，以应对经常性的停电。尽管煤油的热效率不高，燃烧时会产生黑烟，但相对天然气罐，煤油更容易分拆和运输，所以当地仍有不少人用煤油炉做饭。附近的居民日常预算捉襟见肘，因此更喜欢在杂货店花50先令买500毫升煤油，而不是花40先令车费去BP亲自打一大桶油。

除了煤油，她的小店也卖汽水和零食，香烟按根卖。隔壁的铺面里，露西正在操作一个机器研磨玉米。她见我走过来，切断电源，轰鸣声立刻停了下来。她把磨好的玉米粉装进一个麻袋里，摆到一边敞开袋口，和其他的黍、高粱和当地一种特别坚硬的山芋磨成的粉放在一起。除了卖已经磨好的粉之外，她也收二三十先令帮别人磨粉。她捞出一把黍粉，说周末可以做“粥”给我喝。茱利安和露西每天准备早饭和晚饭，我不再像呆在内罗毕时每天费心找地方填饱肚子，心存感激，但粗茶淡饭算不上可口。

乌噶里是最常见的主食，但在这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它的制作过程：把玉米粉倒入烧开的热水里，不断搅拌，太稠了就加水，太稀了就加粉，拌匀之后，关火稍等片刻，让玉米面团充分吸收水分，膨胀后从锅里拿出来，用小碗盛出来压紧，倒扣在盘子上就可以吃了。乌噶里本身寡淡无味，茱利安不太喜欢吃，我有点开始喜欢上这种简单朴实的主食。它的口味完全取决于搭配的炖菜汤汁，和中国人吃菜下饭有异曲同工之妙。

肯尼亚农家炖菜却一点儿也不似中国菜讲究。家常唯一的烹饪方式就是大锅煮，加点盐就是一顿饭唯一的主菜。根据煮锅里食材不同，这些“菜色”也就有了不同的当地名字。露西跟我解释了很多遍，但我永远记不住同为豆子和玉米的混合物，githeri和mokimo之间微妙的区别。茱利安有时候会砍下一串没有成熟的青香蕉，放在菜里一起炖煮，吃起来跟土豆几乎一模一样，一点甜味都没有。

另一个常见的配方是西红柿卷心菜炖牛肉。比起豆子炖玉米，这道菜口味稍好些，西红柿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剩几丝煮得蜷缩起了的皮，完全化作一缕酸味，成为当地人除了盐之外唯一的调味。每周会有两三顿吃牛肉的时候，茱利安会把牛肉切成小丁，放进西红柿和卷心菜里，但她烹煮牛肉没有耐心，快火急煮，结果就是牛肉丁比玉米粒还要坚韧，费力咬断之后透出一股血腥味。这道菜没有当地话里的名字，想必历史不长。

露西有时候会做青菜。当地的青菜也只有两种，一种是绿叶的无心甘蓝，在斯瓦希里语中叫“苏库玛威奇”（sukuma wiki），意思是“推动这一周”。菜如其名，苏库玛威奇生得极为强壮，我曾尝试用中国办法去清炒它，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没有人可以嚼碎半生的苏库玛。当地人会用小刀把一大株苏库玛削成不到5毫米宽的细条，放进沸水里猛煮。苏库玛威奇极为耐煮，煮上十几分钟菜叶才会变软，捞出来洒上一大把的盐，是整个东非地区的常见配菜。

另一种青菜当地人虽然也称为菠菜，但体型比常见的菠菜要大好几倍，烹饪的方法也和苏库玛如出一辙。但是大菠菜好像没有苏库玛那么强硬，煮起来也不那么顽固，口感要好不少。

几种食材不断循环，穷尽了所有的排列组合。但这也怨不得茱利安。卡塔戈里集市每天都有几十个小贩，但每个摊头上贩卖的食材种类几乎全部一样：西红柿、土豆、洋葱、卷心菜、苏库玛威奇、大菠菜、玉米和香蕉。两家肉铺：一家专营牛肉，一家专营猪肉，无法货比三家。这所有的食材中，竟没有一样是原产自东非的，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哺育古代文明的食物早已无迹可觅。中北美洲的西红柿和玉米、南美的土豆、中亚的洋葱、西欧的卷心菜、古希腊的苏库玛威奇、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香蕉和东亚的大米，融合在非洲小山村的一口万用煮锅之中。在如今已难以辨析的历史之中，这些高产的外来者驱逐了这片土地上的原生作物，又渐渐塑造了新的传统。

我最怕当地人煮大米饭。他们把大米当成乌噶里来煮，没有一次能够煮熟的。为了掩饰夹生饭的口感，他们会多加水，然后再把卷心菜和洋葱丢到饭里，加上盐，水分也不收干，一盘稀稀啦啦的夹生菜泡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传递。我从小吃米饭长大，自以为对这米饭该煮成什么样总是个权威，可人家只吃了一口我精心焖煮的白米饭，就把稀稀啦啦的菜汤汁浇了进去。

除去食材的单调，肯尼亚家常菜的口味也很单一。盐是唯一的调味品，没有其他层次。所以凡是味道不好的菜就会被理解为是盐没放够，而几乎所有肯尼亚人一上饭桌第一件事情就是抓起盐罐来撒盐。吃肉如此，吃青菜也如此。

所以，当露西一早就告诉我，她煮好了“粥”放在热水瓶里，我想象中全是一大把黍粉泡在盐水里可怖景象。我倒了一杯，这玩意儿看起来更像是米糊。我不抱什么希望，但一入口却颇为惊喜：清新的酸味来源于淀粉恰到好处的发酵，味蕾感觉到久违的刺激，胃口大开，接连吞下六块切片面包。

露西是个慈祥的大妈，右眼上却有一道极深的疤痕，从脑门直到脸颊，眼球受到损伤，视力应该也受到了影响。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疤是去年一次马塔图翻车事故中留下的。当时她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翻车时撞到挡风玻璃，伤势严重，亏得抢救及时才保住性命，同车到底死了几个人最终也没搞清楚。当时露西头上的创口很深，当地医院没法处理，保莱诺急忙把她送到内罗毕的肯雅塔国立医院，缝合了伤口住院观察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卡塔戈里，但伤口至今没有完全愈合，露西还在持续用药防止发炎，每隔一两个月，露西要去内罗毕复诊，确认没有感染。

乘坐马塔图时，我总有种从众心理，当地人每天坐来坐去，一车这么多乘客分担风险，把性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但事实是：肯尼亚各地的马塔图常年超载，时有严重的交通事故。然而，肯尼亚的公共交通系统很差，有马塔图到达的地方就像国际大都市里靠近地铁一样，是便利的象征。像卡塔戈里这样的小地方，只有一条公路经过，从梅鲁到内罗毕的长途马塔图根本都不会停站，镇口的车站只有从楚卡到恩布的短途马塔图会停靠，更不会开进周围星罗棋布的村落。

村民们在公路边下车之后，除了走几十分钟山路只有一种选择：摩托车。这一条线上所有的马塔图车站都没有站牌，但并不难辨认：总有一大批摩的司机聚在一起，一有马塔图到站下客，摩的司机们就一窝蜂上去招揽生意。

马塔图再危险，终归有四个轮子，司机每天在山路上开来开去，每个弯道都默熟于心，乘客和外面也隔了一层铁皮，虽然在猛烈撞击时起不到多少保护作用，总可以防止乘客飞出去。摩托车则全然不同，要在几句话的讲价中对骑手做出迅速的全面判断：他是不是个莽撞的飙车青年？昨晚喝了多少酒？他骑摩托车多久了？技术怎么样？这辆车刹车灵不灵？

这一番考量下来我总会忧心忡忡。我想起以前玩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时，若在仿真世界里飙汽车，只要系好安全带，车子撞得一塌糊涂，人不太容易当场死亡，总有得抢救。但摩托车高速飞驰中闪躲不及撞上障碍物，人车分离飞出老远，四肢反向折断，血痕拖了一地，极为恐怖。而且肯尼亚的摩托骑手八成没有头盔，更不要说提供头盔给乘客了，所以乘客只要摔出去肯定是性命难保。

无奈汽车在这里是稀缺品，保莱诺把斯妲莉开去了内罗毕，我去到山里只能坐摩托车。但我只坐两个人骑的摩托，菲利普和丹尼斯。菲利普是组织里的驾驶专家，他日常的工作是跑现场，大大小小二十几个育苗所彼此之间相隔很远，所以去年组织拿到ITF经费之后，保莱诺购置了一台摩托车，停在鲁年杰斯办公室旁边的储物间里。

茱利安问我会不会骑摩托车，镇上另外两个德国人一天到晚就骑摩托车来来去去，在这山村里，必须得会骑摩托。我说曾经试过，没学会。她说菲利普一定可以把我教会。菲利普的确车技纯熟，而且我要戴头盔他也不以为忤，反倒因此刻意慢悠悠地行驶，被别人超过去也一点都不生气。

坐丹尼斯的摩托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他在鲁年杰斯镇上开一个五金店，每天骑摩托往返。他去年新买了一辆中国产的“豪爵牌”摩托，加装了一个可以遥控的重低音音响。每次在盘山路上，他都会放同一首歌。他最喜欢里面一句反复“鬼畜”循环的歌词：“ben’down ben’ down bo—ss ”（跪下跪下跪老板），每当放到这里，他就会随之哼起来，进入飙车模式。我坚持要戴头盔的话，他就会说没问题没那个必要，透露出些许不悦，就像中国司机开车时，我如果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们会认为我不信任他们的车技，在车内后视镜里投来鄙夷的眼光。

丹尼斯对这辆豪爵十分珍爱，每天晚上都要骑上高坡，推入院子，锁进仓库。我看到他费尽气力，问他停在院子里哪里有人来偷，就算偷走了，铁门紧闭，贼又可以骑到哪里去？他总是笑着摇摇头：“你们中国人造的摩托，真他妈重。”

我觉得茱利安说的有道理，可能还是我自己骑摩托更安全一些。有一天菲利普带我到姆牛图附近的一个育苗所，本来是要发放种子并且交代雨季种树的事宜，但发现村民没有来集会，不知道是我们还是他们搞错了日子。正好闲来无事，我问菲利普能不能教我骑摩托车。他二话不说，让我跨上前座，问我会不会开手动档的汽车。我答，会开但好久没开了。

“那就好办。左手离合，右手刹车，左脚下边这个是升档，这个是降档，右边把手是油门，前轮刹车也在右手，你应该暂时用不到，用右脚下的刹车。这个是点火按钮，嗯，差不多了。左手捏紧离合，慢慢放。”

我听得似懂非懂，连续三次熄火，菲利普说离合放的太快了，捏着我的手慢慢放松离合器，同时右手略加一点油，提高半离合状态下发动机的转速，增加一些扭矩。在菲利普的帮助下，我在茶田间的小径上脉冲式地转着油门，车身一蹿一蹿，惯性几乎要使得我灵魂从身体里飞出。

蹿了一会儿，我稍微熟练，顺利换上了二档，但上三档时候，速度不足，熄火了。我又尝试发动了三次，才一蹿一蹿地发动起摩托车，这次我干脆就挂在一档慢慢骑了回来。

菲菲利普示意我停车，“你已经学会了。现在轮到你把我载回去了”，说罢他一下子就跨坐在我身后。

我已经忘记了左脚到底怎样是升档怎样是降档，他坐在我身后问道：“怎么还不走？”有那么一瞬间，我真准备就这么骑回去，但胯下的摩托又熄火了。

“我觉得，呃，我需要再练习几次”，我抑制住自己再试一次的冲动。菲利普倒也毫不坚持，跳下车来：“那还是我载你回去。”

到了家门口陡坡下，他说他走上去放下农药喷洒器，让我自己在小路上巩固一下刚学会的技能。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就在狭窄的土路上开始骑了。下坡不是很难，我顺着坡势往下骑了五分钟，到我想要调头回来时，突然发现他还没有教我怎么倒车。我的前轮卡在路边的一个沟坎里。车身太重，我无法把车拔出来，只好继续向前，但又担心油门猛了，连人带车一股脑跌下山去。

我心急如焚，精疲力尽，进退两难，寄希望于菲利普跟上来解救我。又一阵努力徒劳无功，菲利普还是没有来。我知道只能靠自己了。我把车头往左转到顶，然后赌博式地加油，车身弹跳了一下，前轮从坑里冲了出来，在路沿上擦过。终于骑回到家门口时，我看到菲利普正坐在坡上等我。我还没来得及讲述刚才的经历，他先开口了：“我正准备下去到河里找你呢。”

吉鲁开起车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有可能是肯尼亚最注重安全的司机。他取得驾照还不到一年，没有自己的车。他对开车的兴趣始于保莱诺两年前买下斯妲莉——比起吉鲁骑了多年的摩托车，小汽车安全舒适可靠。他对学开车的经历津津乐道：“我在驾校学了六个月。这里很多人只用学一个月，花点钱买通考官，就可以拿到驾照。可我觉得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值得多投资一些时间。”在肯尼亚的道路上开车多半风险来自毫无安全意识的其他司机，哪怕吉鲁接受了肯尼亚最严格的驾校训练，怕是也百无一用。

但吉鲁的驾驶理论和安全意识确实远超常人。他坚持使用车内后视镜来判断后车的距离，因为车外两个后视镜为了加宽视野，成像比实际距离显得要远；他下坡也从不用空档滑行，避免失去发动机制动力；他在转弯的时候一定会打方向指示灯，并停下来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但丰富的理论知识不能弥补驾车经验的不足。比如，吉鲁经常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忘记换档，这时候斯妲莉就会呜咽一声随即熄火，或者在山间土路上爬坡，坡度很陡，吉鲁经常会开到一半动力不足，没有把握好降档时机，车子熄火，只好倒回坡底重新开。

吉鲁是公益组织的司库，他自己说只是帮保莱诺的忙，不参加组织的日常运作。财务分权也是保莱诺为这个小组织精心营造的公共形象一部分。但保莱诺回去内罗毕，茱利安和菲利普根本忙不过来，吉鲁也自然而然每天都会来帮忙。吉鲁是保莱诺最好的朋友，他们是各自结婚时的伴郎。我看过财务报表，组织名下给茱利安和菲利普发工资外，只有两名长期帮助组织和当地协调的村民作为森林协调员每月领工资。吉鲁和保莱诺都不从经费里领工资。他常说：“茱利安才是项目经理。我甚至不是这个组织的雇员，只是来帮忙。”他常常表现出自己并无决定权：“你说的对。但只有保莱诺才知道这么做缘由。”

吉鲁完完全全属于这片山村。他不需要一个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工作，只要有土地，他就有办法活下去。按当地流行的方式，吉鲁什么都种一点，玉米、香蕉、牛油果、芒果、甘蔗。他有一片茶山，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从屋前的院子一直下到峡谷底下。他逐渐尝试用咖啡树替换茶树：“咖啡的采摘有季节性，不像茶树那样一直占用时间。”他被保莱诺带着养蜜蜂，但不像保莱诺一样专精。他养了一头牛，那牛一直病怏怏的。他经常愁眉苦脸地在鲁年杰斯镇上给牛买药，给牛吃玉米，但牛并未好转。有一天，那头牛倒了站不起来了，吉鲁想了很多办法，总是扶不起来，后来那牛就一蹶不振。他还有三只小羊羔，其中一只得了病死了，其他两只怕是厄运难逃。但比起这些命运多舛的家畜来说，他养的鸡倒是精神抖擞，一个个雄赳赳的，也不偷吃玉米苗。

吉鲁偏好他的英文教名，让我喊他奥古斯丁。但除了保莱诺和茱利安偶尔会用奥古斯丁指称吉鲁，其他所有人管他叫吉鲁。他的名字用拉丁字母的拼出来是“Njiru”，用恩布方言和斯瓦希里语念出来有细微差别。他抱怨道，大多数人都是按斯瓦希里语念，其实是错的。他不厌其烦地纠正我，所以我也有时候干脆喊他奥古斯丁。后来我告诉他其实“奥古斯丁”标准的英语读法应该是“奥哥斯汀”，他也没有改变奥古斯丁的“官方读法”。

他有一儿一女，刚满两岁的小儿子叫杰鲁，总在院子里乱跑，看到我就会喊“姆宗古”。吉鲁非常宠爱他的小儿子。每次去镇上，他都会给儿子买薯片和其他零食。我总觉得长期给两岁的小孩吃薯片不是什么好主意，但吉鲁总是摆出一副无可奈何又幸福洋溢的样子：“我要是没买薯片回去，小家伙就要哭一晚上。”

吉鲁的女儿佩蓓图九岁，名字取自古代迦太基的殉道者佩蓓图。小女孩聪明伶俐，两只大眼睛特别亮，惹人喜爱。她一口英语字正腔圆，喜欢跟我讲她学校里的事情，也热衷于教我斯瓦希里语。她不许她弟弟叫我姆宗古，“他有名字，不叫姆宗古”。她也不喜欢佩蓓图这个名字，说在学校里大家都叫她佩佩，让我也叫她佩佩。

吉鲁的妻子叫玛丽，热情豪爽，是基库尤人，老家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边境。她永远在忙家务：手洗所有的衣服被子，做一日三餐，喂牛喂羊喂鸡，还要打扫整个房子。她歇下来还要给我煮茶，说她也好想坐下来多和我聊一会儿，但每天有这么多家务要做，实在没办法。她想让我帮她从中国进口一台洗衣机。我说不用那么大费周章，我在鲁年杰斯超市二楼里就看到洗衣机，她确定要买可以让吉鲁问保莱诺借皮卡拖过来。但农村里没有人用洗衣机，总认为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又费水，也许是吉鲁没有同意，玛丽后来再也没向我提过洗衣机的事情。

吉鲁的小屋边上就是他的祖宅，大哥早年夭折，墓就在后院里，二哥在老宅另一边造了房子。吉鲁的房子不大，占地不到80平方米，说是以后有钱了再扩建。从储水罐引水的管道还没有接好，所以厨房和厕所的水龙头还放不出水，但整个房子在玛丽每天的精心维护之下十分整洁。

父亲的屋子则气派许多，客厅极为宽敞，一张长桌至少可以坐下20个人。大大小小房间多到数不清，我去了好几次，总能发现没去过的部分。我每次见到吉鲁父亲，他要么坐在院子的摇椅上晒太阳打盹，要么在屋里睡觉。吉鲁的老母亲却总是忙着，剥剥玉米，喂喂牛羊，虽是些不太费力的农活，但总是不可能停下来晒一下午太阳的。尽管吉鲁和父亲的房子大小悬殊，但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是父亲、二哥和吉鲁三人均分的，从后院一直下到峡谷里的河边，这样每个人分到的地里兼有各种地形地貌，可以种上不同的作物。

吉鲁对中国的兴趣仅限于一部最新款的中国产智能手机，但佩佩的好奇心和理解力都远远超出了在这个山村里生活了太久的她的父母，也远远超出了这个地方所给予她的条件。第一次去吉鲁家里，佩佩还有些怯生，但她非常有礼貌。她学习语言的能力让我惊叹，我只说了两遍，她就能完美地模仿出第二声、后鼻音的“橙”。她的英语也很好，吐字清晰，没有肯尼亚口音常有的含糊、拖沓。我每次去吉鲁家里，佩佩都会跑过来打招呼，有时候还会去告诉正在忙家务的玛丽：“橙来了！橙来了！”

她十秒钟就学会了“你好”、“谢谢”这种日常中文用语，简单的句子也只用两三遍就能学会。她学校里有个法国老师，教了她几句简单的法语。她问我还会说什么语言，我说西班牙语里的问候是“Hola”。她笑嘻嘻地重复着：“Hola hola。”像得到了新的玩具。通常我到吉鲁家都是白天，佩佩只有周末才会在家。偶尔能遇到佩佩，我也忙着其他事情，来去匆匆。有个难得的下午，保莱诺从内罗毕回来，我答应他做一次中国菜来弥补他上次没有尝到的缺憾，之前我也答应过玛丽在教她做一次中国菜，所以就趁今天一并兑现诺言。

众人把我精心分开的三盘菜一起浇在饭上，大人们在一起聊天。佩佩坐在我旁边，让我再多教她几句中文，我问她想学什么。她说圣经上有中文，问我能不能帮她注音。我用拼音标注了一段，她就八九不离十地念了起来，我再纠正了一遍语调，她再念起来就几乎以假乱真了。我说要教佩佩中文，觉得这么好的语言天赋不应该被浪费。但吉鲁和玛丽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补充道：“说不定以后她可以去中国上学。或者，她以后可以很容易在肯尼亚的中国公司找到工作。”

吉鲁没有接话。学习中文很可能对于佩佩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为了学习本身而学习是一种奢侈。但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下，便提议每隔一天来教佩佩学中文。玛丽可能只是出于礼貌，说是如果我真的要来，她再去邻居家帮我找两个学生，但是要等到佩佩从学校放假回来。从保莱诺的房子到吉鲁家里虽然不远，但走路要五十分钟，没有车在晚上来回根本不现实。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吉鲁和玛丽也再也没有提起过。

保莱诺院子里给我独住的小屋怪怪的，但我也说不出究竟。看过了吉鲁的房子回来，我才恍然大悟。如果仅仅是为了增加一间房间，保莱诺只需要在主屋后面再造就是了。我这间八边形的小屋独门独栋，里面却仅容得下一张上下铺和两个矮柜，再想要放下一把椅子，就免不了每次开门关门挪动椅子。

小屋用的墙砖和窗户与主屋也一模一样，说明是同一批次建造的，并不是后来加盖的。但八边形又不利于后期扩建，作为库房或者柴房也远不如四四方方来得实用。总而言之，就是完全不符合一般的农家造屋的逻辑。我到这里的时候，这间小屋空着，但上下铺都有被子，上面的污渍和灰尘说明离上次住人过去了至少几个月。有一次在院子里洗衣服时和茱利安聊到这间小屋。她说以前里面也住过两个志愿者，一个法国人待了两个礼拜就走了，一个德国人倒是住了两个月，但他们都板着面孔，不太喜欢和她聊天。我猜想：这间小屋是保莱诺专门为志愿者设计建造的，他在造房子的时候就想好了将来国际志愿者的食宿问题。

闲暇时，我一般都是呆在小屋里，躺在床上看书，或者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上铺站着写东西。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把椅子搬到外边的屋檐下，享受山间片刻宁静。

我在房间里有时戴着耳机，没听到敲门或者院子里有人喊我，他们就会把手伸窗户拨开窗帘：“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如果窗户扣上了，他们就会把手从锁洞里伸进来，拉开门栓。所以，我的小屋虽然独门独栋，并没有多少隐私。然而，他们“骚扰”我的时候通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想着入乡随俗，这点小事情也并非不可忍受，反而有利于我的写作，迫使我更多地与这一家人交流。

但真论骚扰，没有谁比得上我那些长羽毛的朋友。每天凌晨三点，我都被鸡鸣惊醒，在躁狂的失眠中挨到天亮。半个月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如众人所说的改善。反而我有时候会梦到鸡鸣，陡然惊醒，发现院子里静悄悄，一看手机不过十二点，公鸡正酣眠。

我渐渐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每天白天昏昏欲睡，夜里蝶梦庄周。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知道公鸡报晓究竟始于几点。我小时候听周扒皮的故事，他半夜模仿鸡鸣唤醒长工，当时毫无共情。此番深受鸡鸣之扰，才知农村生活鲜有诗人描绘的浪漫。

我把周扒皮的故事讲给茱利安听，她哈哈大笑，说周扒皮来这里学鸡叫肯定没人听得到，他自己还要那么早起来，得不偿失。她答应我，如果再过一个星期我还没办法适应，就想办法把鸡拿到姆牛图的老房子里去。

远水不解近渴，又到了夜里，我抱着人定胜鸡的信念，决定在睡前骚扰一下群鸡，打乱它们的生物钟，推迟报晓的时间。我用户外头灯照进鸡笼，检视每一只公鸡是否都睡着了。鸡群突然被强光照射，都愣住了。我心满意足地回小屋睡觉。然而，我的报复行动完全没有效果，它们甚至提前到两点半开始鸣叫，至晌午不止。

茱利安也没有把鸡送走。我抱怨说这公鸡过于亢奋，每天打鸣十几个小时，肯定是病了。有时候，邻居的走地鸡还会走过来视察一下关在笼子里的同类，颇有罗马自由公民检阅麾下奴隶一般的趾高气昂。据说保莱诺家里的鸡以前也是放养的，但经常啃食屋后的树苗和番茄苗，还会跑到后院里吃玉米，保莱诺不堪其扰，便造了个鸡笼，把它们统统关起来。

我把耳塞在内罗毕弄丢了，现在极为懊悔，没及时再去商场补充几副。现在急需耳塞，我问遍了鲁年杰斯镇上每一个超市、杂货店、药房、音响店，都没有买到。他们对这种东西闻所未闻，都以为我是要买耳机。听说过耳塞的店家只有一个，但他也只能够对我表示同情。当地人都习惯了这里的声音，只有娇弱的外国人需要耳塞。

鸡鸣之外，我最大的困扰是各种虫子。每逢暴雨将至，各式巨大的昆虫都从森林里飞下来，飞荡或者爬行在各处。“姆嘟嘟（mdudu）”在斯瓦希里语里泛指各种虫子，“瓦嘟嘟（wadudu）”是复数，这两个单词成了我除了“姆宗古”之外使用频率最高的斯瓦希里语。

好在气温终年较低，这里蚊子不多见。吉鲁和茱利安都坚称这里没有蚊子，但我身上一直有各种肿包。来这里的第一天，我抱着一种拥抱非洲乡村生活的天真想法，用T恤衫包起一个看起来干净一些的枕头，直接就盖上了陈年的毯子。第二天就感觉有些瘙痒，但又找不到肿包，觉得可能是有些轻微过敏，便去镇上买了新的床单，铺上之后消停了个把星期，但是后来开始瘙痒，愈演愈烈，一连串的肿包，流出黄色的浆液，明显是虫咬的痕迹，完全不是蚊子叮咬那种细小针孔。我把这个给露西和茱利安看，作为此地有毒虫的明证，她们却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被咬过。露西给我一瓶凡士林，让我涂在虫叮咬的脓包上。我尝试了，的确稍有止痒镇静的作用，但并没有治疗的功效。

我后来又问了吉鲁和菲利普，才确认了这就是跳蚤咬的。茱利安听说之后，立刻把床上所有的陈年毛毯拿到院子里去洗了，暴晒了一整天。但这样根本杀不死跳蚤。

夜里我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我正在被跳蚤啃食，醒来开灯却只有肚子上一条红肿的痕迹。小时候读的《世界笑话大全》其中一则特别应景：

有个人买了跳蚤粉，结果还是被跳蚤咬了，回去找卖家。卖家不肯退款，说跳蚤粉没问题，一定是使用方法不对。

买家不服：“怎么可能不对？我把跳蚤粉床头床尾墙角到处都放了！”

“看，我就说你不会用吧？我这跳蚤粉要先抓到跳蚤，用钳子夹住它，逼它把嘴张大，再把这粉末灌到它喉咙里”，卖家拍拍胸脯，“百分百有效。”

我到了卡塔戈里之后，每天都有各种新鲜事情，逐渐把迈克抛之脑后，直到半个月后他给我发来短信：

你在那里还好吧？我是迈克，那个保安。这个月的工资又拖欠了，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也回不了老家。家里的牛如果再不治就要不行了。我恳请您借给我6000先令，我可能一次性还不起，但之后三个月我都会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还给您。愿神保佑你。

我思来想去，决定把M-Pesa账户里剩余的2000先令转给了迈克，接着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迈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钱，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坚定地认为神会保佑我。我更希望神给他多一些庇佑。

又过了一个月，我没有再听到迈克的消息。我想要发短信问他近况，但反复掂量之后，还是把已经写好的短信删掉了。如果他没钱还我，我去询问，他也不可能突然变出钱来，只能徒增他的愧疚。退一步说，即便他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的同情心，想从我这里榨取一点帮助，也是出于生活所迫。我想起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篇：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 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3. 镣铐

吉鲁早已经把驾驶安全理论统统抛之脑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凭空挥动一番加强语气，回过头去和茱利安正面交锋。

茱利安也很激动，涨红了脸，语速极快。从他们争论的英语碎片中——“缺乏组织”、“两个农民”、“学校”——我分析不出来龙去脉。

吉鲁本来就是新司机，我担心争吵继续加剧会影响他开车，便试图缓和气氛：“有人能用英语给我解释一下吗？”

茱利安才意识到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转而用英语向我解释：他们其实在同时讨论两件事情。先是前些天有两个农民把组织免费赠予的芒果树苗，从存放的小学里，偷出去卖了。对于这种缺乏纪律的自私行为，吉鲁和茱利安的分歧在于处理方法：是应该就此终止赠予树苗以示惩罚？还是说明组织应该加强对于村民的教育？

另一件事情更为恼人。上周五晚上，有个育苗小组的协作人打电话给茱利安，说有另外一个组织到现场拍了很多照片，不知道我们是否知情。茱利安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和这些人打交道。大约5年前，这批人试图在当地推广一种叫“hifadhi”的节能土炉，失败之后不知所踪。想不到他们找到了欧洲的金主，卷土重来，想以环保为切入口，重新卖起他们的炉子。

后来，茱利安发现这些人把照片放到他们的网站上，作为项目展示试图筹款。严格来说，这个叫做“气候之友”的机构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的网站上也是模棱两可，有时候说自己是一个“社团”，有时候承认自己是一个“公司”。这三种组织身份在肯尼亚从事公益事业有着政策法规上不同的对待。但无论何者，都不应该把别人的劳动成果伪装成自己的。吉鲁颇有点责怪村民的意思，怀疑有人拿了好处，但茱利安却不愿意无端揣测。

到了这个育苗所，我才明白气候之友选择此地拍照的原因：人人分工有序，男人们负责从森林里挖土，用推车运过来堆在一旁。妇女们坐在地上把土分装进黑色育苗塑料袋，再把树种装进土里，这样在雨季种植的时候，搬运起树苗也容易许多。已经破土而出的幼苗则在围栏内排成整齐的行列，二十一行，五十一列，便于计数，一片就是一千棵整。幼苗上面用杂草枯枝架起遮挡，避免阳光暴晒。浇水除草都有专人负责，有条不紊，劳动情绪也十分高涨，四处欢声笑语。这是茱利安合作的村民育苗小组之中管理最好的一个。

周五的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正在劳动的村民们，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领到树种子回家，谁来都差不多。一个大伯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身着白衬衫，是负责小组日常事务的秘书。和我握手的时候，大伯十分兴奋，格外用力。简单寒暄之后，三人开始用方言谈正事。

这个育苗所离村子很近，透过树丛就可以看到几幢房子，“上班离家近”是此处劳力兴旺的重要原因。育苗所背靠原始森林，大树参天，只有这一片空地，架了一圈电网，据说是为了防止夜晚大象走进来把树苗踩烂或是吃掉。我注意到地上一把柴刀，当地人称作“潘噶”（panga），人手一把，除了劈柴，也用来挖土。

这一把潘噶的钢质极好，我捡起来拂去泥土仔细一看，刀身上刻着两行清晰的英文小字：“谢菲尔德牌 / 德国不锈钢 / 哥伦比亚制造”。谢菲尔德听上去像个英国牌子，从刀身看起来至少有三十年历史，刀锋光可鉴人。不知不觉间，刀的主人已经站在我面前，看出了我对此刀显而易见的兴趣，示意我可以上手试一试。我手持宝刀，却不知道何处下手，只好胡乱劈了几根枯枝。

我们从育苗所再往森林深处走去。突然之间，参天树木都消失不见，出现一片藤蔓杂草密布的空地。这里以前是一个大麻农场，后来肯尼亚政府设立森林保护区，决心移除所有区域内的人居痕迹，大麻农场也就此荒废。大麻茎十分强韧，老老少少几十名妇女正在用潘噶清场，正所谓“快刀斩乱麻”。

众人见到我们到来，大家都围坐过来休息。她们问我叫什么，我说Cheng。她们一下子哄闹起来，用各种我想象不到的方式来拼读Cheng这个名字。最终她们得出结论，这个名字不可读，问我有没有“正常一点”的名字。

茱利安向她们解释中国人没有基督教徒的英文教名。她们像炸开锅一样七嘴八舌争了起来。相比名字难念本身，我不信基督教、没有教名大概更让她们既惊讶又担忧。她们出于好心和怜悯，热烈讨论，给了我个新名字：“约翰”。我还在消化我的崭新的英文名。又是一阵哄闹，我有了一个恩布语的名字：“姆文达（Mwenda）”。我问茱利安这是什么意思，她乐不可支，“他们说你是‘朋友’呀！”吉鲁也一脸鬼笑：“约翰·姆文达！”

我身边的当地朋友几乎都偏向于别人叫自己英文名，而自己的部落名。我甚至不知道保莱诺、露西、丹尼斯和菲利普的部落名，因为他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也是用英文名指称。另外一些，比如茱利安和奥古斯丁，别人都是叫他们的本地名：万佳和吉鲁，但他们却更喜欢我叫他们的英文名。我一开始也遵从了他们的意愿。但在变成“约翰·姆文达”之后，我偏偏要反抗这种大英帝国的“前朝遗风”，从此改口叫“万佳”和“吉鲁”。

语言建构现实，没有人比英国殖民者更加清楚这一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香港、南非、肯尼亚都已从英国独立，彼此之间社会经济政治千差万别，但英语把它们牢牢联系在一起。英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建构起一种认同，肯尼亚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片广袤的土地足有英国本土两倍大，但部落散居，语言不通，更不存在国家或者统一的民族概念。

如今被视作“民族语言”的斯瓦希里语（Swahili），也是受到外来者的影响才成为通用语。最初，斯瓦希里语只是班图语系15个分支中间的一支。东非沿海部落与阿拉伯世界通商，斯瓦希里语成为了不同班图部落之间的通用语，也因此加入了许多阿拉伯单词：所有以“i”结尾的斯瓦希里单词都是阿拉伯词源。“Swahili”本身都是源自阿拉伯语复数形容词“海岸的”。

现存最早的斯瓦希里文字记载大约在18世纪早期，采用阿拉伯字母转录。随着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斯瓦希里语中又加入了许多欧洲语言的舶来词，比如“pesa”源自“peso”（葡萄牙语里的“钱”），书面斯瓦希里语也渐渐改为用拉丁字母转录。19世纪末，英国和德国在东非海岸登陆，向内陆扩张，把斯瓦希里语带进内陆，成为整个地区的通用语。

以斯瓦希里语为第一语言的部落只占东非总人口很小一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坦桑尼亚独立之后，将斯瓦希里语定为行政和基础教育使用的语言。但肯尼亚和乌干达尽管也将斯瓦希里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但官方书面文件仍使用英文。

语言只是英国对原住民观念体系改造的冰山一角。在殖民肯尼亚的75年间，英国不仅围绕英语建立了议会、选举、法律，也通过茶叶和咖啡的种植掌控了肯尼亚经济命脉。

1920年代，白人农场主开始在肯尼亚大规模种植玉米、小麦、茶、咖啡和剑麻。其中，利润最高的咖啡种植业只允许白人进入，其他作物的种植则无明确的禁令。虽然野生的咖啡植株原产地就在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没有人种咖啡，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地人有饮用咖啡的习惯。直到1893年，咖啡才由法国传教士从巴西引入肯尼亚。

相比咖啡，茶叶传入肯尼亚更早。斯瓦希里语书面历史记载很少，具体传入的年份难以确证。但斯瓦希里语里的茶叫“chai”，可以说明茶叶通过与阿拉伯世界或者印度贸易，比英国人到得更早。英国农场主凯恩是第一个在肯尼亚种植茶树的人。他在1903年12月从印度阿萨姆邦进口了一批茶树种，1904年在肯尼亚中部的里莫如（Limoru）试验了肯尼亚第一片茶树。在1908年的《英属东非农业期刊》中，他记录道：

里莫如地区年降水1524毫米，非常适合茶树种植，问题在于在茶树长成的五年期间，每两英亩需要有一人照料，花销巨大。这批茶树的原产地印度阿萨姆邦的顶级红茶每英亩年产500磅，冬季寒冷需要提前采摘季节的大吉岭红茶每英亩年产仅250磅，这批茶树在正常降雨的年份每英亩年产300磅左右，成绩不错。

当地人虽然未被禁止种植茶树，但欧洲人一来，马上占据了适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肥沃土地，并没有给当地人留下合适种植茶树的土地。

肯尼亚独立之后，咖啡种植业禁令被取消，当地人开始大量种植咖啡。肯尼亚出产的咖啡以独特的酸味和丰富的果香行销世界。1962年肯尼亚独立之时，咖啡是最大出口经济来源，第二是剑麻，第三是茶，茶产量不及咖啡三分之一。到1969年，茶已超过剑麻，成为肯尼亚第二大出口经济来源。

茶与咖啡这一对农业经济支柱本来也许会保持这样的平衡。决定性的转变发生于1975年7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国巴西出现反季节性霜冻，大批咖啡幼苗在严寒中凋萎，导致了1976年全世界的咖啡豆原料短缺。在几个月内，咖啡价格飙升五倍，肯尼亚的咖啡种植业见到了前所未有的利润，所有人都种起咖啡。但好景不长，1978年咖啡价格回落，肯尼亚国内种植咖啡的热情锐减，产量又回到了1975年的水平。

对肯尼亚咖啡种植业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80年。《国际咖啡协定》重新实施，限定肯尼亚每年总出口配额为83000吨，远小于其实际产量。过剩的咖啡豆堆积如山，无人问津。自此以后，农民都不愿意再种咖啡，纷纷转而种植稳定增长的茶。

1978年茶叶产量按重量计已经超过咖啡，但每吨咖啡的国际采购价较高，因此咖啡的出口总金额仍然高过茶叶。但到1989年，肯尼亚茶叶出口总金额也超过了咖啡，并且再也没有被逆转过。同年，《国际咖啡协定》再次更新，规定每年的咖啡价格将依据对未来市场的评估做出，这一规定更加利于国际咖啡寡头们合谋压低采购价。2001年，咖啡采购价达到肯尼亚独立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种植的农户入不敷出。相比之下，此时肯尼亚每年的茶叶产量已是咖啡的6倍之多，采购价也逐年稳定上升。

茶是现代肯尼亚经济中一个罕见的成功。 1961年肯尼亚独立，全年茶叶产量1.3万吨，占世界总产量1%；2014年肯尼亚全年茶叶产量44.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8%。似乎无足轻重。

但1961年时，世界产茶量第一的印度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第二位的斯里兰卡则超过是世界茶叶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到2014年，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了世界产茶量的霸主，产出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茶叶，印度则变成了第二位，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但肯尼亚已经超过斯里兰卡，成为世界第三大产茶国。中国14亿人口，印度13亿人口，肯尼亚仅4600万人口，人均产茶量远超中国和印度。肯尼亚生产的茶叶95%被出口到国外，茶叶也成为肯尼亚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支柱。从2007年开始，肯尼亚超过斯里兰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这是茶叶对咖啡的胜利吗？从国家经济管理的层面而言，是的。肯尼亚茶叶发展局（KDTA，Kenya Tea Development Agency）比起负责咖啡事务的肯尼亚种植者合作联盟（KPCU，Kenya Planters Cooperative Union）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咖啡在2016年产量不足排名第一的巴西的2%，仅排在世界16位。肯尼亚的中部山区自然条件十分适合茶叶种植，一年四季每天都可以采摘新冒出来的茶叶尖。但大自然的庇佑隐含着某种诅咒，每户人家在山上种满了茶，看起来是四季不断的摇钱树，但劳动力也必须都投入在种茶上无暇他顾。

如果国际贸易秩序如果不改变，咖啡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在茶叶那里上演。茶叶供给超量，采购价越来越低，极低的收入使得茶农利润微薄难以为继。他们即便知道改种咖啡收益更高，也没法负担起更换树苗的成本。习惯了终年采摘茶叶之后，如果改种咖啡一年两收，农民们在规划日常支出也会变得很不习惯。

正如保莱诺所说，把种茶这副手铐带来的确实是英国人，肯尼亚独立后，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直接统治，但无法摆脱曾经的宗主国的经济影响。这一边，肯尼亚国内精英占据土地，剥削廉价劳动力，不思改变产业格局，过于依赖单一产品出口来赚取外汇；另一边，富裕国家希望低价享受到精致的生活，从来不会想到地球的另一边有人食不果腹地生产这一切——这大概就是全球化的月之暗面吧。

在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里，茶与咖啡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散装红茶价格极为低廉，因此家家户户日日饮茶。茶不仅是休闲、提神、会客的饮品，更是当地人重要的能量来源。因为红茶振奋精神、促进消化，倘若像中国人一样单饮红茶，非但不能补充能量，反而会造成更多消耗。

肯尼亚人喝茶都会加入大量的糖和牛奶，给茶饮赋予能量。有钱人家的做法是买新鲜的袋装灭菌牛奶，不掺水煮沸，放进上等的袋泡红茶，奶香茶香皆浓郁。普通人家则用杂货铺里买来的散装红茶碎末，每次冲完滤出来晾干，可以反复使用。牛奶是从市场里的大桶里打来的，小贩可能已经掺过水了，自己煮茶的时候还会再掺水，煮出来的奶茶无论是奶味还是茶味都极为寡淡，就只能靠加糖来补充。茶农自己喝茶都必须去工厂买散装茶。因此，茶农采摘的新鲜茶叶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背到附近茶叶采购站统一过磅，用大卡车运到工厂加工。茶农每卖出一公斤新鲜茶叶，刨去苛捐杂税，只能赚到7到8肯尼亚先令。

朱莉安总是说：奶茶怎么喝都不嫌多。一顿早饭功夫，我已经喝了三杯奶茶。说罢，她又打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上满满一杯奶茶，再狠狠地舀了两勺发黄的粗糖，把杯子推给我。主人以茶待客，客人却之不恭，这似乎是所有饮茶国度的通则。奶茶甜味过度，掩盖掉了本就稀薄的茶香，但每天早饭只有四片涂黄油的切片面包，碰到要去山上田野的日子，完全撑不到中午，于是我也学会了靠喝奶茶来储存额外能量。我把从中国带去的明前龙井给他们看，说中国人都是直接泡整片茶叶喝的。茱利安和露西各取了几片仔细研究，像恰特草一样放到嘴里咀嚼：“如此寡淡无味，怎么可能是好茶？”

我这才意识到，来到卡塔戈里之后我从没想喝过中国茶——品茶实为食物富足之后才产生的“奢侈”。茶叶原产于中国，但各地饮茶习惯又融进了各自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我以为他们奶茶加糖过度，他们也认为我原始的叶片不可能会有人喜欢。

咖啡作为饮品在当地却一直不流行。除了产量和价格因素之外，咖啡的制作和冲泡工艺都更为复杂，影响了传播。

新鲜的咖啡豆是青色的，成熟之后变红，打开之后里面是白色的浆液。野生咖啡原产自东非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人问津。传说是在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牧羊人发现羊群吃了咖啡果实之后异常兴奋，自己也去尝试，开启了人类食用咖啡的先河。但这个传说并没有同时代的书面记载，真实性存疑。关于咖啡种植和饮用可靠的书面记载大约出现在15世纪。

现代咖啡的焦香不存在于新鲜咖啡豆中，而是完全来自于烘焙。普通的肯尼亚农民把咖啡豆晒干后直接碾碎，用热水冲泡，制成“肯尼亚乡村咖啡”。未经烘烤的咖啡渣，泡水味道寡淡，酸味和苦味都尝不出来，咖啡豆的油脂析出来，漂浮起来厚厚一层，当地人又会像喝茶一样放进几大勺糖，这番折腾下来，只尝得出糖水板蓝根的味道。

有一次我去吉鲁家里，玛丽好客，特意煮了咖啡。当时还有几个吉鲁的朋友，他们端起咖啡连着咖啡渣一并喝下去。我依样灌了下去，牙缝里全是咖啡渣，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茶叶的采摘虽然四季不断，但也有生长快慢的淡旺季之分，因此工厂采购也是周期性的。到了茶叶收获的高峰，我每天晚上都可以感觉到大地的震动。我原以为是邻居家晚上的音响，但有一天，我从卡塔戈里走夜路回来，在镇口的酒吧听到熟悉的节奏，才恍然大悟。不过这地方离开我的小屋超过一公里，可以想见他们的低音炮音响的威力。

晚饭时，我抱怨说现在早有鸡鸣、晚有低音炮，每天睡眠三小时。丹尼斯却告诉我：那个低音炮酒吧可好玩了。

“好玩？”我想起文森特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茱利安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种机器，扔钱进去吐前出来。丹尼斯总是去玩。保莱诺已经骂了他好多回。”

我说起以前在内罗毕劝朋友不要去玩老虎机的故事，动之以理。丹尼斯有些尴尬，辩解道：“我一般又不会在那里玩很多钱，顶多50先令。”

保莱诺劝他都没用，我要再强求也无济于事，于是问他能不能抽空带我去参观一下。

一进低音炮酒吧，我就看见黑压压两群人围着两台型号古旧的老虎机。这两台机器没有液晶屏幕，按下按钮红灯开始旋转，圈外画着各式图案，表示奖品。这台机器和工地对面那无名村庄里的那台几乎一模一样，说不定是同一批次进口过来的。我离得远看不清，想先拍几张照片。手机刚拿出来，酒吧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着我，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音乐聒噪，众人沉默，弦就要绷断的刹那，严肃警觉的面孔突然都换回了醉酒的微笑。人们围上来七嘴八舌：“中国人真是聪明，带来这样的好东西。”“这机器会吐钱，你知道么？”“你帮我也从中国买两台这样的来吧。”他们误以为我是这两台老虎机的拥有者。我不敢回话，微笑着只想要退出去。丹尼斯朝我扮个鬼脸，帮我挡住这些醉鬼，隔开一条路，让我落荒而逃。

大概又过了大半个月，保莱诺突然告诉我，他在酒吧里听一个老汉说那两台老虎机被警察没收了：“大快人心。我们的年轻人终于有救了。政府就该像这样，有所作为。”

我苦笑摇摇头，跟保莱诺打赌说一个星期之内这两台老虎机就会回到原处，警察不过想要立个名头来索取贿赂，这些做老虎机生意的中国人深谙此道。保莱诺不信。果然，三天后，酒吧的老虎机前再度人声鼎沸。

在这次“复辟”之后，附近的镇子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装上了老虎机，我想起在内罗毕时，孙姐家中常客之中有这么一个老虎机“大亨”。他说：“做这个行当就是要向打游击战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地人醒悟过来之前就要去席卷下一个村镇。”看来这里很快就要变成被蝗虫啃完光秃秃的玉米地了，然而在这里嗅到钱的中国人远远不止这样小打小闹的游击队。

午间时分，办公室走进来两个村民。我以为又是来讨要种子，但老汉一开口就极为出乎意料：“中国草药真是好。我们肯尼亚人也一直从森林里取草药。大自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现代医药无法提供的治疗。”我问他们从哪里听说的中国草药。那村民更加兴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封面上用英文写着“中国传统草药”。我随便翻了一页，立即明白它的主题：

第102页：

我保证自己

要足够强大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搅我内心的平静，

要对每一个我遇到的人谈论健康、快乐和富有，

要让我的所有朋友感受到他们有价值，

要看到每样事物阳光的一面并且让我的乐观变成现实，

要只想到最好的，为最好的而工作，只期待最好的，

要对他人的成功抱有和自己的成功同样的热忱，

要忘记过去的错误而继续向未来更大的成就努力，

要永远带着愉悦的表情，向每一个生命微笑，

要把时间都用在提升自我上，以至于没有时间批评他人，

要变得宏大以至无忧虑，高尚以至无愤怒，强大以至无恐惧，幸福以至不允许麻烦的出现，

要把自己想得美好，并且向世界宣告这个事实——不用响亮的语词，而用伟大的行动，

要活在世界都站在我这边的信念之中，只要我忠于最好的我。

手册里也对会员制做了介绍：八星会员可以免费得到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六星会员可以免费去欧洲旅游，双金星会员则有神秘特权。手册里有十几页专门在介绍瓶装药片，售价从500先令到2000先令不等。整本手册印刷拙劣，唯有末页印着一张人体穴位图和中医有一丝丝关联。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村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们都不相信。“这真能治好病”，老汉颇有些自豪，“他们有一种可以测疾病的机器，套在手腕上，按几下按钮，就可以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按照手册对症买药，吃完再测就好了。”

我告诉老汉，所谓的“测病仪”肯定是有个秘密按钮来控制显示的疾病，测病的时候按一下，就有病了，吃完了药再按一下，“药到病除”。我告诉两位村民，这一类东西在中国早就出现了，成千上万人被骗得家破人亡，大家谁挣点辛苦钱都不容易，不要再去被骗了。年纪较轻的那个村民被我说的有点动摇了，说：“我只相信草药。这些瓶瓶罐罐的我从来不买。”

老汉仍执迷不悟，情绪突然激动起来：“集团老板在190个国家都有业务，怎么可能是骗人呢？”我心里暗笑：190个国家比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都要多。那个“去过190个国家的老板”叫Xu Tianshi，翻译作Master Xu。我顿时想起头戴道冠、手执宝剑、斩疾除病的“徐天师”。

三言两语根本不可能警醒深陷泥潭里的老村民，但我还是以最恳切的语气说：“我没有任何理由骗你，我甚至不认识你，但是这些人真的是骗人的。你辛辛苦苦卖茶叶赚的钱就这样被骗走了，我想想都难受。”

老汉不语。

回卡塔戈里的马塔图上，我用手机检索有关“TIENS”集团的信息。它的国际网站默认语言是土耳其语。根据首页落款，海外的经销总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网站另有英语、法语两种选项。

点进“关于Tianshi”页面，左边放了一张中年男子的照片，男子梳着大背头，着中山装，左手扶着下巴，露出一粒黑色袖扣。空白处大大地写着灰色的“天狮”，下面落款：李金元。我才发现集团老板的名字不是“徐天师”，集团名也不是“天师”。英文网站的介绍如下：

天狮集团于1995年由李金元先生在中国天津成立，1998年进入国际市场，2003年9月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在2005年4月正式进入美国证券交易所。

天狮集团是一家跨国集团，从事零售，旅游，金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集团业务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在11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与20多个国家的世界级企业建立了战略联盟。天狮集团通过开发健康食品，保健，美容护理和家居护理产品，为全球超过1200万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通过“为社会做贡献”的慈善理念，天狮集团相信企业的社会责任，到目前为止，已向公益社会慈善机构捐赠了10.6亿人民币。

成功管理受过教育，本地化和制度化的劳动力队伍，有助于天狮国际的战略目标。 天狮在研究，创新和专业精神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团队，其中包括50名高管和超过35％的员工有硕士以上学历。

目前，天狮正在迈入全球前500强，凭借卓越的管理体系和先进的六网交互理论，新交换与替代理论以及新超市理论等先进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试图去确证天狮集团在纳斯达克和已经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并购的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情况。但同样的“2003年9月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在2005年4月正式进入美国证券交易所”只出现天狮欧洲网站、天狮巴基斯坦网站和天狮维基百科页面，不能找到具体的股票信息。天狮集团的英文维基百科中提到，直至2008年，天狮集团在德国有60000客户；但下面两行又提出在德国直至2009年有40000客户。BBC和卫报都以题为“中国公司送6400员工到巴黎度假”报道了2015年5月天狮集团一半的员工的法国之行。据报道，这些员工将在法国消费超过1300万欧元，此行李金元还曾与法国外长会面。

“六星会员”去欧洲旅游竟然是真的？我隐隐有些晕眩。我换用中文“天狮”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天狮集团中文官网以一股清新的绿色作为主题色，但内容和英文网站大体相似，只有几处不同。中文网站只字不提在美国上市的情况，代之以商务部直销行业的列表网页，在总共80个公司的列表上，天津天狮集团名列第28位。天狮中文网站专门设有一个“党群工作”的栏目。顶部设有打击“假天狮”的声明，和所有“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天狮集团各种职务的人事通告。顶部导航栏则指向天狮的子产业：“天乐商城”，“泰济生官网”，“奥蓝际德官网”，“天狮学院官网”，“Richyone官网”。

被我误以为是个道士的“徐天师”的集团老板李金元在2016年“胡润百富榜”上名列第32位，是天津首富。

我没能说动老汉。后来他又去向保莱诺推销“测病仪”，保莱诺自然不会入坑。那本手册花去了老汉500先令，“测病仪”显然更贵。他如果不找不到别人来继续这个谎言，“投资”就会血本无归。

从马塔图车站走回小屋，我路过低音炮酒吧里，一大群青年围着两台老虎机。十年之后，肯尼亚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一定也会十分复杂。我们为肯尼亚修了公路、高铁、医院、高楼，达成了英国人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然而，中国的投机者也将黑色利益产业，像瘟疫一般，播向这片完全没有免疫抗体的处女地。

晚上，在隐隐作响的低音闷响之中，我躺在床上，脑海里却始终摆脱不了老汉在煤油灯下认真阅读TIENS手册的样子：“天狮集团始终奉行‘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公益理念，义不容辞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截至目前，天狮集团慈善及公益事业的投入已超过15亿元人民币。”

4. 佳酿

保莱诺从来只去一家酒吧。这里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字，搭在镇口一幢岌岌可危的啜马铺子二楼。我来这里总是晚上，所以从没见过啜马铺子营业的样子。

走廊漆黑，深处有五六级木台阶，不到半米宽，没有扶手，走上去才看到前面竟是一堵墙，转过一百八十度，台阶变得更窄，顶上透出微微光亮。我小心翼翼地跟着保莱诺，挨着墙边往上走。要在这里当个酒鬼，必须平衡能力超群，喝醉之后还要能够走下这样的台阶。

节能灯风烛残年，发出昏白的灯光。四张圆桌，桌板包着塔斯卡啤酒的塑料海报，十几把肯坡利牌塑料扶手椅，记住了之前客人的位置。吧台在西北角上，两面墙上酒品种类繁多，进口烈酒齐全，都落满了灰。吧台内侧为了防止酒客闹事抢劫，像监狱一样装满了铁栅栏。酒保站在里面，有客人呼唤才从吧台一侧底下的小门钻出来。

原本的开放式吧台在东侧，漆面已经剥离，朝向窗外的公路。窗框上没有玻璃，装模作样地开着，不知道毁于何时，也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两三人坐在这里，独斟独饮。他们都认识保莱诺。

保莱诺把我领向左边一桌。原本坐着的四个人纷纷起身和我握手，各自介绍。他们都是保莱诺的亲戚。这里每个人或远或近，总是亲戚。保莱诺拉开一张椅子坐下，问我喝什么。我瞄了一眼所有人的面前放的都是塔斯卡啤酒，也要塔斯卡。保莱诺喊了一声，酒侍从铁栅栏内侧开了锁，把自己放了出来，拿来四瓶塔斯卡。

酒侍躬身帮我起开瓶盖：“想不到中国人也喜欢喝塔斯卡。”每个人面前的塔斯卡空瓶上全是磨痕。

“比起这里别的东西，塔斯卡算不上太坏。”我说。

一桌子人都笑了起来。我举起酒瓶向众人致意，拿衣服一擦，对着瓶嘴猛喝一大口。

众人跟我寒暄几句，问我对这里生活习不习惯之类的，我抱怨了公鸡凌晨三点开始打鸣，每天都是吃不完的乌噶里。保莱诺说起我以前在内罗毕工地，对肯尼亚并不陌生，但其他人好像对那个项目具体的位置争了起来，保莱诺转用恩布方言开始解释。我一句都听不懂，从众人的表情来分析，好像是听明白了，但话题已经发散，酒桌的“官方语言”再也没有切回英语。

五分钟前，所有人还在为这个小酒吧历史上迎来的第一个中国人激动不已，现在却没有人在意到我的存在。在欧洲的时候，但凡有不懂本国语言的朋友在场，大家都会自觉地切换到英语，以示尊重和礼貌。普通的肯尼亚人英语都说得很好，但他们喜欢说部落方言和斯瓦希里语，在其中夹杂英语单词。

我百无聊赖，抓起旁边椅子上摊放的《体育周报》，凑到眼前一看，全是斯瓦希里语。不过世界足球迷率先大同：西甲、英超、意甲，皇马、曼联、米兰。很快就看完了能懂的部分，我开始抬头四处张望，研究酒吧各个角落的细节来打发时间，顺带捕捉一些谈话中的英语碎片。酒保继续把自己锁在柜台后，无所事事。厕所木门跟好莱坞西部片里一模一样，进出回弹，散发出阵阵尿骚味。

狭窄的木楼梯走上来一人，往我们这桌过来。“这是我二哥。”保莱诺向我介绍。二哥认为和我在鲁年杰斯镇上有一面之缘，但我这些天见过的新朋友太多，实在记不太清，只好敷衍过去。

此时除了二哥刚来，其他人都已微醺，讲起前几天“肯尼亚独立日”，恩布选区的部长开着陆地巡洋舰从内罗毕回来参加庆祝仪式。突然间群情激昂，又全部转说恩布方言。我让保莱诺给我解释一下。众人换讲英语都是些平淡的抱怨，反倒不如他们讲方言时候热闹。

又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抱怨起政府新安装的水表来，走数特别快，民不聊生。大家又激动起来，又开始用当地方言讲了起来。我放弃参与他们讨论的希望，走向那个有着西部片自回门的厕所，两扇木门如假包换地发出“吱呀”一声，不锈钢的小便槽光可鉴人。

我回到桌边，酒保正提着篮子，把新一轮的塔斯卡一瓶瓶放在桌上，再一瓶瓶打开，堆着一脸温吞的微笑应对已有八分醉的众人胡言乱语。我很好奇，问他每天都要应对各路酒鬼有何感想。他还是那脸职业微笑：“老板给我发工资，不就是让我来做这个的吗？”

摇摇晃晃走出酒吧已经是十点半，我建议保莱诺和我一起走回去不要开车了，喝了六瓶啤酒，即便按照肯尼亚标准，都不适合开车。回去的土路一片漆黑，就算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夜里视线不好都极有可能出状况。

“我能开车，没问题。”所有酒驾的人都有过多的自信，但保莱诺沉吟片刻，“但你说得有道理，那么我们走回去吧。我稍微把车挪个位置过夜。”

酒后还能控制膨胀的自我，难能可贵。这时候，我脚下一不留神，踩进半米深的暗沟里。保莱诺一看身边没了人，回头来把我从沟里拉起来。他让我到马塔图车站下头的岔路口等他，他准备把车停到那个棚子底下。

我摇摇晃晃走上坡，马路对面的市场已经空空如也，空地中央一杆两米粗的灯柱，足足有三十米高，顶上八盏LED大灯是小镇上唯一的照明。白色的灯光亮得刺眼，直径两百米的圈内，黑暗被驱散。

等我走到坡顶，其余五人早已挤进了二哥的小丰田里，停在岔口上等我们。保莱诺把车停下熄了火，和我步行回去。二哥见状下车来问。保莱诺解释了一番，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保莱诺是新司机，喝了酒开车不行，二哥是老司机了，没问题。来，上车。”

我心中叫苦不迭，一时又想不出如何说服这一车“老司机”而不冒犯到二哥的车技和尊长的地位。我望向保莱诺，希望他找个好的办法开脱，但他也笑嘻嘻地示意我上车。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没有问题，那我就接受——这是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原则。如果我继续坚持，他们也只是会说一句“这里是肯尼亚，是非洲”，接着热情地把我塞进车里。于是，七个人挤进了一辆微型五座丰田掀背车里，我挤在后座五人中间。车开上土路，左摇右晃，雾气蒙住了车窗。

第二天我刚起床，平常一直睡懒觉的保莱诺已经在客厅里吃早饭了。他早上6点就把斯妲莉开回来了，准备带我一起去肯尼亚山森林保护区内部。

“你看我现在天天忙着让村民种树，想象得到我曾经是个工程师吗？竟然已经过了17年了。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专业是机械工程，在一家印度人公司找到工作，每周上班六天，你猜他们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在肯尼亚的印度公司素以工资极低恶名昭著，但大学毕业的专业工程师是稀有人才。我记得以前工地给乔的工资超过30000先令，猜25000先令。

保莱诺听了哈哈大笑：“12000先令。你在内罗毕生活过，应该知道12000先令什么都做不了。这份工作我做了两年，因为外头都有很多人连工作都没有。后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什么都得不到。”

离开印度公司后，保莱诺去了内罗毕一家美国公益组织。他在那里呆了五年，在联合国内罗毕总部进修了一系列课程，但他对这段经历谈论得很少，我只知道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持GPS是那份工作给他留下的。

十年前，保莱诺回到老家，创立了自己的环保组织，致力于恢复肯尼亚山中被砍伐的森林。但在2015年之前这个组织一直是以“团体”的形式注册的，直到2015年保莱诺从英国国际树木基金（ITF，International Tree Foundation）得到足够的资助，才成为一个正式的非政府组织。

说起这一升级，保莱诺充满骄傲。我后来才参透其中奥秘：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在接受海外物资援助的时候，可以享受免关税政策——他只需要提供一份使用这些物资的计划书，也许再加上一些给经办人员的小费。

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和物资计划书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保莱诺会在互联网上找到英国圣公会对外援助部门的电子邮箱，详陈他的种树组织在当地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未来需要的物资规划。而教会每三个月给保莱诺发来一份电子目录，列举了供挑选的捐赠品。保莱诺从目录中选出正好装满一个集装箱的物资，于是他只用支付这个集装箱的运费，就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物资。办公室里的台式电脑和打印机、茱利安和菲利普的笔记本电脑都是来自教会的援助物资。

集装箱运达蒙巴萨港口，报关通过后，由卡车陆运至维多利亚湖畔耐瓦沙（Naivasha）的港口，保莱诺和菲利普一起开皮卡车去接货，装满整整一货斗的物资，再用12小时回到卡塔戈里。

我帮保莱诺卸过一次货。夜里九点，我们四人上上下下跑了一个小时，才把所有的东西装进仓库。一车东西价值连城：

刚开封只用过一次的惠普打印机2台，05年生产的戴尔台式电脑3台，手动除草机1台，山地自行车1辆，全套测量工具3箱，新式液压农药喷洒器2个，彩色电视机1台。

除此之外，还有十多个胶条封住的纸箱，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好东西。这些东西来得太过容易——许多非盈利的“公益”组织也就此成为商人逐利的伪装。我讲起保莱诺在这里做的事情，当地朋友纷纷嗤之以鼻：不过又是一个借公益之名、从中渔利的混蛋。

刚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随着我对保莱诺越来越了解，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假借公益之名谋取私利。我读过他的账目明细，每一笔支出都有明确的记录，ITF每个季度都会审核组织的财务报表。保莱诺深知公众形象是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最重要的资本，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失信于人，那么他十年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正因如此，保莱诺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他无时不刻都在精心维护组织的形象，尤其是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我最初写邮件联系组织的时候，他回邮件用的全都是茱利安的名字——茱利安是项目经理，理应掌管日常事务，而保莱诺作为委员会主席回复邮件就会让组织在国际志愿者眼里显得太小、太不正式。我还记得到这里第一天，保莱诺向我介绍了大姐露西，并带我参观了他父亲的老房子，逐一介绍了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和一屋子亲戚，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同住在房子里的茱利安是他妹妹，只是模棱两可说了“家里人”。他讳莫如深的态度曾经让我以为茱利安是他的“小老婆”，后来菲利普无意中说起，我才知道茱利安就是保莱诺的妹妹。保莱诺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让组织显得更加正式，避免给我留下家庭作坊的印象。

我相信保莱诺的另一原因是：他和乔一样，大学毕业，头脑灵活，靠做其他事情已经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在屋前屋后种了各种经济作物，根据每年的采购价调整种植配比。他也是个专业的蜂农，去韩国首尔参加过世界蜂农大会，系统学习过各蜂种在非洲的适应性。当地养蜂颇为小众，因此蜂蜜的利润稳定。他一半的时间会留在内罗毕运营他的另一个组织，给别人做项目咨询。去年，他在内罗毕郊区买了块地，造了三层楼，总共十五间房间。自己一小家人在二楼住三间，留两间给志愿者，其余的十间出租。他算过帐，买地造房子的成本五年就可以赚回来。

保莱诺在我遇见的肯尼亚人中独一无二。他不仅在肯尼亚这套系统里游刃有余，也具备真正的国际视野。我尤其对于保莱诺能够通过互联网做到的事情深感佩服：他给波兰驻肯尼亚大使馆写邮件，得到了波兰政府对外援助（Polish Aid）立项，波兰大使也亲自来现场种了一棵树。去年组织升级的关键资助方英国国际树木基金，也是保莱诺在网上找到曾为国际树木基金工作、长居梅鲁的一个叫保罗的英国人作为中间人促成的。

保莱诺隔三岔五就在“阿里特快”（Ali Express）上从中国海淘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从中国网购超手电筒、头灯和头盔，在凌晨进山采蜜的时使用。他还在阿里特快上买了一个加固抗摔的砖头手机，这个手机上有30天续航，可以一键开启手电，甚至有一个USB口可以当充电宝给智能手机充电。他也用过“阿里巴巴1688”，想在上面批发一些手电筒，但总觉得阿里巴巴的界面设计和名字都让人难以信任——当地基督徒的俚语中把屡屡在肯尼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的索马里青年党乃至所有的索马里裔穆斯林都称为“阿里巴巴”。

我告诉他，阿里特快是阿里巴巴的在2010年成立的一个针对海外市场的子品牌，阿里巴巴在中国国内是公司之间大批量订单为主，阿里特快在中国国内对应的产品叫做淘宝。这几家公司都隶属于阿里集团。2014年阿里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马云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保莱诺听得很仔细，立刻敏锐地嗅到了关键：“阿里集团有社会责任部吗？像西方国家的大企业都很讲社会责任。如果你能帮我找到阿里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或许我可以写个邮件给他们。”

他正准备从中国进口一个压制煤球的机器，他每次开车往返内罗毕时，总会注意到沿路的稻农把米糠堆在路边焚烧，既污染空气又是极大的能源浪费。在卡塔戈里附近的山里，人们有很多细枝枯叶，平时也是堆在一起焚烧，没能充分利用。他在阿里特快上看到一种能把这些细碎的燃料通过高压制成紧实煤球的机器，这种机器在肯尼亚没有，只能从中国进口过来，但厂家提供的运输方式过于昂贵，所以保莱诺一直没有下单，他想通过我找到中国的工程公司运输材料的集装箱里空余的一角。

这台机器是为他即将在恩布创立的第三个公益组织准备的。“当地的年轻人，通常上完九年级，就要去谋生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技能，所以什么都做不了。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个小地方有什么工作留给年轻人呢？马塔图售票员？威骑威骑（vikiviki）司机？于是他们就去喝酒、赌博，到底应该责怪谁呢？”

保莱诺总能在现实的灰暗中发施展的空间：“我生于斯长于斯，如果我都不来关注这里，不管这里的环境，不管这里的孩子，那么还有谁会来关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呢？所以我想要创立一个职业学校，教年轻人现代社会的基本技能，至少要学会用电脑上网，了解外面的世界。你可以想象吗？这里很多人还不会用ATM机，每次取钱都要去柜台。”

他设想中的学校将是免费的，所以一方面他必须寻求更多的资助，另一方面他希望这台煤球机能够赚钱：“我把压好的煤球卖给当地的村民，可以赚到一点经费。但更重要的是，村民减少对于木柴的需求，不再需要上山砍柴了，也就间接地保护了我们的森林，所以我想从波兰人那里申请到买这台机器的资金。”

保莱诺身上最为罕有的品质是完全开放的心态。他总是很认真问我在其他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外界充满了好奇，总能迅速做出回应。在肯尼亚，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观察者，唯有在和保莱诺交流的时候，我才会感到自己无时不刻也在被观察。他总能洞察到真正的机会：除了保莱诺以外，所有我认识的肯尼亚人都认为我走私中国手机和他们合伙卖一定能赚钱，但保莱诺认为这已经是一项竞争残酷、海关严管的生意。他说：“如果你想在肯尼亚做生意，我建议你进口一批通过太阳能充电的LED灯，肯尼亚还有这么多农村没有电网覆盖，到了晚上就只能点煤油灯或者烧蜡烛，既不经济又不环保。你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向中国的大企业寻求资助，在肯尼亚减免关税，把电灯带给真正需要的人，几乎没有人在肯尼亚做这个，而这比起花里胡哨的智能手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比钱更重要——这虽然是保莱诺精心营造的公共形象的一部分，也源自他真实的初心。

我们开着斯妲莉接到了吉鲁，又调头开回公路，钻进一条我从没去过的土路，在山壁上来回爬升，干燥的土路对于这辆小车丝毫不构成问题。最后我们开进了伊浪基森林保护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到肯尼亚山森林保护区里。与外面漫山遍野的茶树相比，这里面都是原始森林的参天树木。我的植物学进步缓慢，完全分不清这些树种。保护站是一片营地，驻扎着肯尼亚森林部（KFS，Kenya Forest Service）的工作人员。保莱诺把车停在进门不远的岔路口边，带我走向左手边一幢“凹”字型的水泥平房。一个穿着军绿色制服的高个子护林官走了出来，他上前来和我们握手。保莱诺向我介绍，姆望基是我们的组织和肯尼亚森林部合作的主要对接人，他会负责从头至尾指挥村民在现场种树。

我想起以前项目生活区保安叫姆望基，是基库尤人，问护林员是否来自同一个部落。

“哟，你还听得出我的口音吗？”姆望基啧啧称奇，“我是分不出中国人的英语口音的——因为我之前见到的中国人都压根不会说英语。前两年在森林保护区里，有个中国人承建的水利项目，有一个中国人特别喜欢跑到保护站来赌博，我们只知道他叫李，这家伙真是喜欢赌，只要一有空就跑过来。我们都怕了他。有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来参与赌局。”

“那个人叫什么呢？哎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总之也很喜欢赌。对了，他叫Kumagiri，这是中国人的名字吧？”我告诉他那应该日本人的姓。姆望基也搞不清这里为什么会有个日本人，反正李和Kumagiri都不会说英语。今年早些时候，项目完工，李回国去了，Kumagiri也不知所踪，背后的故事都已无从考证。

接下来的话题都与我无关，姆望基转用斯瓦希里语开始和保莱诺和吉鲁交流，我坐在一旁长凳上，一句都听不懂，他们也丝毫没有转用英语讨论的打算，每次到了这个环节，我就会起身开始四处闲逛。

我先是走到营地西侧尽头的生活区。这里立着几顶巨大的帐篷，鸟语花香。营地的东侧有一条小路，通往森林之中，半腰上有一幢小木屋，屋前铲出一片平地，种了些常见的蔬菜。再往前走，便无人烟，四面八方都只剩下巨大的杉树。据说这一带如今常有象群出没，过去还有豹。我的双眼在大自然里十分迟钝，只能观察到树梢停留的颜色鲜艳的鸟。

走了二十分钟，小路渐渐模糊不可辨认，我没带GPS也没带水，怕回去走岔了路，开始往回走。经过大门，外面一群放学回家在路边玩耍的小学生突然发现了我的行踪，开始高喊：“姆宗古！姆宗古！”他们派出两个“斥候”，迅速回村报信，剩下两人看住我，以免我逃跑。不一会儿，附近村子里的小孩都被召集而来，聚在门外的土包上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不敢走进森林站，大大方方地站在里面盯着他们。

我显然盯不过这么多双眼睛，想要扭转颓势，便指指自己说：“咪咪，姆宗古。”又指指他们：“喂喂，哇托托。”这四个斯瓦希里单词并不能组成句子，但准确地传达了信息：我知道他们在喊我外国人，我也知道他们是小孩子。

咒语一旦不再神秘，也就失去了力量，孩子们一哄而散。我得胜而归，发现保莱诺三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谈话。我只好开始阅读告示板上陈年的告示。最近的一条是由肯尼亚红十字会发起的“种树马拉松”活动，计划在一小时内在肯尼亚各地种下总计500万棵树，打破在2014年9月在菲律宾由TreeVolution创下的一小时种树229万棵的世界纪录。种树的日期订于11月5日，国际媒体上也进行了预热宣传。

不知不觉间，保莱诺已在身后，看到我正在研读告示，他对姆望基说：“这是我们的组织参与种树马拉松的主力。橙一直在用别人的树，现在是他帮别人种树的时候了。”

姆望基问我打算种那一个小时里几棵树，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吉鲁说：“这家伙可以种一百棵。”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种，但觉得自己能种上十棵已经满足了，可能还要事先练习几次。但他们显然不在乎我怎么想，一会儿说我至少可以种三十棵，一会儿说我可能一棵都种不好。或许他们根本没打算让我种树。

回到卡塔戈里，日近黄昏，我们还是到那家酒吧坐下来喝了瓶塔斯卡啤酒，先把吉鲁送回家，再折回。我不明白为什么保莱诺今天要执意把车子开回高坡上的院子里。“你不了解肯尼亚，这里有人见到后视镜都要拆下来偷去卖钱。”他让我去找露西要钥匙，打开院子的两道大门。这里确实有太多我不了解的事情：为什么把坡修这么陡？还要在坡上安两道铁门？为什么有时候车可以停在坡底下，有时候可以停在镇上过夜，今晚却偏偏要开上去停在院子里？

但车是保莱诺的，院子也是他的，所以拿主意的也是他。我伸手到门洞那边取下挂在门栓上而没有扣上的锁，打开大铁门上供人走的小门。这也是我永远不能理解的“肯尼亚设计”，既然门没有锁，而且家里有人，为什么要在里面挂上一把锁来假装门锁上了？我常常和茱利安开玩笑说，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先去镇上买十把锁，把家里所有的门都锁上，然后把钥匙扔到河里去。

我打开了大铁门，保莱诺往后稍微倒了几米，开始冲坡。这辆小排量的微型车几乎不可能冲上如此陡坡，但这个陡坡又好像为这辆97年的小车量身定做：如果每个步骤都分毫不差，那它恰好会在到达坡顶的瞬间耗尽最后的速度。进坡的速度要足够快，但又能够保持足够的操纵空间顺利通过第一个向右的急弯，通过第一扇铁门之后，要在恰当的时间从二档换回一档，这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步——换档间隔太长、换档之后油门衔接不当、换档时的车速太低都会导致熄火。在这样的坡度上熄火之后，没有任何再启动的可能性，只能小心地沿着弯道倒回底下重新尝试。

保莱诺的第一次尝试：刚通过第一个铁门，在物资仓库门口就熄火了。他缓缓倒回去底下，再行尝试：甚至没有通过第一扇铁门。第三次尝试最为接近：离开第二个铁门只有不到五米的时候，保莱诺一犹豫，油门稍松，车子又熄火了。保莱诺拉紧手刹，车子仍在缓缓向后下滑，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我为什么不把铁门完全打开。我回头一看大门确实没有完全打开，但已经有一个半斯妲莉车身的宽度了。我没有争辩，把大门推到最开。他松开手刹，慢慢地把车倒回坡底。

我在上面等了五分钟，迟迟没有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走下坡去看。保莱诺正坐在车里，打开灯四处检查。“我点不起火了。”他转动车钥匙，斯妲莉呜呜一响。保莱诺刚才这三次尝试，发动机超载工作，现在触发了过热保护，正在降温。

我坐在路边等待发动机冷却，远处的酒吧播着喧闹的音乐。过了不到十分钟，保莱诺再次尝试启动。发动机“嘎嘎”两声，还是没有从刚才的虚弱状态中回复过来，在这个缓坡上无法启动。我们决定把车推到前面的下坡路段尝试启动，保莱诺控制方向盘，我在后面推车。斯妲莉推起来轻飘飘的。车子往下溜的过程中，保莱诺成功启动，但这条狭窄的山路要到前面一公里才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够调转车头。

我劝他不要再尝试开上去了，至少今晚不要再“伤害”斯妲莉了。他同意了。虽然他经常停在坡底，但他还是问我：“你说我停在这里，旁边车过得去吗？”我建议他把斯妲莉稍微开上坡，只留一点点车尾在外，这样就不会挡到路。

我们把车停好，轮子下垫了块石头以防止溜坡。我重新锁好大门，回到院子里，已经折腾了快一个小时。保莱诺和我道了声晚安就回房间睡了，显然也是身心俱疲。第二天，什么都没有被偷，斯妲莉还静静地等在那里。

植树的日子一拖再拖，先是改为9号，后来又无限期拖延下去。本来准备去种树的周日一下子无事可做，保莱诺回内罗毕去了。吉鲁则带我去品尝他们一直提起的“当地啤酒”。“卡鲁古”（karugu）是当地村民私下酿造的传统果酒，在甘蔗汁发酵的过程中加入蜂蜜制成，其实根本算不得啤酒。但当地的年轻人更喜欢在酒吧里喝真正的瓶装啤酒，所以也卡鲁古也一般是自酿自饮，不在市面上买卖。

保莱诺每年都会委托一个远亲酿卡鲁古，他住的村子离公路有十几公里远，吉鲁叫了一个相熟的摩托车司机来送我们过去。颠簸了快半个小时，终于到了远亲家里，吉鲁嘱咐司机过两个小时来接我们。远亲大叔约莫五十岁年纪，招呼我们到主屋里先坐，喝了杯奶茶就进入正题。大婶从厨房水槽底下搬出一个大玻璃坛子，里头浑白的卡鲁古上下分成了三层。

大叔扛起酒坛，领我和吉鲁到边上一幢造了一半的小楼里。砖墙都已经砌好了，只是还没封顶。进门的一间看样子像是个客厅，地面还没浇水泥，角落里放了一叠白色塑料椅。接着客厅的小间是个厨房，烟道已经修好了，但窗框上结了蜘蛛网，说明工程最近没有进展。大叔走进厨房另一边的两间介绍道：“这是两间卧室，现在没钱啦，等有钱再刷墙。”

我们从椅堆上分出三张椅子对面坐下，把酒坛放在中间，大叔给我和吉鲁每人一个充满水渍的玻璃杯，打开酒坛的木塞，给我倒了第一杯。浑白色的酒浆在搬过来的路上经过振荡已经混合，但上面漂浮着一层深褐色的固体，顺着瓶口流到我的杯子里。我端起杯子观察了一阵子，实在分辨不出这究竟是什么物质，便打断正在用方言聊天的大叔和吉鲁。大叔言简意赅：“蜜蜂。”我以为他混淆了蜂蜜和蜜蜂：“我以为这酒是用蜂蜜酿的……”大叔用方言给吉鲁解释了一通，吉鲁再转告我：“这酒制作的时候是把捣碎的蜂巢加进去的，但如果正好有蜜蜂在蜂巢里，就也……”我仍在打量杯中的深褐色碎块，看不出任何翅膀或者腿的痕迹。两人举杯，一饮而尽。吉鲁把渣吐在了地上，大叔嚼了几下。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亚马逊雨林做田野研究时，被部落原住民当做尊贵的客人奉上鲜活的虫子。他一顿思想斗争之后，一把接过虫子吞了下去，他称之为人类学家的“第一课”。我想已经被捣碎的蜜蜂残块总不至于在肚子里蠕动，也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卡鲁古入口微酸，像米酒，但又有点碳酸饮料的刺激感，甘蔗和蜂蜜本来的甜味发酵之后一点都尝不出来，酒精度数高低也分辨不出。大叔见我一口饮尽，笑呵呵拔出瓶塞立即给我满上。这杯里的棕褐色物块少了许多，我用手取出一小块仔细观察，应该只是捣碎的蜂巢而没有蜜蜂残骸。

赤道午后的阳光没有屋顶的遮挡，直直射在头顶。他们两个人说说笑笑，我听不懂，只能靠在椅背上晒太阳。后来他们两个也不说话了，和我一样晒起太阳，偶尔从地上拿起卡鲁古酌一口。肯尼亚农村里的慵懒，是男人的特权，女人日夜不停地操劳家务。家务之外，育苗所里的村民绝大多数是女人，茶山上摘茶的也多是女人，镇上市场里的摊贩也都是女人。与此同时，镇上的酒吧里全是男人，村口坐着晒太阳无所事事的是男人，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嗜酒如命好吃懒做，马塔图司机和售票员绝大多数是男人，四处可见的骑摩托车载客的也都是男人。男人还会去城市里打工。因为肯尼亚没有轻工业和制造业，女人进城打工只能当保姆或者店员。在农村里，造房子是男人的责任。这样一个占地大约40平方米的平房，只需要5万先令购置基本建筑材料，但是5万先令对于村民的收入不是一个小数字。有一点余钱就造一点，房子是农村人的储蓄。

大叔让我评价一下他这次酿的酒，我说酒虽好喝，但是如果能够滤渣就更好了。大叔哈哈大笑：“但这就是‘卡鲁古’啊。”

5. 哈库那

鲁年杰斯的邮局就在主街上，没有人会错过。两个窗口只有一个开着，两个四十岁模样的欧洲人刚寄完包裹，转身看到我稍有些吃惊。他们对我微笑示意，跨上门口的摩托车飞驰而去。茱利安才开口说：“你的姆宗古兄弟。”我反驳道：“你不是知道我不是姆宗古吗？我是中国人。他们才是正宗‘姆宗古’。”茱利安习惯了这样的绊嘴，笑着摇摇头如实以告：“那两个是德国人，在附近的村子里办学校已经十年了，都娶了当地人为妻。”欧洲人的殖民固然给非洲带来了苦难，如今也不有投机分子打着“公益”和“援助”的旗号在非洲牟取利益，但也有像这两位德国大叔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放弃故乡优渥安定的生活环境，默默耕耘在千万里之外的非洲角落，以异乡为家，为了这些和自己本无关联的人们默默奉献。

窗口大妈把包裹装到一个麻袋里，扔到一边。她一听说我是中国人，就说：“你的‘兄弟’在我家附近修水利，经常来我家买菜。我在田里种了‘bai chai’，是这么叫的对吧？还有一种，哎呀，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你们中国人吃的青菜真小。你要不要也来买一点？我就住在……”我急忙回到正题：“咳，那个，我是来寄一封特快信件到澳大利亚。”大妈停顿了几秒钟，像在消化“澳大利亚”这四个字。我怀疑这是这个邮局的历史上第一封去澳大利亚的信件。她自言自语着“澳大利亚”，从抽屉里掏出一本几百页厚的彩色手册，从第一页开始翻起，每一页从上到下逐行检索过来，然后再把右手食指放到舌头上舔一舔，拈起页角翻开下一页。

在肯尼亚，大型跨国快递，比如FedEx和UPS，都只在内罗毕经营业务，DHL分布稍广，但最近的网点也在三十公里外的恩布。邮局效率虽低，好在镇上就有。我和茱利安就站在窗口外看着，不敢作声——按道理澳大利亚以A开头，应该排在最前面几个国家才对。翻了快三分钟，大妈还没找到往澳大利亚寄一份特快专递文件要多少钱。我按捺不住，正准备告诉她我在肯尼亚邮政官网上查到的价格。她却突然停住匀速检索的食指，慢悠悠的说：“嗯。找到了。澳大利亚……”又没有了后文。

我把头伸上前，看到那一页上有两张表格。第一张表格把国家按距离分成六个区域，第二张表格对应每个区域的重量阶梯费用表，以0.5千克为单位递进。大妈很认真地在那里琢磨这两张表的用法，我离远几步轻声告诉茱利安，让她委婉地告诉大妈在第6区里面找到澳大利亚，我就寄几张纸，肯定不足0.5千克，所以在第二张表里找第6区最低一档邮资就可以了。茱利安上前用斯瓦希里语指点了大妈一番。大妈似懂非懂，到第6区那一行里又开始找第6档的邮资。“不不不，你看，第六档是3千克，我这几张纸哪有3千克？第一档就对了，4300先令。”我们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龙。大妈摘下老花镜，若有所思地看着表格。她递给我一张地址贴纸，但我一不当心把回邮地址写错了，又得重写。她掏出一个邮政塑料袋，把地址贴纸往上一贴，就要我把文件放进去。我问大妈有没有信封，文件很重要，这个塑料袋看起来不怎么牢靠。我付了4300先令的巨额邮资，邮局却连一个像样的文件信封都没法提供。

跑遍了小镇，我终于买到信封回到邮局，把文件交给大妈，她却一脸无奈地告诉我，邮局的电脑坏了，现在没法把快件信息输入进系统，只能下午再试试看。此时我们已经在邮局耗了快要两个小时，身心俱疲，大妈不忘补充一句：“一定会寄到的。别担心。”斯妲莉不知道从哪边开过来，停在路边。保莱诺摇下车窗，问我怎么寄了这么久。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正要去梅鲁办事情，之后就直接回内罗毕了。他留了一项工作给我做，已经跟茱利安交待过了。

到了办公室，茱利安叫我打开一张表格，打印三份，再告诉我下一步。10秒钟之后，我打印好了，便问她下一步是什么。她让我把填写了内容的单元格清空，只留下表头，再打十份出来，这次花了我30秒的时间。我问还有什么事情要要做。她说，没了。

没了？我折腾了两个小时才寄出一封快件，却花一分钟完成了今天的工作。我回过神来说：“为什么世人总是抱怨‘工作过度’（overwork），而没有人抱怨‘工作不足’（underwork）呢？”茱利安没有听过“underwork”的说法，笑得前俯后仰：“你是志愿者。我们不能把志愿者弄得太累了，否则我们这些全职的人就要‘underwork’了。”但茱利安接下来的半天很忙。五个村民想要申请一个援助基金，但不会写文书，来找茱利安帮他们起草项目提案书。二十多页表格，茱利安一边问一边手填。我跑到旁边的小店里买了几瓶汽水，坐在办公椅里，拿手机看《西行漫记》打发时间。

到了下午四点，茱利安还在帮村民写企划书。赶在邮局下班之前，我前去确认一下包裹是否已经寄出去。大妈还在原地，我的包裹还是扔在后面的桌上，电脑也还没有修好，但她向我保证，晚上会有“专员”来取邮件送到内罗毕，上飞机前会把信息输入电脑，一定不会有问题。我现在已经知道，人们信誓旦旦“一定没问题”就肯定会出现无穷无尽的问题，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英国人大半个世纪之前留下来这套邮政系统。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大妈又一次邀请我去她家买白菜，如果我想尝尝，她明天可以带几颗来。

回到办公室，茱利安已经在收拾东西了，让村民明天再来。我们去加油站打了煤油，又在市场上买了一个新的全铜水龙头，想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卡塔戈里，被塞进了一辆已经起步正准备出发的马塔图。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每一辆马塔图都严重超载。这里所有的马塔图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丰田HiAce货运版，在原本的货仓里安装上四排座位，椅背竖直与地面成严格的90度，每个人的膝盖都顶着前排椅背。在日本，HiAce的乘用版本搭载人数15人，但这一番改装之后塞进20人稀松平常。售票员还会准备三块木板，架在座位之间的过道上，又可以多坐三人。

阻挠他们塞进更多人的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更多的乘客，但到底要超载多少人才算及格，并无定说。在高峰时期，至少要动用一块木板，售票员才达到心理预期。但在下午两点这种时段，等待时间的机会成本更重要，开上路说不定还能在路边拉到乘客，总比干等强，一般每排座位都坐了人就会走。在内罗毕，我只是偶尔和朋友坐马塔图，加起来也就十几次。但在这里，马塔图成了我和茱利安日常通勤的工具。我坐过最为疯狂的马塔图足足可以塞进25人，单是副驾驶位置上就坐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骑在手排挡杆上，司机熟练地在此人裆下换档。“塞进”这个词其实不够准确，因为售票员大半个身子是探在车外的，另一个乘客也有同样的好功夫，应该也是马塔图售票员，正在车外享受“同业联盟优待”，免费搭乘马塔图。

鲁年杰斯到卡塔戈里的价格也不是固定的，同时取决于乘车时间、售票员心情以及他们有没有老远就看到我这个姆宗古。早晚高峰的时候，短途接驳需求旺盛，马塔图会在相邻的小镇之间往返。这时候，20先令就可以从卡塔戈里车站到鲁年杰斯车站。但非高峰时期，这些马塔图都开始在更大的镇子间跑长途，比如“梅鲁-内罗毕特快”在中间只停恩布、提卡。这种时候，要去太近的地方就很困难了。

鲁年杰斯是个大镇，这里总有车向北开，回卡塔戈里在路边停一下就是了。但要在卡塔戈里上车就很难了。我经常和茱利安等在茶叶采购中心的路边等车。停下来的车倒不少，但是去内罗毕的长途车，一问得知我只坐几公里，无利可图就扬长而去。“哈库那马塔图”（hakuna matatu）——没有马塔图。自从学会了这个句式，我能用斯瓦希里语造句的数量急剧增加。动画片《狮子王》主题曲里反复唱到“哈库那马塔塔”，是斯瓦希里语中“没有烦恼”的意思，只换了一个音节，就代表充满了烦恼。这时候就算等到了愿意搭我们去鲁年杰斯的马塔图，通常车费还会上涨5到10先令，把我们丢在公路边，而不愿意拐进镇子里去。

比起售票员人数、时间和票价建立起来的复杂数学模型，马塔图司机需要考虑的事情就简单得多：怎样以最快速度把车从A开到B而不被任何一处警察设的关卡拦住，衍生出来的驾驶技巧可以写成一本《如何彻底忽视道路安全》：

第一，永远把油门踩到底；第二，当前方有汽车/摩托车/驴车阻挡的时候，直接开上对向车道，如果会车距离太近，继续加速直至对面的来车减速到停止；第三，当售票员敲车顶发信号停车时，立即把刹车踩到底，不需要考虑周围情况靠边停车上下客。

车上诸多位置之中，副驾驶最舒服。这个位置默认坐两个人，有独立开关的车门和车窗，而且不用一直起身让别的乘客上下车。有时候，别人看副驾驶是个外国人，甚至会让我独享这份尊贵。但这个位置同样也是最危险的座位，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没有可以抓住的把手，车门锁通常已经完全失效，靠一根铁丝把窗框和B柱固定在一起。我每次坐在这里都会想起露西眼上因为车祸受伤还未痊愈的伤疤。所以司机更为依赖车内后视镜上的挂件来保佑行车安全。比起中国人挂佛珠、毛主席像或中国结，马塔图司机的挂件涵义让人难以捉摸：童鞋，塑料运动手环，光碟的，再挂一个后视镜。

今天这辆马塔图里头贴着一些乘车安全公益宣传：“不要再沉默。如果你觉得马塔图司机在危险驾驶，大声说出来，其他乘客也和你一样害怕。”配图是漆黑路面上一具面目不清的尸体：“这是丽莎，22岁。她死于一场马塔图车祸。不要成为下一个她。”我始终没能大声说出我的害怕，倒不是因为勇气不足，而是担心一个姆宗古的害怕反而激起司机的虚荣心，更为疯狂地展示他的车技。

我们在卡塔戈里下了车，拉客的摩托车司机都知道我就住在附近，不再迎上来拉客。他们也不再喊我“姆宗古”，而是远远地看着我叫“Chinese, Chinese”。我告诉茱利安刚才在马塔图上看到的公益广告，她笑着说，这就是肯尼亚，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茱利安一直想买辆车，为此还想问我分期贷款的事情。她出过一次摩托车事故，所以现在不太想坐摩托。但她不会开手动档的车子，所以保莱诺的斯妲莉和皮卡她都开不了。她给我算了一下一辆2010年前后上产的自动档丰田二手车只要70万先令，她每个月可以省下15000先令，加上之前存的钱，三年就可以还清给我。我笑笑，说自己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她可以问银行去借。她摇摇头，说银行利息太高，她还不起。

我们在茱利安的小店放下煤油，取出我白天藏在角落里充电的电脑和充电宝。家里已经停电三天了，茱利安的二哥在肯尼亚电力局工作，特别找了人来修，所以卡塔戈里镇上昨天恢复了供电，但今天一早山下的邻居说是不当心把电线杆当树砍倒了，匪夷所思。我还没来得及给我那一大堆电子产品续命，又停了电。露西去了内罗毕，小店交给茱利安的朋友代看。“哈库那斯蒂马”——担心电子设备没电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最大担忧，但停电也有好处：来茱利安的小店购买煤油的顾客大大增加，而“低音炮”酒吧这几天无论是音响还是老虎机都消停了，山村的夜晚复归久违的宁静。保莱诺的客厅里永远开着的电视也终于回归沉默，昏暗的煤油灯光照不清各人的脸，但也给了人们难得的长谈机会。

我讨厌电视，说是痛恨也不为过。肯尼亚国家电视台一天到晚循环播放新闻，素材几乎每天一样。我听不太懂斯瓦希里语，都能从新闻开头的五秒钟精确地猜出内容，无非是某地政治竞选又成闹剧，首都内罗毕又发生案件，乌胡鲁总统又在某处讲话。每次我抱怨新闻聒噪时，大家都赞成。我说电视是“洗脑”，大家只是笑着摇摇头，继续每隔三秒钟抬头瞄一眼电视。后来每次有客人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茱利安总会煞有介事地介绍：“这个中国人认为电视是洗脑。”保莱诺则会一边看电视一边笑嘻嘻地说：“你看，我在被洗脑。”只要新闻开播，所有人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到电视上。他们的理由一致：如果不看新闻，那他们就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肯尼亚人对电视节目的渴求堪称狂热。只要通电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电视机。只要有人在有电视机的房间里，就一定会把电视打开。有线电视在肯尼亚几乎不存在，人们收看的都是卫星电视。只有专门看球赛的酒吧里才会投资付费节目的解码器，普通人家都是用免费解码器，只能在不到十个频道间循环。肯尼亚人都对能够免费收看电视节目津津乐道，似乎没有意识到免费节目隐性代价高昂。可口可乐的广告几乎每十分钟就要重复一次：一个小男孩坐在长椅上，边上放着个篮球，两个大男孩走过来，一个人吸引他的注意力，另一个人把他的球拿走了。小男孩丢了球，沮丧地坐在长椅上。这时候，另一个大男孩走回来，抛过来一罐可乐。最后一个镜头是小男孩坐在长椅上开心地喝着可乐。广告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商标结束。我没法理解它到底说了些什么。但它的成功恰恰在于模棱两可，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不值得深思。它一遍又一遍播放，直到人们在商店里购买可口可乐汽水的时候，也不会联想起广告。

电视里偶尔也会提到关于中国的事情，无非是某某中国承建的工程项目开工或是竣工，周六早上有十几分钟节目会介绍一些似是而非的中国菜做法，而肯尼亚人关于中国人的一般印象完全来自于香港的功夫电影。丹尼斯有一整叠光盘，每一盘都是五部以上电影的合集，用黑色记号笔写了几个大写英文字母，不知是什么的缩写。丹尼斯把光盘摊开在茶几上，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Sammo Hung，问我听说过没有。我摇摇头。“那Donnie Yen呢？”“也不知道。”丹尼斯一半惊讶一半失望：“我以为这些都是中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那他们演过什么电影呢？”他含糊地描述了一些剧情，但说不出片名，决意要在一堆相似的刻录盘里找到Sammo Hung的代表作。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恍然大悟——Sammo Hung 中文名是“洪金宝”，Donnie Yen中文名是“甄子丹”。我告诉丹尼斯，这两个人在中国都很有名。丹尼斯仍在翻找光盘，问我：“电影里的功夫都是真的吗？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吗？”我告诉他甄子丹会格斗功夫，但电影里的飞檐走壁全是假的，洪金宝则像绝大多数中国电影演员一样，完全不会功夫。

丹尼斯若有所思，似乎不愿意接受中国也像这里一样无聊：人既不能一跃三丈，也不能手劈大松柏。他终于找到了最喜欢的那部洪金宝电影，但刻录在同一张光盘里的其他电影却很难找到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只取决于光碟贩子的硬盘里的文件夹的顺序。我们接连快进过了越南小清新青春片、70年代的李小龙、印度恶搞片、非洲某国拍的情色MV后，终于跳出了几个繁体汉字。

电影的片头被剪掉了，不知道是哪部电影。影片本身的音轨也被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斯瓦希里语的画外音解说。丹尼斯被解说逗得乐不可支，我一脸迷茫。“这是‘DJ’，他们会说一些很搞笑的东西。这张碟是‘DJ超级苹果’配录的。”肯尼亚的DJ涵义宽广，从音乐视频混制延伸到了盗版电影合集制作。“DJ”选好片子，去掉原本的音轨和字幕，把自己的搞笑解说录制进去，成为语义的独裁者。

这部电影丹尼斯显然已经看过很多次，已经可以背得出“DJ超级苹果”每一个搞笑段子。他问我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洪金宝的片子，正当换碟片的时候，又停电了。

停电的夜晚总是那么漫长，我戴着头灯，躺在蚊帐里看书。露西在院子里大声喊我。我打开门，只见得露丝心急如焚：“丹尼斯病了。要送去医院。”我心想，丹尼斯刚才还好好地给我放电影，怎么就突然要送医院了？露西没等我反应过来，直接奔大门出去了。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慌张，以为自己理解错了她的意思，走去客厅里一探究竟。丹尼斯正躺在沙发上，眼睛闭着，奄奄一息。我问他保莱诺在哪里，他虚弱地说保莱诺手机落在家里，不知道在哪里。

露西又从大门跑进来，跟我说“威骑威骑”已经到了。我扶起丹尼斯，把他一条胳膊搭在我肩膀上，扶他出门。到了院子坡底，一辆摩托车等在那里。我很难想象出比一片漆黑、暗坑密布的山间土路上、在一辆摩托车上挤四个人更危险的事情。露西准备先到镇上找一找保莱诺，看他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就直接搭这摩托车去基耶里的医院。平时生龙活虎的丹尼斯软绵无力的靠在我肩膀上，刻不容缓，我扶丹尼斯坐上摩托车，跨坐在他身后，露西坐在置物架的尾端。

镇子虽然不大，但要在漆黑的夜里找一个人也很困难。摩托车停在路口，丹尼斯双目紧闭，趴在司机的背上。露丝让我去找保莱诺，我还在四处张望，不知道去哪里找人。露西一眼就看到保莱诺正在那家酒吧二楼的窗边喝酒。我看到窗口两个黑影，但完全分不清面孔。

今晚酒吧客人不多，窗边两人之中右边那个黑影转过身来，居然真的是保莱诺。他看到我，笑嘻嘻地说：“我来把你‘寄存’在这里的啤酒喝掉。”

“丹尼斯病了，看上去很严重。你手机没带，我来找你送他去医院。”

他眉毛一扬，以为我在开玩笑，好夺回我的啤酒，怀疑道：“下午我回来时在路口还碰到他骑摩托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丹尼斯突然病重，但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我是认真的。我们坐了一辆摩托车出来到镇上找你，你的手机忘在家里了。他和露丝现在就在马路对面等。”

他从窗口望见了露西和丹尼斯，才相信了我说的话。他对这难得的放松恋恋不舍，稍微犹豫了几秒，还是决定起身跟我走。他致意了一下旁边朋友，但又回转身，抓起桌上的啤酒，走向吧台寄存。他把酒交给酒侍之前，想了一想，还是又闷了一口。

一路漆黑，大家沉默不语。丹尼斯斜躺在汽车后座上，露西拿自己的衣服盖住他的头，保莱诺稍有不悦。公路中央突然出现了一棵树——小车远光灯已经严重老化，照到这树的时候距离已经不足十米。保莱诺往右急打方向，和树擦肩而过。这条路我们昨天还走过，怎么突然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我回头想要确认这一切不是幻觉或是梦境，但车后的一切早已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无迹可觅。

保莱诺一反常态，一句话都没有说。丹尼斯正把头靠在车窗上，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坐得很低，情况看起来很糟糕。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医院紧闭的铁门前，四周一片漆黑，像是一座孤岛。保安拿了一本登记册走过来，要保莱诺摇下车窗登记名字、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保莱诺一一填好。保安其实没办法核查，还是装模作样地看了许久，才打开了铁门。对于官僚主义，顺从比争执更省时间。

医院主楼是一个长方形，五层高，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整个院区干净整洁，中心是一个小花园，围着一排平房，像是医院员工的宿舍。这家医院在1940年由英国圣公会创立的，但在之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方圆五十公里再也没有修起更好的医院。我扶着丹尼斯走进去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的路上我们一辆车都没遇到，这里却有很多人在等待急诊。绝大多数是坐摩托车来的——如果我们没在酒吧里找到保莱诺，也必须搭“威骑威骑”过来。有一个病人刚在急诊门口下了摩托车，就瘫倒在地，完全走不了路。重病者在摩托车上颠簸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但人们别无选择。

与这些人的惨状相比，丹尼斯病得不算厉害。露丝坐在他边上，没那么着急了。到了医院，我也松了一口气。保莱诺停好了车，也进来坐在一旁等。

过了五分钟，我才意识到这是肯尼亚熟悉的“等待困境”——每个人看见别人在等也开始等，结果谁都不知道在等什么。我看到丹尼斯耷拉着脑袋，斜靠在墙上，把一楼所有能看到的人都问了个遍，最后一个护士指了指5号诊室，让我们下一个进去。于是我又扶起丹尼斯，把他挪到了诊室门口。里头正在就诊的老人病得极重，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嘶”的声响。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生才终于看完了那人的病。我把让丹尼斯搭着我的肩膀进去，医生撇了我一眼，随即看向丹尼斯，又看看露丝，开始用斯瓦希里语询问病情。

我知道这里没我的事情了，回到大厅里等待。我意识到，一路上都是我扶的丹尼斯。从酒吧出来，保莱诺都没有和丹尼斯说过一句话，也没有走进诊室。此时，他正在坐在椅子上看手机。两人平日里虽然算不上亲近，丹尼斯甚至有几分敬怕保莱诺，但保莱诺的冷漠实属反常。

“怎么样了？”他从手机上抬起目光。

“露西在里面。应该问题不大。”

“我让他骑摩托车的时候要穿防风服，他从来不听。这里许多年轻人都骑摩托车骑出肺炎。”

“我觉得你不太喜欢医院。”

“我有段时间经常去肯雅塔国家医院。朋友患了重病，一直住院，后来就去世了。我一直去看他。我讨厌医院，消毒水的气味，痛苦的气味。”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医生说丹尼斯要住院观察，保莱诺借来轮椅，我推着丹尼斯从电梯旁的无障碍通道上到了三楼。领路的护士跟负责住院的护士交代了几句，便示意我们在这里等。这又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等待。丹尼斯说他要去上厕所，我推着他过去。在厕所里，一个护工让我先回去，他会把丹尼斯送回来。露西见到我两手空空一个人回来了，急忙责问我为什么不等。我说刚才那个护工接手了，她才放心下来。平日里，丹尼斯叫露西都是直呼其名，也从来没有人给我介绍过他们是母子。我只能从他和保莱诺的关系中猜测露西就是他的母亲，但直到今天我看到露西心急如焚才确认无疑。

回到病房门口，我们又陷入了无尽的等待。护工的态度阴晴不定，前一秒他们还热情地帮你接管病人，后一秒他们又躲到官僚主义的规程后面漠不关心。他都告诉我要有耐心。一楼的护士要上来收走轮椅。我把丹尼斯扶起来到边上的椅子上去坐。刚走了一半，护士又想起来待会病人还要走进病房去，又决定把椅子留给我们，用完再还给她。两个护工忙里忙外终于确认了还有床位。丹尼斯一躺下来就开始玩手机。折腾了几个小时，病也好了一半。我跟他挥手道别，他也没看见。而保莱诺和露西直接转身下楼，连告别都省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了那棵树。这次我们停下来仔细观摩了一番：路中间破了一个大洞，也许是运石头的卡车掉下巨石砸出来的。有人为了警示来往车辆，不知道从何处移栽了一棵树过来作为警示，尽管公路中央的树也许比大坑更危险。

1982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父亲正是在内罗毕的公路上撞上一棵莫须有的树之后伤重身亡。警方现场勘验发现老奥巴马没有受很严重的外伤，车身也没有严重变形，血迹对于一场致命的车祸而言显得太少。之后，参与调查的人员对外界三缄其口。奥巴马家族对认为这完全是基库尤部落策划的阴谋。但也有历史学家反对这种阴谋论，他们认为尽管老奥巴马与政府之间的不睦众所周知，但老奥巴马本人是个远近闻名的酒鬼，也经常喝得烂醉开车，屡屡发生车祸，奥巴马家族的众口一辞只不过是希望为他留下更好的声名。

老奥巴马1959年拿到奖学金通过汤姆·姆博雅的联系前往美国攻读经济学。在夏威夷大学的一堂俄语课上，老奥巴马认识了安·邓纳姆，也就是奥巴马的母亲。1961年，小奥巴马出生。三年后，老奥巴马前往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婚姻也随之破裂。之后，哈佛大学又因为老奥巴马有重婚嫌疑，停止给他提供奖学金，迫使老奥巴马回到肯尼亚。回国以后，老奥巴马在一家石油公司当经济学顾问，随后加入肯尼亚交通部，之后被提拔到肯尼亚财政部做高级顾问。1960年代中期，罗部落政治领袖奥廷加在与肯雅塔的交锋中失势。1969年，当初组织肯尼亚学生去西方留学的汤姆·穆博雅遭遇刺杀。他也是罗部落的政治领袖。老奥巴马公开发表抗议，反对肯雅塔政府。肯雅塔将老奥巴马列入了黑名单，从此老奥巴马再也找不到经济学专业的工作，辗转多年最终在水利部门谋得一份工作。

1970年，老奥巴马遭遇车祸，住院一年，一条腿从此再也没能痊愈。1971年，老奥巴马重返夏威夷，这也是10岁的奥巴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在奥巴马的回忆录中，他写道：父亲给他买了一个篮球，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收到来自父亲的礼物。老奥巴马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回到了肯尼亚。他再一次失去了工作，沉溺于酒精的麻痹之中。1978年，乔莫·肯雅塔去世。老奥巴马重回财政部，但多年的失意消磨了他的意志和才华，再也没能重振旗鼓。不久，老奥巴马遭遇第二次车祸，双腿残废。1982年，老奥巴马在第三次车祸中撞树身亡。

2015年，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被海牙国际法庭确认无罪，奥巴马成为第一位访问肯尼亚的美国总统，成了肯尼亚最重要的客人。他下榻凯宾斯基大酒店，在内罗毕市内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各处。30年前，老奥巴马远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却得罪了老肯雅塔，怀才不遇。在晚宴上，奥巴马回忆道，自己1988年第一次来肯尼亚寻根的时候，在机场一位工作人员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认出了他的姓，问他和老奥巴马是否有联系。在停车场，他挤进阿姨老甲壳虫后座里，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庞大的家族，也第一次了解他父亲坎坷的一生。情势微妙，肯雅塔回应道：“奥巴马先生，这不是您第一次肯尼亚之旅，但是昨天，您乘坐的是历史的翅膀，您的父亲有着同样勇敢的希望。”

6. 旧神

恢复森林首先要了解森林原有植物分布，才能确保人工栽植的新树不会影响原有的生态。当地人关于森林的知识已是极为丰富，但他们也没法认全所有的植物。为此，保莱诺专门请来一名英国植物学家来做现场勘察。

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分钟，我们等在卡塔戈里镇尽头的“爪哇饭店”门口。保莱诺让我在爪哇挑选中午吃的干粮。食品橱窗里摆着一堆炸好的“萨摩撒”（samosa），这种来自印度的金字塔形小吃看起来不知道放了多久。我把决定权还给保莱诺。他觉得萨摩撒太贵，问店家要了几份三明治。店家掏出一袋切片面包，放进油锅里闷炸至焦黑，捞出来抹上一点黄油，装进塑料袋里，再用报纸包好。保莱诺一一接过放进包里。等到老板回屋，他向我抱怨道：“这东西一个居然要30先令。我叫茱利安早点起来准备干粮，就不用花这个钱了。好在村民组织员瓦为应该带了奶茶，不用再花钱买茶了。”

“显然她还在用伦敦时间。”保莱诺打趣道。昨晚下过大雨，地上全是水坑。又过了半个小时，茱利安已经坐回车里去玩手机了，吉鲁和保莱诺躺在保险盖上用斯瓦希里语嘀嘀咕咕。这时，一辆银灰色的SUV停在我们对面，两人下了车，保莱诺和吉鲁急忙起身赶过去迎接。

从驾驶侧下来的是一个瘦削的白人女孩子，名叫科斯蒂，看上去二十七、八岁，另一侧下来一个中年肯尼亚男人，穿着一件和保莱诺一样的棕色茄克。我突然意识到，在肯尼亚极少见到白人开车、黑人坐车的情况。保莱诺好像也不认识这个中年人，只向我介绍了科斯蒂是英国皇家植物协会东非分会的植物学家。科斯蒂解释了迟到的原因，早上出门前发现用来存放标本的手册找不到了，只能临时再做了一本。她向我们介绍了带来的专家，内罗毕大学的植物学家约翰。寒暄之后，保莱诺建议我们赶路，毕竟现在已经十点了，进森林的路还很长。他让茱利安去坐科斯蒂的车，补做一些交流。

回到斯妲莉上，果不其然，保莱诺又开始吐槽：“她上次来的时候，开的就是这辆丰田RAV4。有一个陡坡，她怎么都开不上去。自动档的车子就是这样不可靠。”但我有种预感，今天陷轮子的是我们这辆斯妲莉。斯妲莉前几天发现漏机油，机油尺拿出来发现已经见底，加了半桶机油进去应急，但毛病还没修好。我提醒保莱诺开车稳妥小心一些，但他不以为然：“我的车就像野牛一样。手动档的车不会有问题的。”

但手动的野牛还是在半坡上熄了火，开始往后溜坡。跟车的RAV4本来在坡底观望，急忙也开始倒车，给我们让出位置。

“这毕竟是一头二十岁的老野牛”，我幸灾乐祸。保莱诺一言不发，似乎在等RAV4也在坡上熄火，以证明是坡而不是车的问题。RAV4徐徐加速，稳健地开到坡顶，之后我们就一路跟着RAV4溅起的泥浆到了森林大门外的茶叶集散草棚。

大家从车上卸下装备和补给，准备步行深入森林采集标本。科斯蒂有一个全新的Garmin eTrex 10，是这个手持GPS系列里最基础的一款。保莱诺也有一个同样型号的GPS，是他以前在美国NGO工作时留下来的。科斯蒂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还没搞明白怎么用。我在野外徒步经常用这类机器，教了她几种基本的标记和查看地理位置数据点的操作。但这也是我在这个队伍里仅有的任务了。进了森林，我以前学过的知识都没有用处了。

瓦为带路。她是连接组织和这附近几个村民团体的关键人物，每个月从组织领一万多先令。作为一个农民，她的英语好得出奇，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每个单词都在胸腔中共振。在和保莱诺合作之前，瓦为在她的村子里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已经在森林里干了十几年。她对于这片森林里每一条小径都了然于胸，她的记忆就是我们的地图。

瓦为动作麻利，浑身的肌肉线条干练坚韧，背着一个大包袱，腰间插着一把潘嘎。她远远地领在前头，无论谁问她，她对路程的估计永远是“马上就到了”。但她碰到岔路毫不犹豫，也算还是让人放心。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她突然停住，沉吟半晌：“我们好像……走过头了。”

众人沉默。她带我们往回到了一个停着自行车的岔路口，掏出她砖头式的三防手机，也搜不到手机信号。这时约翰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听到了远处的树林里有人声。其他人都静下来，都听不到一点动静。约翰示意大家保持安静，朝茂密的树丛指去，轻声说：“仔细听，就在那个方向。有人在吆喝。听，刚才又有一声。”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先是听到一些若有若无的声音，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们顺着那个方向走过去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植树的现场，大概有五十个人，森林官姆望基在指挥。保莱诺从姆望基那里打听到了附近一片原始森林，从未被人工干预过。我问保莱诺要走多远。他说：“不远。”

我已经做好了再走一小时的准备。但这次只走了十分钟，我们就停在小路中间。保莱诺卸下背包，问科斯蒂：“这里可以吗？”

“只要这是原始森林就可以。”科斯蒂环顾四周，“至少我没看到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你觉得呢，约翰？”

“那个地方几棵灌木应该是外来物种，但除此之外，应该都是原生的植被。”五米外有两丛毫不起眼的灌木。

“按照姆望基的描述，应该就是这里。你也可以再往前走一走。”保莱诺说。

“就这里吧。”科斯蒂和约翰都点点头。

识别野生树种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科斯蒂从背包里拿出预先打印好的记录表格，填好时间和GPS坐标，开始记录第一个数据点。她从路的左侧开始记录，约翰右手撑在一棵树上，毫不费力地接连说了至少十种植物的拉丁文学名，才略微停下来想了一下，又报出了五、六种。科斯蒂用铅笔飞速地做着记录，茱利安也拿着一本小本子在努力记录。

“让我再检查一遍……应该就是这么些了。”约翰点点头，“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家面面相觑，纷纷摇头。他们平日里总能叫出各种我无法区分的树的名字，现在他们显然和我是一样的感受。

“那我们再来记录另一侧，这一侧你看到了什么新的树种，约翰？”科斯蒂一边问，一边补完之前速写过程中的记号。

“基本上差不多，只多了两种。”约翰又报了两串拉丁文，我根本记不下来，更不用说去找到中文翻译了。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极度依赖约翰的科学素养，他对植物的了解令人叹为观止。但假如约翰有所疏忽，忽略的树种在报告上就不存在了。采样的方式也略显粗糙随意。之后的数据点都是向前走几分钟，科斯蒂感觉到周围植物有显著区别，如果约翰确认，就算作选定了地点，写成了可能是这一地区十年内唯一一份植物学报告。

连续两个数据点没有发现新的物种后，下一步就是收集叶片标本。完整的新鲜叶片用报纸粗略地包好，按照记录册上的顺序在报纸上写好编号，在装在专用的标本夹里保护好，晚上再做处理。矮树只需要用园艺剪连着叶柄一起剪下来，但高处的叶子就要用到专门的工具。菲利普一直跟在后边，背着三根铁杆走了几个小时山路，这才派上用场。约翰取过杆子，从粗到细首尾相接，顶部安上两把锋利的刀片，一把固定在杆头，另一把由拉绳控制上下摆动。他举起超过六米长的杆子，对准需要采摘的叶片，轻轻拉动绳子，叶片飘落，颇有点绝世高手的举重若轻。其他人跃跃欲试，但都败下阵来。高处的叶片因为没法事先观察，只能剪下来之后才能检验是否符合标本要求，所以一般要多尝试几次。大家都只能站在一旁，看约翰慢悠悠地剪下一片又一片树叶。

第二天，我就有了重大的“植物人类学”的发现：“十字架树”。临近正午，我们在山谷里行走。这山地间难得的一片开阔曾有零星的村庄，但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加强肯尼亚山的自然保护，这些村庄就陆陆续续被清空了。庄稼被连根拔起烧毁，房子也全部拆掉了，废墟都运到外面去了，剩下一些十几厘米高的断墙残垣在荒草之中，更像是历经千年的古迹。三公里开外的山脊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十字架形状的树，树叶整整齐齐地排成横短竖长的十字形状。我盯着看了好久，以为是山民特意把这棵树修剪成为十字架的形状。我赶上队伍领头的瓦为，问她山脊上面有没有村庄，她说没有，问我为什么想起问这么个问题。我给她指了那棵十字架树，众人都停下来远眺。瓦为最为惊讶，她无数次在这个山谷里穿行，却从未注意到这棵树。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一番，认为这棵树不可能是人工修剪的，而是天然形成的。

我问约翰那是不是新的树种，心想终于有我这个“森林废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望远镜，仔细端详了一番，认定那棵树和我们身边这棵枝条蜷曲杂乱无章的树是同一品种。我想起科幻小说 《海伯利安》的“十字形”——未来衰落而丧失意义的天主教会穿越回来留下的神秘预言。茱利安认定这树是上帝的意志，之所以让我发现也是神的意志，是为了给我“施洗”成为天主教徒。我却以为这必定是人修饰的产物。科斯蒂笑笑，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的力量，不需要借助宗教式的神也可以直接通过心灵感受。

继续前行，十字架树显出了杂乱的侧面，失去了神圣的形象。没有人忆起这座山本身的早已被遗忘的神圣。一百年多前，欧洲人来到这个被当地坎巴（Kamba）部落成为“Kiinyaa”的“神栖息之处”。如今，这个国家似乎除了留下了“肯尼亚”这个名字，早已把围绕此山建立的信仰尽数遗忘，旧神隐没在零星的迷信和传说之中，大大小小的教堂敬奉着欧洲人带来的新神。

今天的任务是确定植树现场已有的植物分布，确保新种下的树种能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科斯蒂拿出田野笔记本，一上来就问了一个保莱诺和茱利安没法回答的问题：“这片区域面积有多大？”目光所及的空地就是植树现场，树林就是边界，从来都是一目了然。两人正支支吾吾，我插话说，用手持GPS可以圈定测量面积，就是要持着设备绕场一圈。“你看你的志愿者还是有用的”，科斯蒂对两人笑着说。

真正认识场地边界的只有瓦为，她说没法骑摩托，我们只好步行绕圈。其他人留在空地上继续采样。瓦为确认我开好了GPS，便带我一头扎进树丛之中。她拿出潘噶，在前面开路。我两手空空，竟然跟不上她的步伐。她从小生长在这片森林之中，鱼虫鸟兽花草树木对她都饱含意义。尽管后来她的村子被政府搬迁到了森林外围，但这么多年来，她隔三岔五就要到森林里采草药或者收集野生的树种。相比之下，我对于自然的热爱是抽象的，我喜欢在山脊徒步，在溪旁露营，喜欢风倏然而止、万籁俱静的禅意。周围的一切似乎只是预设的观念虚构出来的意义，树、野兽、花、鸟，这些模糊的、宽泛的指称之间，是混凝土世界里生长起来的我无法填补的大片空白。

这款手持GPS功能十分基础，在绕圈测量途中如果不小心中断了，就只能从头来过。所以我一直在检查确保它工作正常，很小心地不碰到上面的按键，终于回到起点，GPS上的轨迹汇拢，开始计算面积。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保存读数，赶紧用手机拍了照片，并换算成英制。约翰拍拍我的肩膀，好像我是他植物课上的一名学生：“做得不错。”

其他“学生”已经在采集第二个数据点了：立好一根木竿，一人扶着保持竖直，木竿顶端绑一根2.5米长的细绳，另一个人拉紧细绳，用来圈定直径5米的圆内的所有植物。明显落在圆里的就直接记录，接近边缘、肉眼难以估测就需要拉绳者走过去测量。

在开阔地点，这项工作不难。科斯蒂首先记录一些基本的地貌参数，比如地面裸露无植被的比例和树木的平均高度。填在表上的数值是征询众人意见后得出的算术平均值。当估算差别悬殊时，科斯蒂也会干预其他人的判断，所以这些估算值最终和科斯蒂心中的预想值相差不会太远。

我也有投票权，觉得植物学家的科学方法完全是古板“大英帝国”遗风。“我觉得这地表裸露率足有61.3%。”“树木的平均高度嘛……这棵是草还是树？包括这棵就是1.364米，不包括就是1.477米。”大家听出了我话中的戏谑，但科斯蒂只是微笑着把我的估算也加了进去。

两个数据点之间要间隔50步。保莱诺自愿“献出”他的步子做度量衡。两个五十步之后，保莱诺已经到了开阔空地的边缘，再往前走了十几步，就迎面遭遇了一大片横七竖八密不透风的带刺灌木。他问科斯蒂可不可以绕过去，科斯蒂脸上仍然是温和的微笑，与其说是不好意思，不如说是幸灾乐祸：“我知道这里不是很好走，但恐怕你必须得这么走进去。”

保莱诺毕竟有求于科斯蒂，只好问瓦为拿来潘噶，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钻进树丛，他发现自己忘记计步了，又从树丛里退出来，问我们刚才停在这里是几步，又是一番争论，结论是最终反正停在这片树丛里，就走进去十几步立杆子。保莱诺累了，我接过杆子扶住，瓦为牵着线的另一头，每当要确定某个树梢是否在圈内，瓦为就要砍开一大片杂枝挤进去。这让我想起早先瓦为和约翰见到一棵树皮的汁液可以治愈伤口的大树，瓦为挥起刀就砍出一个V型的口子，约翰见状急忙喊：“别动它了。”可说时迟那时快，瓦为刀刃一扭，掰断了树皮，白色的汁液流了出来，像是树的伤口。瓦为把沾着汁液的树皮给大家展示，约翰很不高兴。但现在，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瓦为砍掉了大批野生的树枝，约翰却丝毫不以为意。

最后五十步，我帮保莱诺一起开路，藤蔓横生，我们只能绕了一些弯路，将步数折算。我们大概在树丛里劈砍了十分钟，突然之间眼前一片开阔，这个时候正正好好50步，也就是说，这段荆棘之路完全可以从外面绕行。我和保莱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相视一笑：既然我们已经废了这么多气力开路，定要让后面的人也跟进来吃吃苦头。

“还有多远？”树丛里传来科斯蒂的声音。

“我们已经找到了，快过来。”

“这个树洞你们怎么过去的？”

“反正我们过来了”，我根本不记得树洞。

又过了几分钟，众人接连从树丛里钻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开阔，皆是莞尔一笑。

回程一路披着夕阳，一头黑白斑点的荷兰奶牛一直跟着我们，走走停停。村民虽然被清出森林保护区，但还是有人为了省下牛的饲料，白天把牛放到山上吃草。我观察许久，确定牛的主人不在近旁，也就是说有人把这头牛偷走了他也无处可寻。我建议吉鲁把这头牛牵回家，替代他的病牛。吉鲁却哈哈大笑，问我这头牛怎么带回去。我说可以拿拖车绳拴在斯妲莉后面，慢慢地溜回去，反正保莱诺开车慢，牛应该跟得上。众人哈哈大笑，并不当真，只是把牛赶开。

离开村庄的遗迹，回到森林之中，在小道上行走的时候，经常有村民背了一大捆树枝或树叶对向走来，低着头行得极快，我们每次都要站到边上让路。砍伐虽被禁止，附近的村民并没能完全摆脱对于树木燃料的依赖，细枝和枯叶虽然烧起来烟大，也不怎么经烧，但日积月累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

肯尼亚山多年前喷发的岩浆凝结而成的火山岩，经过冲刷侵蚀，裂成了一大片碎石滩，雨季将至，原本一条小溪已经开始涨水，把几十米的路全给淹了。山民们穿着草鞋直接淌水而过，我们这些人不愿湿脚，各显神通。我和科斯蒂穿的防水登山鞋，只要水不没过鞋帮，就可以直接淌过，偶有深处，也需要站上石尖。保莱诺、吉鲁、菲利普三人都穿了高筒套鞋，之前走路多有不便，此番终于派上用场。瓦为从小在森林里长大，蜻蜓点水在石头上跳来跳去。约翰穿着皮鞋，虽然没有瓦为灵活，但这么多年在野外行走，也顺利渡了过来。最苦的是茱利安。她大概是为了在英国客人面前显得优雅一些，穿了一双高跟鞋，本来就一路远远拖在后面叫苦不迭，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只能极为缓慢地一步一停。

其他人都坐在小溪另一侧的巨石堆上擦干鞋子，避免水迹渗入。巨石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是给过路人喝溪水用的。来来回回几次，我都见到这个杯子在同一块石头上，里面时空时满，显然不断有人使用。一转头，这杯子不知怎地倒了，滑落在了泥里，我本已起身走出百步，但思来想去又折回去在溪水里把杯子涮干净，在石头上摆正。

到了卡塔戈里，保莱诺建议我们去喝几瓶啤酒，当然还是去那个酒吧。这个小地方一下子迎来了两个姆宗古，在店史上空前绝后。我这个假姆宗古也因为货真价实的英国人到来，没那么引人注目。大家都要了塔斯卡啤酒，约翰坚称自己要开车不能喝酒，点了一罐冰镇红牛。

“你们知道么，红牛在泰国是放了许多违禁药品的，在其他国家虽然是同样的包装，但是已经不是那个十足带劲的红牛了。”保莱诺告诉约翰，不知用意。其他人不相信红牛是泰国饮料，泰国对于肯尼亚就像完全不存在的国家。吉鲁反对：“不对不对，红牛是美国的。要么就是英国的，对不对，科斯蒂？”科斯蒂也说不准，摇摇头。

这家酒吧我来过几次，早已不以为怪，科斯蒂也处之泰然。对于一个家在伦敦的英国植物学家而言，这间酒吧更像是中世纪的伦敦地下城，但她看上去挺喜欢这里，靠在椅背上，慵懒地对着沾满灰尘的瓶口喝着啤酒。她准备买下那辆RAV4，在内罗毕设立一个植物学会的东非办公室，这样她就可以常驻此地，便于来往周边的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科斯蒂的第一瓶塔斯卡喝得很慢，但越聊越开心之后，后面几瓶就像喝水一样下肚了。大家都聊得很开心，科斯蒂也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伦敦的事情。

最后一天，大家都睡了个懒觉。科斯蒂和约翰要赶回内罗毕，我们约定十一点在爪哇咖啡吃午饭为他们践行。我这才知道这里还有个“VIP厅”：三个沙发，三张茶几，墙上贴着巨幅曼联足球俱乐部海报，电视里正回顾上一周的比赛。

来了这里这么久，在当地餐馆里点菜对我而言还是一门玄学，只得出经验：凡是用英文注释的菜都很难吃。其他人都胸有成竹，只有我和科斯蒂看着菜单久久不知道应该吃什么。我最终胡乱指了一个，相信随机选择的结果。科斯蒂一再确认她点的那份里都是素食。

VIP厅的服务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潜藏逻辑：我们一共八个人，但侍者拿来一壶水，却只拿了五个杯子。我一开始以为是他默认“姆宗古”是不会喝这里的生水，所以也不费事拿水杯。“但为什么是五个？”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其他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菲利普、保莱诺和吉鲁都已经无意识地取了杯子斟满水。但保莱诺和菲利普点了同样的食物，菲利普却额外有一碗汤。四碗配汤，五个水杯，八个人，一个难解的谜题。

我们决定叫侍者来问个究竟。“为什么你拿来五个杯子和四碗汤？我们讨论了很久，但参不透其中的奥秘。”侍者先是一愣，思考了几秒钟，吱唔了几声，说了声“好的”回身便走。他又拿来两个杯子和一碗汤，似是而非。

吃完饭，我们送科斯蒂和约翰上车，他们晚饭前就可以回到内罗毕。保莱诺和吉鲁开车去买一种新型的养蜂器，我和茱利安则慢步走回鲁年杰斯的办公室。我们又聊起刚才的侍者。每当我以为已经待得足够久，自己足以了解小镇和山村里人们并不复杂的心态和想法时，我就会遭遇一些这样的谜题，有时候这只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转译”——我只需要问吉鲁或者茱利安，就会恍然大悟。但也有的谜题，我怎么都寻不到答案。这些无关紧要、碎片化的谜题大多随着时空演变而消解无踪，唯独一个叫做弗兰克的少年使我困扰至今，分辨不清其中的意义。

我和弗兰克只见过一次，是在山村的天主教堂里。茱利安、露西和保莱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进了教堂，默契地分散坐开。我不想打扰他们虔诚的礼拜，在保莱诺身后两排独自坐下。九点，神父上台，礼拜开始。我没有圣经，只能翻来覆去看门口领来的一张单页资料。肯尼亚天主教的仪式比各种新教严格庄重许多，众人一起跪下祈祷的时候，我不是教徒，就算跪下也不知道该祈祷什么，但独自坐着又显得突兀，正犹豫之间，一个声音在我右边轻声说：“你是新来的吧？”少年在我右边坐下。他看上去十五六岁，四肢欣长，一身英式校服，藏青色的马甲胸前纹着校徽。“我叫弗兰克，也是新来这里。我也听不懂神父的斯瓦希里语。”

“你以前是别的教派的吗？”

“不，不，我以前也是天主教徒，只不过住在伦敦。我上个月刚来这里。”他的英语很好，不拖泥带水，但也没什么伦敦口音。众人已经完成祈祷，起身坐回长凳。

“我叫橙。我不是教徒，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我在他们的公益组织当志愿者。”我也轻声说，“但我以为伦敦的圣公会教徒居多？”

“哦，是这样的，但是你应该知道教皇就在我的城市。”

我满脸疑惑。

“梵蒂冈就在罗马城里。”他解释道。

“你刚才说是从伦敦来的？”也许是我听错了？

“是吗？我是从罗马来的。你知道罗马吧？”

“我好几年前去过罗马，建筑令人印象深刻。梵蒂冈的博物馆很棒。”在这里偏远山村的教堂发生这一幕对话让我觉得像是梦境。“你为什么从罗马来到这里呢？因为你祖辈有肯尼亚的血缘吗？”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西北非移民到意大利的。我有个表姐前几年到了这里，在梅鲁一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交换一年就回意大利去。”

我将信将疑，但又没发现他的说法里明显的漏洞。我心想，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值得挖掘的故事，要他留下联系方式。他说他的手机刚来第一天在梅鲁的马塔图车站被人偷了，从教会发的单页资料扯下一角留了个手机号给我。我想了一想，怕他手机卡也办不回来，断了线索，要加他Facebook。我把手机递给他，让他输入全名搜索，他一眼认出我手机的型号：“这个是Nexus 5X吗？我一直想买个Nexus，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买一台。”我颇感惊讶，Nexus系列是Google原生安卓手机，卖得并不好，别说在肯尼亚，就算在中国和美国，我也没碰到有人一眼就能认出它来。

“手感真不错。你能帮我想办法买一台吗？”

“这手机还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买的，中国好像不卖，而且我最近也不打算回去，所以……”

“那你有办法帮我买一台iPhone吗？我前几天在店里买了一台便宜货。肯尼亚的iPhone实在太贵了。”他把Nexus递还给我。“好友加好了，但学校管得严，平时手机都收起来不让用。我可能要到下周五晚上才能上网接受好友。”

聊天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到了捐款环节，我跟着队伍到了前排，投了50先令到捐款箱里。弗兰克没有起身。之后的领圣餐环节，除了红酒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当地水果。“我建议你不要去领。”弗兰克说。我说我本来就不打算去领，这毕竟是严肃的宗教仪式。弗兰克还是没有起身。

我心中一下充满了疑惑：他显然对整个礼拜流程十分熟悉，自称是天主教徒应该不假，但为何领圣餐他也不上前去？我还在思索怎样以一种不冒犯他的方式质疑，圣餐环节就结束了，神父也走下讲台，换了个人继续讲一些教会活动安排事宜。“正式仪式结束了，我们可以走了。”他起身便走，我回头看绝大多数人还坐着，不敢起身，看到露西也起身往外走，这才弯下腰从绕道外侧走出大门。

刚才主讲的神父走出来，跟弗兰克打了个招呼，又问我觉得刚才所讲有没有启示。我客气了几句，神父说他还要赶回梅鲁，让我有时间去梅鲁再见。弗兰克和我道别，让我记得给他发消息，便坐上了神父的车一起走了。

我本来已经认定弗兰克满嘴跑火车，只是还没有想明白他的动机。但他和神父的相熟让我推翻自己的猜测，但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反倒更加匪夷所思。这时候保莱诺走出来，问我觉得刚才的礼拜怎么样。我说我一直在和我旁边的那个少年聊天，并把前前后后的对话跟他复述了一遍。

“我还以为他是个肯尼亚学生呢，奇怪你怎么一直在跟他说话。你说他是哪里的来着？意大利？”保莱诺拉开车门，“不可能啊。他明显就是肯尼亚人。你说他姐姐在梅鲁？他和神父一起回梅鲁去了？那我好像明白了，我认识这个神父，他在一个神职学校任教，这孩子应该是那里的学生，也可能是见习神职人员。”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哈，你不知道，肯尼亚好多人就这种心态。依我看，他就是看你是外国人，很好奇，但怕你对他不感兴趣，便临时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两个姆宗古一下子就平等了。”

“但我并不会因为他是肯尼亚人就待他不同啊？”

“你的确不会，但他又不知道。大多数外国人的确是不愿意跟肯尼亚人打交道。”

“那他怎么就凭空想出罗马和梵蒂冈来呢？”

“这你就得问他了。但我说的八九不离十。”保莱诺耸耸肩。

回到家里，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弗兰克的Facebook页面，我甚至翻遍了他所有的好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在罗马或是伦敦生活过。当天晚上，我收到了弗兰克发来的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疑惑。我决定不再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说自己是意大利来的，Facebook上却是个十足的肯尼亚人，甚至不叫弗兰克。他回复说，这是他特意为了伪造自己的肯尼亚身份注册的帐号，据说这样去移民局办理永久居留作为补充资料可以更令人信服。我觉得这完全说不通：官僚主义腐蚀严重的移民局哪里会费心来考证一个Facebook页面。我模棱两可地回复说我有点事情要忙，要先走了。

后来，弗兰克隔三岔五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但每次好像都没什么特殊的事情。我猜不透他编织的说辞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的好奇心也开始淡去。我有些厌倦，便不再接他的电话。他应该也有察觉，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低，到后来也就不再联系我。我有时候会打开他的个人页面，看看他最新的状态，是不是又回到了意大利，证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的怀疑和厌烦莫名其妙。但一直没有——他和意大利没有任何联系，他显然会说斯瓦希里语，他和朋友在农村的土路上和废弃的水泥屋前用自拍杆拍照，又去了梅鲁一家叫做“三头小公牛”餐厅做西点学徒。

我和茱利安和吉鲁也分别讨论过这个事情，我甚至在网上发消息问过乔的看法。但没有人能给我一个圆满的推测。后来我快要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我以为你已经离开肯尼亚了！你最近怎么样？”我一下子没听出他的声音。“我是弗兰克，你还记得我吧？”我当时正坐在保莱诺的车上，但为了不失礼貌地尽快中止这个电话，我谎称自己正在开车，祝了他一切都好之后没等他回应便挂断了电话。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电话和消息。偶尔在网上看到他发的动态，又有点后悔自己的狭隘：不管弗兰克出于什么理由，说自己是意大利人，从没有伤害到我的利益。就算他说自己曾经见过教皇、是个尼日利亚血统的意大利人完全出于幻想，但对于十五六岁的少年，谁没有一点对于广大世界的美好幻想呢？

我发了一条消息向他道歉，但也坦诚自己仍然无法完全相信他所说的故事。他很快回复说：“没关系。有些事情确实很难令人相信。”——难道是真的？——“但我不怪你。”

7. 种树

挖一个坑，放入树苗，把土回填，一棵树就种好了。村民每次完成这样一系列动作可以得到2先令。地上的树坑已经提前两天挖好，一丝不苟、四四方方、完全符合标准的只是少数，剩下的都是便利的半球形，基本不足60厘米，最偷懒的树坑就只有两个手掌那么大——反正也说不清哪个坑是谁挖的。树苗的个体差异也很大，有的树苗过度生长，足有80厘米高，也有的十分矮小，不到30厘米高，这两类树苗的存活率都很低。这样一来，只有健康的树苗碰上恰当的坑才能最终存活，是渺茫不可知的玄学——这还没有考虑进野生动物啃食和雨季不断推迟的因素。

“这些人极其难以调动。”森林官姆望基在现场指挥，一脸无奈。他大声号令，却淹没在村民们哄笑和歌声之中。闹腾了半天，村民们才开始缓缓移动，排出行列。我问姆望基，这些人刚才在为什么起哄，他一脸苦笑，解释说刚才有个老农把潘噶忘在某个树坑边上，回去找不到，要发动大家一起去找，结果他后面的人发现潘噶就别在老农腰间，于是众人就开始起哄嘲笑老农，今天的种树任务早早就完成了，大家也就唱起歌来。接下来姆望基开始点名。虽然说是每种一棵树2先令，但在现场只有姆望基和另一个森林官，根本没办法精确计算每个人到底种了几棵树，只能把今天种的树木总数除以到场人数，平分到每个人头上。即便如此，村民同名的很多，还有一些代点名的，都需要姆望基甄别，于是他整整花了半个小时点名。

我端着摄像机，两手干干净净没有粘上泥土。到这里之前，我以为种树是我每天在公益组织的工作，但我到现在还一棵树都没有亲手种下。种树虽然很简单，但前序准备每一步都需要精心组织，也需要经费。这正是保莱诺的公益组织的意义。村民们想恢复森林，保护生态，但如果没有组织调动和适当激励，村民不可能耐心培育树苗数月之久。即便有一些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也没有渠道获得足够的经费来购买和运输树种和各种物料。今天种下的树苗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野苗培育而成的，剩下都是保莱诺花钱买的树种培植出来的，其中有一些买来时已是现成的幼苗，运送到森林周围的育苗所培养，以适应最终栽植地的土壤。

保莱诺的组织除了两个自营的育苗所，还有十几个合作的育苗所，皆是村民自发组成的团体。保莱诺的“非政府组织”去年升级之前的法律身份也是这样一个团体。这些团体的命名方式总是以自然村名或者地名前面加上“妇女”或者“青年”，比如“姆牛图妇女团体”或者“伊浪基青年团体”，有时候小组之前还有“互助”，比如“坎都维亚青年互助团体”。从名字完全看不出这些团体竟是干什么的，但在现实中它们却有着巨大的区别。管理良好的团体育苗所树苗排放整齐，一排10个，一共100排，便于计算最终栽种的树苗总数。树苗上方搭了架子，铺上了大量枯枝，这样可以遮挡雨季之前的炙热阳光。树苗每次进出都有专人负责记录，每周一次或两次的集体劳动按时开展井然有序。管理混乱的团体育苗所树苗生长状况堪忧，很多都因为没有及时浇水在暴晒之下干旱而死。到了每周约定的时间，我们经常发现现场一个人都没有，少了树苗也不知道去向。菲利普一个人根本无法做到精细化管理，也只好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茱利安认为菲利普偷懒，经常谎称出过现场。

不过眼下雨季已至，这些矛盾都必须让步给日益紧迫的运输工作。每年11月底开始的小雨季很短暂，第一场雨已经落下，再多错过一场雨，就意味着树苗存活率显著降低。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树苗运送到森林边缘的村子里待命，这样再有暴雨的征兆，村民们就可以及时把树苗带进森林里。

然而，雨季和运输这两件事情充满了矛盾。这片区域从来没有修成像样的公路网，村庄之间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通往没有茶叶采购站的村庄，土路上没有垫碎石，也没有压平，大家都沿着前人的车辙，暴雨下来，车辙越陷越深，普通的小车完全无法通过。陡坡四处可见，坡度远超一般公路的上限。即便是晴天路面状况良好的时候，爬坡时候稍微一不注意就会熄火，有时候开到一半不得不倒下来，后退一百米全力加速才能冲上坡顶。到了雨天，这一切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噩梦。

只有菲利普可以在这样泥泞的山路上气定神闲。这辆古旧的海力士没有防抱死系统，要避免轮胎锁死、侧向打滑，只能依靠对于刹车临界点的脚感，预感到刹车要锁死轮胎，就要稍微松一点，这样才能保持制动力，在失控的临界点上掌握方向。几次下坡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整个车身在侧滑，但菲利普总能恢复对车的控制，不至于这样滑下山崖。然而，这个上坡对于菲利普也太难了：一段缓坡之后，向左后方一个七十五度急转，紧接一个陡坡。菲利普像拉力赛车手一样，早对这个弯道每项参数了然于胸。他换成三档，怒踩油门加速，但转过弯后，仅仅爬了不到十米，后轮就空转起来，再也无法前进。他把刹车踩到底，车子仍在慢慢往后滑。一时间我真的害怕就这车就这么一直往后滑到山崖下面去了。

车还在慢慢地往后溜，菲利普让吉鲁和我赶紧下车去推。吉鲁急忙弹开车门跳了下去，我紧随其后，也跳出了车。我不认为我们俩能够推动一辆满载树苗的皮卡车，但一下子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抵住货斗的右后角，吉鲁抵住左后角，脚下的泥地划出四条印子。

不知道是因为坡势稍缓，还是正好四个车轮的位置形成了微妙的平衡，菲利普一拉手刹，下滑停止了。吉鲁在路边找了两块石头，垫在后轮下。菲利普下车观察了一下，在路边翻开被雨水淋湿的表层土，开始用手把底下干燥的沙土用手挖出来，铺到后轮周围。菲利普坐回车里，示意我和吉鲁在后面助推。他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右手则拉住半开的车门保持平衡，探出半个身子观察后轮的打滑情况。在石头和干燥沙土的支持下，皮卡“吭哧”一下往前跑了半米，停顿了一瞬间，又无可奈何地向后打滑。这次，下滑的轨迹偏向路的右边，眼看就要撞到山体上，无论是手刹和脚刹都无济于事，无法阻止这眼看就要发生的撞击。

就在右后轮要陷入路边的排水沟之前，挖沟时候堆在一旁的土包又一次拯救了这一车树苗。菲利普又下车看了一圈，决定把车倒到坡底，再做计议。仍是我和吉鲁推车，不过这次我们站在同一侧的排水沟里，把车尾朝远离山体的方向推。海力士仍止不住绝望地侧滑。此时有五个村民正好路过，急忙跑过来帮我们一起推车。人多力量大，两个人是螳臂当车，七个人一起推就完全不同了。车尾向路中央摆动过去，菲利普松开刹车，车顺利地倒回到了坡底。

菲利普让大家分列路的两旁，他计划把车冲上半坡，我们赶在打滑之前，一起上去往前推。这是个糟糕的计划。车冲上来的速度极快，但还没有冲到预定的高度就开始打滑，我们从等待的位置跑下去推车的时候，已经止不住后滑的趋势，菲利普只能倒回坡底。第二次尝试，车又冲得比预想要高，众人赶上去又来不及了，菲利普只好小心地控制着车任由其慢慢倒回坡底。

引擎的持续哀鸣吸引了更多的村民，推车队伍一下子壮大到将近二十人。众人商量出一个“总攻”计划：菲利普把车从坡底再倒回去我们来时的转弯后，以获得更长的加速距离。其他人则从刚才第一次尝试失败开始打滑的位置开始，沿路每隔两三米就站两人，这样无论车最终在任何高度开始失速，都有人可以及时赶到，与火箭发射升空的多级助推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菲利普从远处开始加速，却在过弯的时候因为车速过快，转向过度，一个甩尾，车直挺挺地向另一边的下山路冲去。众人一窝蜂冲下去，好在那侧坡势很平，并无大碍。一片混乱之后，车又回到了起点，众人也各自归位。这一次，菲利普在过弯的时候稍稍放慢了速度，轻度的漂移之后，车身稳定下来，他挂回二档，猛踩油门，引擎轰鸣，冲上坡来。但只过了两秒钟，这雄壮有力的轰鸣就衰变成细若游丝的呻吟。离车最近的几个村民已经冲上去开始推车，引擎始终没有熄火，轮子还在奋力转动。剩下的人也奔过去加力，我都已经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了。两个村民在路边用手刨出干燥的土，沿着车前行的轨迹不断洒在轮子底下。在众人的努力下，皮卡摇摇晃晃地继续前行了十米，但最终不可避免地停了下来。

我们在轮子下面垫了两块石头，放弃对雨季的徒劳反抗，冒着大雨大家开始卸货。这种徒手搬运固然效率不高，但毕竟人手众多，不一会儿就把这一车芒果树苗都堆到了村口的木屋里。菲利普从车里取出一个ITF的横幅，把村民聚到一起，拉开横幅拍了几张照片，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又叫第一排的人去拿了芒果树苗端在手里——尽管搬运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拎着细弱的树干，效率显著提高但会损伤较弱的树苗，捧着底部才是正确的姿势，谁都不想在这些可能会决定ITF后续资助的照片里犯下错误。

但错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保罗打来电话，他已经到了卡塔戈里镇上，绕了几圈找不到我们的办公室。他是ITF的代表，从伦敦过来，检视保莱诺的项目第一年的进展。我们以为保罗会像科斯蒂一样迟到，还在屋里喝奶茶闲聊，磨磨蹭蹭。保莱诺一面飞速起身抓起外套，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一面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五分钟就到了。”实际上因为昨晚大雨，保莱诺怕今天出不去，把斯妲莉停在卡塔戈里镇上，五分钟连车都未必取得到。他一路飞奔，让我和茱利安走小路下去，在公路边的茶叶采购站汇合。

这样重要的大日子，我们迟到了。我们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保罗已经坐在里面了。他戴一副金属圆边眼镜，头顶秃了一圈，和我想象中的英国老头差不多，更瘦一些。幸好一贯迟到的菲利普这次格外守时，撞见了在邮局边上转悠的保罗，给他开了门。茱利安本来走在我前面，但远远看到保罗，急忙回头，从手包里拿出纸巾来擦鞋子——她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正站在一片泥地里。我想起来之前见科斯蒂，茱利安也是同样一身装束，白色的仿毛围巾，黑色五分裙加高跟鞋。这是她见英国人的“外交标准”，只是不太适合在我们即将展开的森林跋涉。

保罗建议我以办公室墙上的组织宣传竖幅为背影，拍一张照片。他转过头问保莱诺：“这是你们第一个国际志愿者吧？我知道你运营的其他项目有过国际志愿者。但这个组织成立以来，这是第一个吧？”保莱诺没有回话，以最小的幅度点了点头。他对于这个问题从不提及，既不撒谎，也不主动承认。哪怕只有我一个外来者在场的时候，保莱诺也极为注重维护这个组织的公众形象。保罗不经意的提问，让保莱诺有些尴尬。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站在竖幅下摆出笑脸，被当做国际化的里程碑记录下来。

保莱诺精挑细选出来三个育苗所，但实地考察还是让保罗十分不满意。保罗站在一个土包上不断用笔在小本子上记着，等到众人都走过了，他叫住保莱诺和茱利安，开始批评起来：每个育苗所的日志都欠缺管理，树苗的进出记录总有缺失，现在每样树苗还有多少存量都不清楚。明年大雨季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做，根本来不及培育树苗。他把笔记本上罗列的问题一样一样指出，不怒自威。保莱诺只能垂头丧气地听着。我来这里这么久，从未见过保莱诺像现在这样服帖。

两个小男孩一直在我们附近转悠。在这偏远的地方，同时看到两个“姆宗古”机会难得。保罗叫他们过来一起拍照，他的老款索尼手机花了十秒钟才打开相机功能。保罗让两个小男孩蹲在树苗后，摆好姿势。面对镜头和所有人的目光，小男孩失去了天真和活泼，有点无所适从。茱利安走过去，让一个小男孩摘下脏兮兮的毛线帽。他顺从地摘下帽子，羞涩地捏在手里。保罗偏喜欢那个脏兮兮的帽子，又叫小男孩戴回去。保莱诺站在一旁，十分罕见地一言不发。

我们各自回车，开进森林。刚坐上斯妲莉，保莱诺就开始抱怨：“保罗真是个严厉的老家伙。”我笑笑，觉得他像极了刚从老师办公室里挨完批评出来的淘气学生。昨夜暴雨，去往森林的土路泥泞无比，保莱诺的小车开到一处陡坡，打滑上不去，又只能倒下来重新尝试，接连三次都不成功。等到保罗回头来找到我们，准备拖车，斯妲莉却一下冲到坡顶。

等我们终于到了森林的大门，又开始落起小雨。瓦为早已等在那里，给我们领路，在肯尼亚山原始森林的交错小径中徒步了一个多小时。我已经来过这片地方好多次，每次都会带上我的GPS，因为我根本分不清这些林中小径。

我还在努力回想路线，眼前忽然一片开阔，到了种树的场地。保罗又掏出小本子，一边记一边说，树苗高低参差不齐，杂草没有处理好，但最严重的问题是树坑挖得太小了。他以前在乌干达种树的时候，标准的树坑是边长60厘米的立方体。眼前的这坑是一个直径不足30厘米的半球体，也就是说深度不到15厘米。保莱诺辩解说，这里通常使用的标准就是30厘米大小的树坑。保罗没有回应，把自己的右脚踩进坑里。这坑勉强容下他的皮鞋。“你觉得我的鞋有30厘米长吗？我这还是量的最宽的地方。”保莱诺不再辩驳，和茱利安对了个眼色。众人面面相觑。

雨势忽大，保罗问瓦为要来潘噶，在草皮上砍出一个60厘米乘60厘米的正方形，再沿着四边往下各砍下去几厘米，用力一挑，把整块草皮掀在一边。雨水打在他身上，顺着外套流到地上。他跪在泥地里，双手持着潘噶，一声不吭地挖着，众人在一边都望得呆了。只有茱利安打着伞，我靠过去小声让她过去给保罗打伞。保罗已经把土刨松，放下潘噶，双手一捧接一捧地把土掏出坑外。

他挖的树坑极为标准，高宽深都是60厘米，四四方方。他用潘噶撑地，站了起来：“我花了多久？三分钟？我是快70岁的英国老头。我相信这些每天干农活的村民比我要快得多。”我看了一眼时间，他大概花了五分钟。保莱诺笑得更尴尬了。

“我们不仅要把树苗种下去，更要考虑存活率，”保罗从背包里拿出水来，但冲不掉手上的烂泥，“这一片树苗今年的存活率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保莱诺凭空想出了个数字。“百分之六十左右吧”，茱利安补充道，她觉得可能是“一半”这个比例太低、太人为。这显然也不是保罗要的答案。

“也许在这里土壤肥沃、雨水丰沛，树苗的生长条件比乌干达更好，但凭借我在肯尼亚山附近别的项目经验，树坑小于30厘米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你看这些种下去才几天，杂草已经长回去了，挖出来的土壤要捣碎，斩草除根。”保罗立在雨中环顾，水滴顺着他的额头滴下来，“这次栽下的树苗里，适合移栽标准的有一半？三分之一？我看到了种树的成果，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些树苗三年后会有多少活下来？十年后又有多少能恢复成森林？”

回程的路上雨势更大，众人低头赶路不再说话。走回茶叶收购站，保罗和保莱诺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各自回车。保莱诺两手搭在方向盘上，长舒一口气，在后视镜里看着我：“呼……保罗真是个严厉的家伙，你说呢？”

一路上保莱诺止不住抱怨。“我也好想每个坑都挖到60厘米的标准，可是现在这种坑让村民们挖一个要2先令，要挖到30厘米见方，那就要5先令。60厘米？呵。”他无奈地冷笑一声。“现在项目目标是种一百万棵树，可光是挖100万个坑至少要500万先令，保罗就要增加预算啊。”

第二天保莱诺、茱利安、吉鲁三人和保罗在鲁年杰斯的办公室里商讨了一整天的预算。我预感到保莱诺不太希望我在场，何况我就算去了也插不上话，便主动提出待在家里休息，躺在床上喂跳蚤看书，偷得浮生半日闲。

傍晚，保莱诺、茱利安和吉鲁回来了，我听见他们从坡底就一路抱怨上来。英国脱欧，英镑对肯尼亚先令汇率暴跌近四分之一，但ITF的资助款项还是以英镑结算，这样预算不仅没有增加，还凭空少掉了四分之一，明年的种树工作更加难以开展。但保罗对此也无能为力，至多只能保持明年资助不变。

第三天任务就很轻了，保罗想拍两段当地生活的视频片段回去，作为项目资料。保莱诺又睡到自然醒，十点钟才起床。中午，我们开车到了瓦为的村子，她先是带我们到一个小学去拍摄，操场上正好有两队小学生在踢足球，临时给保罗扮演了一下未来植树护林的代言人。从学校出来，我们顺着小路下到瓦为家的茶山。保罗想拍一段关于当地茶农生活的记录短片，第一个场景是采茶，瓦为背起一个大茶框，喊来不远处一个正在摘茶的汉子，娴熟地采摘茶树的嫩芽。拍了半分钟，保罗觉得差不多。没有人带三脚架，所以大家只能手持拍摄，画面有些晃动，在小屏幕上看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要在投影仪上放映可能就会显得比较严重了。第二个场景是茱利安站在一大片茶树中央采访瓦为。剧本和问题都没有事先准备好，茱利安一开场就介绍了一大通，保罗打断说，主要应该让瓦为来说。但茱利安毕竟不是专业外景主持人，试了几次都会说错词，不断重来。终于顺利地对话完了，保罗却发现自己正在拍的手机没电了。好在菲利普拿着DV一直在边上拍，算是有了备份。

历经波折波折，临近傍晚时分，保罗此行所有任务都完成了。大家站在一片空地上闲谈，谁都不知道究竟在等什么。这三天，保罗和我单独交谈的机会不多，他其实也很关心我作为外来者对于这个组织的看法。他问我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我说就是有一天随手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看到这里还不错，就写邮件，等了一个多礼拜有人回了。他问我是不是先找到ITF才找到这里的。我说我更偏向于当地的小型组织，一开始就这样打算的，所以是来了这里之后才得知的ITF。“令人惊叹。”保罗感慨万千，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是他们那一代在非洲做公益的人曾经做梦都无法想到的。

他对我的视角和想法颇感兴趣。我告诉保罗，每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是保莱诺、茱利安、吉鲁三人坐在电脑前按计算器算出每个格子的数值，再手动填进去，所以经常出现匪夷所思的错误。我花了两个晚上帮他们优化函数公式、分别教会了保莱诺和茱利安如何使用。说起需要自动化的时候，两人都痛心疾首，但真的教他们的过程中，两人又都有些心不在焉。对于国际志愿者，他们也还没想好到底应该拿来做什么。大多数日子，我就是跟着吉鲁或者菲利普到现场去，或者和茱利安守在办公室里。他们和村民交谈我一概听不懂，让他们帮我翻译，接过半个钟头的谈话，总结下来就一两句。我真正帮助他们做了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除了改进财务报表之外，就是收集了所有育苗所和植树现场的GPS坐标，录入Google卫星地图，再有就是帮科斯蒂测量了整个现场的面积。对于我的写作而言，这种闲逛和观察自有好处，但从公益组织运营的角度出发，就没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了。

保罗听得津津有味，就在此时，盲目的等待被打破了，大家发现人已经齐了，刚才不知道在等谁。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聚拢商量晚上去哪里吃庆功宴。旁边的两头黄牛瞪着我们“哞哞”叫了起来，瓦为砍了两把草拿过去喂给牛吃，牛这才消停下来。“现在每一个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完成了工作，保罗不再是那个严厉苛刻的老头。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一路朝向恩布开去，进城之前转上小路盘山而上，远远看见“山间清风”酒店的大门。菲利普是恩布人，这是他建议的，保罗这几天也住在这个酒店里。进大门之前，茱利安至少感叹了五遍“这真是个好地方”。太阳下山，坐在户外稍有些冷，但大家互相表示礼貌，说自己没问题，最终还是在外头坐了下来。保莱诺要了一杯热奶茶，又是一番从众，大家都点了热奶茶，只有保罗要了冰的苏打水。

吉鲁和保莱诺这些天一直很关心美国总统大选，自从特朗普胜选之后，两人就一直在吐槽，反复争论特朗普如果要把奥巴马遣送回肯尼亚，肯尼亚应该把奥巴马放在哪里。与此同时，保罗和我聊起中国。他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英国主流媒体，我对政治知之甚少，不想给他留下错误的结论，便解释道，大多数中国人不太关心这一事务，日常的抱怨和不满没有形成严肃的思考，与生活更加贴近的事务才是现在中国人关心的。

我则问了保罗关于英国脱离欧盟的看法。他说：“作为公民，我投了反对票，但我完全理解那些支持脱欧的人，我的很多朋友就支持脱欧。实际上，英国从来没能很好地融入过欧盟。欧洲货币一体化、申根协定，英国都没有参加，因此脱欧在我看来并不意外，可以说是迟早发生的必然。但我的女儿在法国上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巴黎，现在法语说得比英语还好，基本上都法国化了。但是英国脱欧之后，和欧洲大陆诸国之间这样紧密的联系恐怕会不复存在。”

保罗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对于异见者的理解分开，十分难得。我也突然明白了他的严厉：一方面，他能理解保莱诺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不易与已经取得成果的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个还在摸索的组织确实没能到他一贯奉行的标准，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主菜陆陆续续上来。我在黑暗之中用刀叉笨拙地吃鱼，偶尔需要用手机闪光灯照一下自己究竟在吃什么。引来众人哄笑。

保罗走后，大家又恢复了每天悠闲的作息。保莱诺回到内罗毕，给波兰大使馆递上了新的项目计划，其中包括了那台从中国进口的煤球机。露西也跟着去了内罗毕，复查眼睛，于是茱利安有了更多的家务要忙，隔两三天才会去鲁年杰斯。吉鲁也找到了空档，可以完成家里前段时间搁下的农活。我则更多地和菲利普一起去现场，希望能够明年培育出更好的树苗。

我和菲利普在一起尤为自在，在他那里，没有任何需要营造的公共形象。他也从来不把我当外国人，换言之，只有他把我完全当成朋友看待。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他骑摩托车载我，我为了安全戴头盔，他说没问题，他有时候也会戴。我的头盔太闷，他说没关系，把他的换给我。我说我想撒农药，他就把喷洒器交给我。他的电脑用电池时一切正常，但是插上电源就屏幕全黑。我发现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但没有网络，也找不到适配的显卡驱动，只能用通用的驱动程序，很模糊，他也无所谓，能点亮就行，谢过我就取走了电脑。

菲利普与其他人关系很差，但还是被留了下来，主要因为他的驾驶和修车技术都无人能敌。有一次，保莱诺从耐瓦沙运援助物资回来，发现刹车有些问题。于是菲利普就去修车行买了一根新的刹车线，顶开前盖，仅用一把老虎钳就完成了更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汽车刹车也是用一根跟自行车类似的刹车线控制的。这辆海力士皮卡的化油器也是菲利普改装的，牺牲了最大马力，但是显著降低了油耗。

有一天，这辆老爷车发动不起来了。平时多点个十几次，总能发起来，今天偏偏不行。菲利普先是用一根管子从油箱里吸出了汽油，再打开前盖，把含在嘴里的汽油直接往化油器里喷去。我看得目瞪口呆，向一个正在点火的发动机里直接用嘴喷洒汽油看起来危险至极，但菲利普显然比我懂得更多。几番尝试之后，发动机又发出雄壮的声音，隆隆运转起来。我仍是一脸震惊，菲利普拿水漱漱口笑笑说：“这就是‘非洲范儿’。”

我心血来潮，说我想试着开一下皮卡。他稍一犹豫，但马上挪到了副驾驶座位。他也不管我是不是真的会开，安之若素。这海力士比我还大一岁，方向盘没有电子助力，手扶在上面可以感觉到轮胎和地上砂石的摩擦，尽管菲利普刚换过刹车线，脚刹踩下去毫无效果，只有继续加力踩过三分之二处的一个临界点才陡然开始制动，化油器经过改装，减小了供油量，但发动机的马力也受到影响，换档的时机要把握得更精确，更要命的是冷车启动有超过90%的概率是点不着的，所以一旦点着了，哪怕去加油或是洗车都让发动机保持运转。

自从上次离开肯尼亚，我虽然在中国和美国开始十几万公里车，但再也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我踩紧刹车，手刹在方向盘的左下方，朝自己拉，吱呀一声——尽管我刹车踩到了地板——车身开始缓慢地往下溜坡。菲利普坐在副驾驶，流露出一丝难得的紧张。好在刹车还算可靠，我慢悠悠地溜到坡底，长舒一口气，正欲加速挂二档，车身哐当一声摇晃，停止了。我踩下离合，怎么都点不着火。

菲利普才想起来，他没有告诉我如何启动这辆车。为了防止偷车，肯尼亚的汽车大多有一个点火前连通电路需要按下的暗藏“机关”。这辆车的点火开关在中控底部靠近排挡杆的一个暗槽里。我按着菲利普指的方位摸了好久还是没有摸到，他却一下子就摸到了准确的位置——“咔哒”——轻微的一声响动。我再一转钥匙，发动机“嗡”的一声，海力士摇摇晃晃地上路了。

一直开到镇上，拐上公路，下坡加速，换到五档，车速到了八十，就有点开始左右摇摆了，过弯时打不动方向盘几乎要甩出去。我的驾驶手感早已经被各种电子辅助系统惯坏了。等到爬坡的时候，速度骤降，只能挂回二档，以20公里的时速龟速爬坡。到达坡顶时，菲利普让我调转车头，回到公路边的茶叶采购站，他把我放下之后开回恩布镇去。我不断观察两个方向的来车，脚下的离合器和刹车有点混乱，还要费劲扭动沉重的方向盘，调头到一半，迎面方向驶来一辆车，我心里一慌，又熄火停在路中间。

来车毫不减速，疯狂鸣笛，我越急越挂不进档。菲利普以为我是点不着火，也凑上前来，按了好几下“暗钮”。千钧一发之际，来车突然一个急转，如游鱼一般避开了，又一个急转回到车道上，长鸣着喇叭耀武扬威而去。我冷静下来，发现左脚忘记了踩离合器，情急之时，自动档的驾车习惯从潜意识里蹿出来，取代了昨天晚上复习的手动档汽车驾驶要领。终于回到茶叶采购中心，我开下路基停下拉好手刹。菲利普说明天早上还来接我，然后换给我开到楚卡去，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心有余悸，跳下车子。三年前在肯尼亚考的驾照，还有一个星期就过期了。我只在肯尼亚开过这么一次车，之后也再没有开过。

8. 归途

雨季一过，山村的生活归于该有的清闲。下一个雨季，所有人必须做得更好，但现在还不着急开始准备。茱利安有了更多时间彻底清扫农舍各个角落。她请了个朋友来帮忙洗地垫、毯子、窗帘和沙发套。朋友叫莉莉，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帮忙洗东西，洗衣机在这里没有市场，一切都是用手洗。穷人无法负担起洗衣机，能买得起洗衣机的人又能以更低的价格雇到洗衣妇。莉莉从保莱诺这里拿到的报酬公道，也可以让茱利安腾出洗衣服的时间去忙公益项目，算是共赢。

我们走到莉莉家要二十分钟，路过一所预备学校，再沿着泥泞小径走下一片茶山。院子里三面都造了房子，朝北山势太陡，只种了些作物，长得也不是很好。边缘上搭了个牛棚，一旁的围栏里养了两只兔子。院子正中央用几块木板搭了个简陋的小亭子，虽不遮风总能避雨，地上不如四周泥泞。莉莉进屋去准备奶茶招待。左邻右舍的小孩听说一个姆宗古来了，都跑了过来，躲在木头柱子后面瞪大双眼，一动不动。这里距离保莱诺家不到两公里，但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到了晚上要点煤油灯，所有的生活用水都要用水桶从河里挑上来。这里的生活和祖祖辈辈没有多大不同。不过，每天去内罗毕的“特快直达”马塔图会从预备学校门口经过，把这里那个充满汽车尾气、智能手机和电子音乐的现代世界连接起来。

茱利安触景生情，说她小时候常去底下峡谷的河里游泳，有时候还会钓鱼。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带我去看一看。她笑笑摇摇头：“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去过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女孩。”

“长大了连鱼都不能钓了？”

“我这么大了再去，会被人笑话的。”

“你带我去，大家只会对我好奇。我很想去峡谷里走走，但下周我就要回内罗毕了，这周六你带我去吧？”

“你不知道，在这里，女人不能游泳、不能去野外钓鱼，也不能骑自行车。除非你是七八岁的小女孩，不然会给人在背后议论的。”她悠悠地说，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恨。她是上过大学的女性，在这片山村里比猎豹更稀有。她曾经在内罗毕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工作。当她描述一个地方很吵闹，她总会说“就像我在内罗毕的公寓窗外一样。”她的工资不少，但又全部交还给那座城市。她决定离开内罗毕，到马赛马拉保护区里的一个小学做公益项目。草原被野生动物主宰，也是在那里，她生发了对于环保事业的热情。所以，茱利安发现我对于树种完全没有辨识能力的时候，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我一开始也是完全分不清树木。你应该随身带一本小本子。不久，你就会发展起对于环保事业的热情。”

去年保莱诺的项目升级成官方认可的非政府组织，茱利安也从马赛马拉回到老家。她住在哥哥保莱诺的房子里，不用交房租，省下不少钱，但也必须重新承担起家务。在露丝被车祸重伤眼睛之后，茱利安要操心整幢屋子的内外家务。她经常八点多做好晚饭，回到客厅里在笔记本电脑上处理白天没写完的项目计划书，毫无心思地扒几口饭。

她只要呆在家里就忍不住要做家务，所以坚持白天要去镇上办公室里工作。早上过了十点，去鲁年杰斯的短途马塔图极少，有时候站在路边等上半个钟头也未必能等到车，只好返回。我觉得在严重超载的马塔图里浪费来回一个半小时毫无必要，向她提议，把她房门钥匙交给我，我把她反锁在里面，等她工作完成了给我打电话，我再去把她放出来。这样不仅节省了路上的时间，还省下来两人100先令的来回路费，可以多吃一顿牛肉。“那完全不一样”，她不为所动。

茱利安爱美，但这里堪称“时尚地狱”。最大的“购物中心”在鲁年杰斯主街旁的市集，来自外国的慈善捐赠成捆的服饰鞋袜在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流入市场变成“米通巴”，分销至此。形形色色的旧T恤衫堆成一堆，绝无重样，鞋子也是每样一双，也卖一些新的假货箱包。二手内衣内裤来路可疑，正规的慈善机构应该都不接受此类捐赠，但它们和比最便宜的全新货品还要便宜得多，当地人买起来乐此不疲，不去深究来历。

茱利安身材高挑，很漂亮，五官之间透着一股英气，如果非洲有淘宝的话，她妥妥可以当爆款模特。她要会见重要的宾客前，总会精心穿戴打扮，但她却只能搭配塑料高跟鞋和塑料首饰，化纤裙子和化纤围巾，也没有什么好的化妆品。对于茱利安，每次森林之旅是一种折磨，是这项工作不得不接受的部分。她爱穿裙子和高跟鞋，背着一个巨大的单肩女包，里面放着一升半的水和她三公斤重的笔记本电脑。我担心她的右侧肩膀不堪重负，劝她买个双肩包，但她说小镇上的双肩包样式太难看，要下次去内罗毕的时候再买。

茱利安的另一大负担是她每次出门都要带的一大串钥匙。这串钥匙呢至少有100把，由十几小串组合在一起。我嘲笑她每天能用上的钥匙不超过五把，却要在包里放一公斤钥匙。她却坚持说，她记得每一把钥匙的用途，带着所有的钥匙给她提供了一种能够随时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的可能性，比如她想要回内罗毕或者任何她的钥匙能够打开的地方，她就可以直接上路。话虽如此，我从未见她出过远门。

她对肯尼亚人的身份认同更是充满了矛盾。她经常向我抱怨这个国家，但听不得我说肯尼亚不好。比如，她认为肯尼亚政治黑暗，却极力主张乌胡鲁·肯雅塔总统的功绩。她承认肯尼亚的民主投票制度是富人的游戏，但仍相信自己的投票至关重要。她不同意我说肯尼亚工业落后，什么东西都无法生产，却坚持认为肯尼亚人只是不愿意生产电脑和手机而已，并不是没有能力。

但这种认同矛盾最典型的体现还是她在后院里焚烧生活垃圾的时候。焚烧点离我的小屋不到五米远，如果茱利安在刮北风的时候焚烧垃圾，我的房间就会在几秒钟里充满刺鼻的塑料烧焦的味道。作为一个提倡环保的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她这样做实在颇具讽刺意味。我向她抗议，像这样低温焚烧垃圾，会不会加快全球变暖我不知道，但是这塑料烧出来的黑烟肯定有毒。还有，焚烧温度不足，塑料没有办法完全降解，渗入土壤，这块地方以后几百年都是不毛之地了。她无视我的抗议，继续把外围还没烧掉的垃圾推进火堆，十足无奈：“我又能怎么办呢？肯尼亚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英国，政府不会来收集、也没有人会妥善处理这些垃圾。”

她好像总是处于不同社会理念冲突的漩涡中央。我总是喜欢拿她开玩笑，但从没有仔细想过，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在各个不同的身份上，做出了多少妥协。

这个时候，莉莉提着装满奶茶的热水瓶走出来，又叫小女儿从屋里拿来一大串香蕉，坚称我至少要吃三根。天好像是突然一下子黑了下去，峡谷和山脉都失去了夕阳下曼妙的色彩，只留下漆黑的轮廓。

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我每天也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可以做。与此同时，床上的跳蚤队伍不断壮大，我的肚皮上叮咬的痕迹已经排成了阵列。保莱诺答应捎我去内罗毕，但因为要和姆望基商讨下一季种树的计划，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要离开的缘故，保莱诺在最后一顿早茶时，讲了许多肯尼亚公益圈子里的肮脏丑恶。

“欧洲有许多公益投机分子，到非洲来寻找项目，拿着这些项目找欧洲的大企业筹款，并作为中间人抽取佣金。以前有一个法国女士，她帮我找到Smart汽车的赞助，但条件是她要分得50%的佣金，而且我要把所有的数字夸大虚报。我甚至没有考虑就拒绝了她。”保莱诺难得这般严肃，“后来我偶然在Facebook上看到，她居然拿我之前提供给她的材料在大学里慈善演讲，把所有的数字都乘以5，成功募集到了捐助。”

“美国也有这种投机者。就在去年，一个华盛顿的公益组织联系我，想找当地的村民拍几组视频。我帮他们联系到了姆牛图下面一个村子，就是我们经常去的那个育苗所。这些美国人来拍了两天。回去之后渺无音讯。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他们靠这些视频虚构出来的项目，得到了15000美元的捐助。那些用双手在土地里付出劳动的妇女，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那些二手衣服‘米通巴’，都是别的国家捐助的，可是到了肯尼亚，就全部放到市场上售卖。”

“还有那些打着保护大象旗号，说要这要那的，都是十足的骗子。我在内罗毕认识不少这样的白人，他们从来不离开高档咖啡馆，就可以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中国要修内罗毕到蒙巴萨的新铁路，立案之初就有大量的动物保护组织反对。他们说新的铁路会影响大象正常的活动。桥洞的设计高度必须要能让最高的长颈鹿通过。他们为了让长颈鹿不用弯脖子，就要让肯尼亚的人民忍受比走路还慢的古董铁路？”

当我问及联合国的时候，保莱诺冷笑道：“联合国是最大的骗子。你去看看内罗毕的联合国山上，那些豪宅，那些豪华购物商场。我们在他们的公益组织列表上，却从来没有得到一点好处。”“英国已经衰败，美国也即将衰败。中国在2019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他用英语预言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英语国家的劫数。当一个人变得愤世嫉俗，通常也变得片面起来——他完全是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捐助，才能把两个公益组织运营至今。

不过，这些公益投机者只是肯尼亚公益事业最为温和的敌人。2017年4月23日，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家库基·嘉尔曼在自己土地上遭遇当地波科特部落牧民袭击。子弹射穿车门，弹向腹部。 73岁的老人被送往内罗毕的医院抢救，奇迹般地生还。早在2009年，库基就曾经被牧民袭击过——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AK-47。一大群人用石头砸她。她死里逃生，但毫不动摇：“毫无疑问，我要继续待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地方——也许在任何时候。”

库基·嘉尔曼出生在意大利，1972年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肯尼亚，在大裂谷里买下了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好景不长，库基的丈夫和儿子在1980年和1983年相继因意外身亡。库基变得沉默，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动物保护的事业中。

库基遭到袭击则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她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压缩了牧民的放牧空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牧民世世代代在此放牧。为了维护土地拥有者的权利和安全，肯尼亚派军队将这些强行进入私人土地的牧民驱逐，但军队一撤走，牧民就携带了AK-47卷土重来，打家劫舍、偷捕猎物，并且杀死了库基牧场上100多头牛示威。

在医院里接受采访时，库基说起农场周围日趋恶化的状况，许多人选择离开或出售土地。但她表示一旦伤愈，就会回到她的土地上：“他们最终会感到厌倦。我知道我会比他们坚持更久。我在内心对此毫无怀疑。”固执的坚持源自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她在成名作《我曾梦见非洲》写道：“我从不觉得自己拥有土地。我不相信我们真的能拥有土地。在我们之前，它在那里，在我们走后，它仍会在那里。我相信我们只能像受托人一样、竭尽所能照料它，穷极我们的一生。我并非生于此。对我而言，能够为一片非洲土地负起责任是我无上的荣幸。”

但其他人就没有库基屡屡逢凶化吉的好运了。1980年，乔伊·亚当森死在了营地里。助手一开始认为她遭到狮子攻击，但警方发现伤口太整齐，不可能是动物造成的。随后，警方逮捕了乔伊曾经雇佣过的一名当地人，以谋杀罪提起诉讼。但法官因凶手未成年，判处终身监禁。乔伊以保护狮子闻名世界，自然也触犯到了当地偷猎集团的利益。她在1960年出版的《生来自由》（Born Free）中记叙了她和丈夫乔治·亚当森共同抚养一只幼狮艾尔莎的经历。故事始于1956年，乔治和另一名动物巡视员射杀了一只向他们冲锋的母狮，但他们发现母狮并非主动攻击，只是在试图保护附近的三只幼狮。亚当森夫妇没有能力抚养三只幼狮，便把较大的两只送往鹿特丹动物园，只留下最小的那只，取名艾尔莎。他们决定在野外训练小艾尔莎生存技能，并成功把她放归草原、融入师群。艾尔莎也成为第一个经过人类抚养长大、成功回到野外生活的狮子。1989年，83岁的乔治·亚当森为了保护他的助手和一名欧洲游客在他的营地附近被索马里强盗杀害。

2006年，传奇野生动物纪录片导演琼安·鲁特在奈瓦沙湖附近的家中，被四名手持AK-47的歹徒破窗而入，射杀在卧室的床上。2007年，尽管没有抢走任何财物，四名嫌疑人以持枪抢劫被起诉，但地方法院法官认为13名证人的证词皆有缺陷，缺乏在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四人被宣判无罪。琼安·鲁特被杀时，本将迎来自己的70岁生日。琼安在被杀害之前的一年间被各种恐吓威胁，甚至入室抢劫。她在卧室的周围墙上加装了防弹钢板，但在有人泄露谋杀计划给她之后，她仍拒绝离开。

一切麻烦始于她在耐瓦沙湖上建立的“小分队”（Task Force）。她设想，既然偷猎者知道所有的门路，那为什么她不能雇佣一些偷猎者来阻止偷猎？她帮“小分队”的15个前偷猎者向政府申请合法化的渔民身份，让他们去保护奈瓦沙湖。2004年，“小分队”卓有成效地制止了奈瓦沙湖大部分的偷捕和偷猎。但2005年初，渔业部门改换新负责人，中断了对“小分队”的支持。与此同时，“小分队”势力渐长，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部分队员开始监守自盗，队长与警察勾结，一手遮天，暗中策划抢劫琼安。

琼安不得不逐渐减少“小分队”人数，直到最后停止了这一计划。但“小分队”成员在偷捕者的群体里遭到敌视，难以谋生，回来找琼安。琼安把大多数队员留在了她的农场上，但无法帮所有人都安排工作，队长切哥只能去开摩托车拉客。

事发当晚，琼安的守卫发现了手持AK-47的入侵者的时候，他手里只有砍刀和木棒，他所能做全部就是向琼安发出警报。此时琼安的保镖正在坦桑尼亚的达拉斯萨拉姆，琼安向他打电话求助。“约翰，那些人又来了！”“关灯，趴在地板上，爬进浴室。”“约翰，救我……”电话的那一头，约翰听到枪击的声音和有人用斯瓦希里语大喊：“开门开门！”

警察赶到的时候，匪徒已经逃跑了。琼安身中数弹，死在了爬向浴室的地上。歹徒们没能破坏门上的钢板，从窗户的缝隙中扫射，命中琼安。警犬追踪到附近卡拉吉塔贫民窟里，抓捕两人，根据两人提供的线索，很快在附近又抓到了另一名同伙，最终抓到了琼安以前的队长大卫·切哥。警方以持枪抢劫的罪名对四人提起诉讼，根据嫌疑犯的供词，他们认为琼安的保险箱里有400万先令，但实际上他们发现只有1.6万先令。琼安的朋友都认为警方的推论完全是胡扯，因为琼安从来不在家里放很多现金，参与行凶的队长切哥肯定知道这一点——抢劫指控完全是为了不牵扯出背后买凶杀人的黑手。包括琼安在内，他的丈夫阿兰·鲁特在10年间已有8个朋友因触犯了偷猎者的利益被杀。

WildAid著名的公益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没有说出偷猎利益链更深层、更黑暗的一面：当买卖的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被杀害的不只是野生动物，试图保护这些动物的人也会被一同杀害。肯尼亚是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但对于偷猎者来说，杀戮从不曾停止。

保莱诺还有点事情要出去，我回到小屋收拾行李。丹尼斯赶在去鲁年杰斯开店前，来和我告别。他在门口不断徘徊，很不自然，让我记得给他带手机来，而且不要让保莱诺知道。他说我还没走，他就开始想念我。

露西也要去开店了，过来把家里的钥匙留给我，叮嘱我离开时锁好大门把钥匙交给保莱诺。她说我下次来的时候要记得给她带中国最好的布料来做衣服。我说中国最好的布料是丝绸，想象出露西穿着一身苏州丝绸去教堂的样子。她没听说过丝绸，强调说，只要是中国的就好。

茱利安一早去了办公室。我把蓝牙音箱留给她，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爱听圣歌，对我的蓝牙音箱爱不释手，每天只要在屋子里，就循环播放斯瓦希里语的圣歌。这些圣歌完全摆脱了欧洲天主教宗教音乐的范式，节奏明快，旋律简单，只有宗教化的歌词和流行音乐区分开来。她在工作的时候，总是放着圣歌，时不时随着圣歌之中精彩之处唱起和声。她说这些音乐给予她内心的平静和力量。不管是开玩笑说的200万先令分期付款，还是1500先令的真实售价，我都没有问她要，把这个小玩意儿留作一份礼物。

我四处拍照片，希望定格这些记忆。我对每个角落都有些不舍，但镜头怎么都装不下吃不完的香蕉、绿油油的咖啡豆、深夜落在屋顶上的牛油果，也装不下凌晨三点打鸣的公鸡，装不下神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在这里，我感受到自然随时节更替，时间也以另外一种节律行进。善良的朋友们总是相信我会回来，给他们带来中国的好东西。但与其说是一种期盼，更像是一种祝福。

我远远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吉鲁走上来扛起我的箱子，我背着自己的登山包，挂着茱利安帮我刷得干干净净的登山鞋。我们走到车边，保莱诺拿出DV说要拍合影。DV是陈年老款，分辨率远不及现在的智能手机。他找了很久设置，才调到拍照模式。我和吉鲁，和保莱诺各合影了一张，三个人一起又自拍一张。自拍的时候，保莱诺和吉鲁笑得特别开心。

玛丽去恩布访友，佩佩还在上学，吉鲁在他家的路口下车，我让他替我向她们道别。他嘟囔一声，头也不回便远去了。从吉鲁家返回公路上，保莱诺搭了一个拦车的路人。那人下车后，我问保莱诺那人是他朋友吗？他笑着说，这里所有的人或远或近都是亲戚，也是朋友，刚才搭车的人和丹尼斯和吉鲁都很熟。到了鲁年杰斯镇上，保莱诺建议我去找丹尼斯和茱利安正式道别。我到丹尼斯的五金店却找不到他，另一名看店的伙计告诉我丹尼斯去吃饭了。我打电话给他和茱利安，都没有接。

我提议去“四星烤肉铺”最后吃一顿烤猪肉。吃肉之间，保莱诺开始抱怨，说菲利普在这次保罗视察期间十分不可靠。早上保莱诺出去处理的就是菲利普的事情。他昨天让菲利普组织去现场发放树种，菲利普早早打电话来说已经去过了。保莱诺早已起疑，要刨根问底，打了个电话给瓦为。瓦为说今天现场根本没有组织村民。保莱诺确信菲利普趁他在内罗毕的时候旷工并非空穴来风，非常生气，说要找人取而代之。

吉鲁、茱利安也认定菲利普想尽一切办法偷懒。我发现这种指责与中国人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并无本质的不同。我始终认为，懒惰是人性共同的缺点，但好的制度可以激发出人勤奋的一面。菲利普的问题根源是工作内容的模糊和管理机制的缺陷。他的职务是“主森林官”，负责所有的实地联络事务。他要和三个森林区域的负责人协作事务，做好日常检查记录，还要管好公益组织自己运营的两个育苗所。尽管菲利普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自己薪酬不满意：茱利安不用每天去办公室，从组织领到的薪酬比菲利普每个月要高出几千先令。

菲利普很喜欢我的手持GPS，因为他经常要去户外工作，所以有这样一个GPS对于标记和记录路线十分有帮助。他询问了关于GPS许多的技术细节，并且说如果我能买到的话，帮他代购一个，但从未问我索要过。而且，他们认为菲利普不守时，或者有时候干脆不出现，在我这个外来者看来，也是他们自身常犯的毛病。

我为菲利普辩护一番，不过保莱诺似乎心意已定，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了两句。我去隔壁小店里买了两瓶汽水，上车继续赶路。天下起小雨，我们经过学校，有一个女学生在路边挥手要搭车，保莱诺却一点都不减速，从她身边疾驰而过。我回头看到女学生在雨里浑身淋湿，问保莱诺为什么不搭她。他说：“你不知道肯尼亚这些女孩子，看上去‘天真无邪’，但总想着男人想要她们。你懂我说的‘天真无邪’的意思吗？你要让她上车了，她就觉得你对她有意思。”

保莱诺把收音机调到放着天主教传教广播，每句箴言都要重复二三十遍。把邪淫归罪于女性固然不对，但为了避免麻烦洁身自好也无可厚非。然而，保莱诺却给我讲了他上周从内罗毕回来的路上，一个匪夷所思的搭车故事。

他当时正开车经过一个小镇，发现路边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要搭车。他把车停下来，让那人上车，这才发现那人没穿鞋子。在肯尼亚不穿鞋子走路大有人在，但这人却穿了袜子。保莱诺告诉我，他当时也在一瞬间产生过让那人赶紧下车的想法，但又想到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比如他去英国只身一人，就体会过这种感觉。他认为这正是上帝给他的考验。他让那人脱下袜子放在口袋里，这样显得不那么可疑。那人下车的时候，保莱诺还给了他30先令。那人身无分文，好几天没吃饭。如果不是保莱诺搭他一程，那人也没钱坐马塔图。售票员只会恶言相向：“你以为这车是用水驱动的吗？”他当时以为这人是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后来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吉鲁听的时候，才知道附近镇上还有个监狱，此人可能是刚越狱跑出来的。不愿意招惹女学生，却愿意搭载一个极为可疑的中年男子——直到最后，我还是没能完全理解保莱诺的世界。

行至一处大镇，路边全是西瓜贩子，保莱诺停在路边按了两下喇叭，瓜农立刻搬来一个大西瓜。保莱诺每次都会在这里给他儿子带个西瓜作为礼物。过了提卡，公路终于变成了八根车道，我嗅到了久违的城市味道。保莱诺仍然保持着60公里时速开在最右边的快车道上，不断被陆地巡洋舰从左边超过。他抱怨，首都附近大家开车太快。雨越下越大，工地烟雨朦胧。保莱诺帮我取下行李，没说太多道别的话，便回到车上调转车头，开进夜色雨雾之中。

因为堵车，我到的比六点开饭时间晚了一刻钟，大家都快吃完了。我跟庄经理打了个招呼，他应了一声，心不在焉地扒了两口饭菜，匆匆离席回房间休息去了。我坐下不久，桌上就剩下四五人，开了几瓶啤酒，嘘寒问暖聊了一阵子。我把肚子上成串的跳蚤包露出来给他们看。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中国菜，但回家从来不需要任何适应的时间。

回到房间，我翻开箱子找出仅剩的一件干净的衣服，仔细确认没有跳蚤的踪迹。洗澡间的灯是坏的，弯头的水管还是没有装上淋浴喷头，水流忽小忽大，水温一如既往是玄学。狗群换了一批，庄经理的爱犬仍是统领。熟悉的朋友也换了一批，新的朋友也很快就要零落天涯。黑暗的浴室里，冷水劈头盖脸浇了下来，时光像是倒转三年，我只是任凭它就这样流淌下去。

我到保安室里，想要找保安姆望基道别。我们又坐在花坛上，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他沉默了几秒钟，问我是不是送了文森特一台手机。我说是的。他问我能不能也送给他一台。我说送给文森特的手机是我以前用的旧手机，但我身边没有其他旧手机了。他问我，为什么送给文森特而不送给他。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的确，姆望基跟我关系很好，他是个十分正直可靠的人。但为什么是文森特而不是他？从内心深处，我觉得文森特更可怜。没有我的帮助，他很可能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困境，而姆望基就算没有我的帮助也已经买了一台智能手机。更重要的是，姆望基高大魁梧，正气凛然，可以在高级保安公司里找到薪酬体面的工作。他存下钱，结了婚，有小孩，生活虽不算富裕，但总有盼头。

反观文森特从波迈特老家来到内罗毕打工，机缘巧合才被牟经理在项目大门招去打扫院子。他老实胆小，一干就是七年。我走以后，再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这些生活区工作的肯尼亚员工，只是一直保持有人每个月把工资打到他们的银行卡里罢了。物价在涨，文森特的工资在三年间却分文未涨。他没有学到新的手艺，多年辛苦忠实的劳动培养起来的信任也将随着项目完工变得毫无用处。我了解庄经理，他对于忠诚十分看重，建议文森特找庄经理谈一次。但文森特胆小，不敢去。

姆望基见我不语，更进一步：“那你把你的手机留给我，你回中国再去买一台。”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完全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温和有礼的姆望基。我断然拒绝，坚持认为送与不送是我的选择。我反问，如果我把现在正在用的手机给他了，那我在回中国的路上要用什么呢？他没有如我预想之中让步：“反正彼得会送你去机场，上飞机不需要手机，回了中国你就可以买新的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肯尼亚朋友们对我的友善会产生一种“凡事问一问总不要紧，万一成了呢？”的心态，但从不会一再施压，这样一来即便我不同意也无伤大雅。我拒绝了他的索求。姆望基难掩失望：“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比其他人都要好的朋友，所以我才来问的。”我强调，我正在用的手机不可能送给任何人。下次我来的时候，一定记得给他带一台我以前的手机。

他失望地点点头，咄咄逼人的神色一下烟消云散，只剩下无限的惆怅：“你不会再回来了，对吗？”

第二天一早，我没让彼得送我，自己叫车去机场。大家都下工地去了，没能一一道别。庄经理没有多说。我记得三年前离别时，他让我不要忘了这群人，有机会要记得回来看看，尽管每个人在其中只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但都意义非凡。现在，他已经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微笑着站在办公室门口右手扶着雪茄向我微微颔首致别。小晁穿着人字拖，眯着眼睛跟我握手。他开玩笑说：“boss，给我二十万年薪随时听候调遣。”我笑笑。他补充道：“二十万先令也可以。”

我在狗舍旁找到了文森特，问他愿不愿坐在我的行李箱里去中国。他先是一愣，摇头笑了笑，眼眶已经湿润。他说，我已经对他足够好了，他很感激，下次我来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学会了中文，准备好了去中国。“再见兄弟。”他用刚学会的中文向我道别。他放下狗刷，用手臂抱了抱我，两个手套小心翼翼避免碰到我的衣服。

候机时，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正好在拍《远方的家》系列在肯尼亚的最后几个镜头，主持人说完了一堆总结陈词，摄影师说要拍最后几个乘客登机的背影。我在队伍的末端被拍了进去。手机关机前，我给迈克发了最后一条短信：“迈克，我要离开肯尼亚了。希望你已度过难关。我这个手机号回中国去就不用了，你往里面还钱我也收不到了。请把它当作一份礼物。”

飞机越飞越高，阳光晃眼，底下的大陆看起来仍然陌生无比。旅游淡季，乘客中大多是返乡的中国打工者。但也有不少肯尼亚人，广州就是他们的中国梦。

自己所见、所闻、所写，不过是浮光掠影。小人物的命运，大历史的进程，都没有显出最终的面貌。我感到发自内心的虚弱，所有的幸福、苦难、努力、困惑都在离我远去。

也正是在这一刻，我看到草原，看到天空，看到海洋。

资料来源与说明

本书不是严格的学术作品，为了普通读者阅读舒畅，资料来源没有全部在文中引用列出。

关于现代肯尼亚史参考了Charles Hornsby近1000页的巨著Kenya: A History Since Independence (2012)，Hornsby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考证十分严谨、详尽，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肯尼亚现代史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关于肯尼亚在英国殖民时代的历史，我主要参考了Myles Osborne和Susan Kingsley Kent合著的Africans and Britons in the Age of Empires, 1660-1980 (2015)。 时至今日，我在肯尼亚仍处处感受到英国人留下的影响。要理解肯尼亚，绕不开英国人。

书中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引用的是联合国公布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另外一些则来自于世界银行的统计。

书中时政事件的来源主要有The Economists, The New Yorker, The Guardian,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BBC, Reuters等。

有关中国和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互动，我参考了Deborah Brautigam的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2009) 和Will Africa Feed China? (2015)。此外，我还参考了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enya (2000)当中china relations的词条。

有关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肯尼亚的故事，都直接来自于奥巴马的自传 Dreams from My Father: A Story of Race and Inheritance (1995)。肯尼亚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对于部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观点，引自他的LSE博士论文Facing Mount Kenya: The tribal life of the Gikuyu(1961)

词汇对照表

肯尼亚通行斯瓦希里语，词汇在汉语中没有统一通行的翻译，因此我在书中只能采用近似音译。同时，肯尼亚的地名和缩写也有很多没有通用翻译的情况，一并收录于此，以便对照查询。人名和书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已标出原文，不收入表中。

原文 | 译名
Adventism | 基督复临派
Ambassador | 大使牌香烟
Batian | 巴蒂安峰
Bomet | 波迈特
changa’a | 甲恩阿（私酿烈酒）
chapati | 贾巴提（源自印度的烤饼）
choma | 啜马（烤羊腿）
Eastleigh | 伊斯特雷
ITF，International Tree Foundation | 国际树木基金
Kamba | 坎巴
KANU，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 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
karugu | 卡鲁古（私酿低度酒）
Kathageri | 卡塔戈里
KAU，Kenya African Union | 肯尼亚非洲联盟
KDTA，Kenya Tea Development Agency | 肯尼亚的茶叶发展局
Keekorok Lodge | 克科罗酒店
Kenya Cane | 肯尼亚之杖烈酒
KFS，Kenya Forest Service | 肯尼亚森林部
Kikuyu | 基库尤
KPCU，Kenya Planters Cooperative Union | 肯尼亚种植者合作联盟
KPU，Kenya People’s Union | 肯尼亚人民联盟
Limoru | 里莫如
Luo | 罗
madudu | 马嘟嘟（一种炖煮食物）
matatu | 马塔图（改装私营出租车）
Mau Mau Uprising | 毛毛起义
mdudu | 姆嘟嘟（虫子，泛指）
mzungu | 姆宗古（外国人）
Naivasha | 耐瓦沙
Nakumatt | 那库马特
Nation Daily | 《民族日报》
ODM，Orange Democracy Movement | 橙子民主运动
Oloitokitok | 欧罗伊托基托克
panga | 潘噶（当地柴刀）
Polish Aid | 波兰政府对外援助
Prestige Plaza | 威望广场
Rongai | 容盖
samosa | 萨摩撒（源自印度的炸物小吃）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 第七日基督复临派教会
Sportsman | 体育人牌香烟
Starlet | 斯妲莉
sukuma wiki | 苏库玛威奇（一种大型菠菜）
ugali | 乌噶里（玉米面糊）
vikiviki | 威骑威骑（摩托出租车）
wadudu | 瓦嘟嘟
Westgate Mall | 西门商场
Westland | 西区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自序（2018）
- 致谢
- 第一部：工地
- 1. 面具
- 2. 回到非洲
- 3. 部落
- 4. 天平
- 5. 枪
- 6. 飞行
- 7. 水至清则无鱼
- 8. 风暴
- 第二部：城市
- 1. 迷宫
- 2. 故人
- 3. 硅草原
- 4. 基贝拉
- 5. 过客
- 6. 灵粮堂
- 7. 海量
- 8. 遗忘
- 第三部：山村
- 1. 姆宗古
- 2. 山村
- 3. 镣铐
- 4. 佳酿
- 5. 哈库那
- 6. 旧神
- 7. 种树
- 8. 归途
- 资料来源与说明
- 词汇对照表